藏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贡献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值得铭记的是，藏族人民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红军以难能可贵的支持，与红军一起共渡难关，粉碎了敌人妄图困死饿死红军于川康藏区雪山草地的阴谋，从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总司令曾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些支援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持及掩护救助措施

　　为了解决红军面临的极大困难，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群众筹粮、筹畜，筹措盐巴、柴草、服装等物资。1936年上半年，甘孜白利寺为红军筹集青稞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红四方面军负责人陈昌浩特为该寺颁发布告以示表彰和感谢：“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切切此布!”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也为红军筹集了150头牛、53匹马和大批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川西北格勒得沙各级政府普遍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为红军筹粮。仅绥、崇两县粮食委员会就为红军筹集了4000石粮食。丹巴县协助红军筹粮25万公斤、食盐2000多公斤以及大批油、肉等物资。道孚县为红军筹粮3000多石。据长征时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的谢兴华回忆：“1936年春天，红军的粮食问题很严重，前方需要供应，后方没有吃的，那时我在负责筹粮工作，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和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的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20多万公斤。”“四大坝的粮食多，糖萝卜也多，又大又甜，前前后后在那一带买的粮食有50万公斤左右。”他还说：“有一次在金川沙尔尼西边，通过一名小头人做工作，就买到藏民粮食2.5万公斤。”红二、六军团在过迪庆藏区时，喇嘛寺主动把1.5万公斤青稞和大批盐、红糖卖给红军。贺龙亲往中甸藏经堂与喇嘛相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向寺庙赠送“兴盛番族”锦幛一面。寺庙高僧送贺龙茶叶2驮、猪肉3驮、砂糖2驮、盐1驮，红军均作价付钱才肯收下。广大藏族人民还冒着风险，不顾劳累把粮食和物资运到前线和红军驻地。黑水县瓦钵苏维埃政府组织了300人，集中附近的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月余，磨面7.5万公斤，然后运往红军驻地。

　　妥善安置、掩护并耐心照料红军伤病员，也是藏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许多伤员被治愈后，重返部队，继续长征。有不少则留在当地，为在藏区传播革命继续工作。红军北上后，仅留在康北的伤病员就达3000余人，他们大多数被群众救护或转移。波巴领导人格达活佛亲自安排200余人的救护队，派手下最得力的喇嘛色波等巧妙地把伤员从甘孜送到道孚县章谷寺，委派那扎夏活佛掩护治疗红军伤员。格达活佛还写信给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请他转告在森林中坚持斗争的红军伤病员：“红军已经胜利抵达抗日前线，开始新的战斗，你们听到这一消息一定很高兴。可是别忘了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还有暴风雨的春寒。”桑根活佛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将他们接到桑根寺一带居住，设法躲开了国民党军阀的搜捕和屠杀。

　　二、为红军提供语言支持并积极配合红军作战

　　红军在藏区开辟工作，辗转征战，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外，还遇到诸如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宗教习俗各异等困难。因此，藏族通司（翻译）、向导在帮助红军战胜种种困难的过程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宝兴藏族青年莫日坚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通过“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夹金山。后来，红军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雅克夏山、昌德山、打古山等时，都得到藏族通司、向导的大力帮助。征服雪山后，红军又来到“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茫茫草原。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大片的沼泽茫茫无涯，可供作路标的树木也极少，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或身陷淤泥，为沼泽所吞没。加之气候变化异常、粮食短缺以及土兵的袭击，给红军过草地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时，只有熟悉草地环境和气候的藏族通司、向导才能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比较准确地掌握前进方向，避开险境。1935年8月下旬，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准备越过草地时，就请了当地藏民——毛儿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扎栋巴为向导，为红军带路。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历尽险阻，终于走出茫茫草原，抵达班佑。红军顺利过境，并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1936年夏初，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进入康南地区时，部队严重缺粮。巴塘县仁波寺的喇嘛拉波亲见红军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藏族群众秋毫无犯，官兵也一起吃苦，又十分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非常感动。于是他不仅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还主动要求为红军带路、当翻译，并一直把红二军团从巴塘送到甘孜。

　　藏族人民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打击敌军，保卫红色政权。其骨干力量就是藏族人民革命武装——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波巴自卫军等。1935年底，由于红军主力聚集于雅安一带与川军作战，金川赤区兵力薄弱。在国民党军阀的唆使下，一些反动土司组成联军袭扰我后方机关及工作队。一次，一股反动武装集结于绥靖后山八步里沟一带，妄图伺机偷袭革命政权。大金省委军事部获悉后，立即派格勒得沙革命军警卫营3个连夜间突击包围，将敌歼灭。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丹巴翻越党岭、西进道孚时，丹巴独立师派一团协助红军与驻东谷沟、托牛沟的李炮冰部接战，使敌遭到重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实施。在康北成立的波巴自卫军，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的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甘孜藏民骑兵队经常击溃敌军骚扰，还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察敌情。

　　三、为红军提供兵源支持并为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红军长期转战使各部队减员较多，急需补充兵员。随着藏族人民与红军的接触，以及对红军的了解，一些藏族青年觉悟提高很快。红军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广泛开展了补充兵员的工作，在藏区张贴了“参加红军十大好处”“欢迎工农与番人加入红军！”“成立番人红军”“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和文告。苏维埃和民族自治政权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首先带头报名参加红军，准备为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作出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属阿坝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人数约在5000人以上。金川县有1000余藏汉民族参军；理县有380余人参军，其中藏族185人；马尔康县的党坝一带，仅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丹巴县有300余人参军；绥靖有700余人参加红军。

　　一大批通司、向导在红军长征途中的危难时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更多的通司、向导则在积极协助红军的过程中，懂得了革命道理，毅然加入红军的行列，他们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为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立下了功勋。例如，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同志，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东生同志，曾任青海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扎喜旺徐同志，曾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州长的沙纳同志，曾任中央民委副司长的孟特尔同志等，都是在川西北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他们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目睹了红军待人和气、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认定红军走的道路才是民族解放的唯一之路，于是自愿投军，在革命征途中经受了锻炼抵达陕北，成为最早一批投身党的事业的藏族革命先驱。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