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色记忆——拜谒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旧址正门和航拍主楼、院落

遵义会议纪念馆外景和内景

遵义会议会场现状和画家笔下的遵义会议场景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曾举行红军干部大会的天主教堂

81年前，在黔北小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早已从课本和艺术作品中熟悉，但实地寻访，仍然让本报记者感到强烈的震撼。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这幢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毛泽东进行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说。

邓小平实地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从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客厅。就是在这间原国民党黔军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会客室里，一个影响了中国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作出了历史性决议。

记者努力想象着那一刻的场景。在那个风雨如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一群衣衫破旧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需要多么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砖木楼房。会议室在会址二层，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复制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屋子的东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

81年前那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门前的大门正上方，挂着一块黑漆金匾，上面“遵义会议会址”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俏俊飘逸、豪放酣畅。讲解员任婷说：“纪念馆玻璃柜里面的题字，是196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题写的，这是毛泽东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这个题字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遵义会议会址门匾上也就是这6个大字，这个门匾也被誉为‘中华第一匾’。”

如今，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有关寻找会址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

原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披露了当初寻找、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的“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的档案线索，有关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记者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邓小平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当年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所住的房间，还找到了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的小小的编辑部。

毛泽东故居再现“担架上的春光”

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2015年1月15日，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经改扩建的遵义会议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展陈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光辉永存”5个部分，运用大量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和雕塑、场景模拟并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今，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部分，本报记者找到了位于新城幸福巷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故居。

2001年，该旧址保护范围扩大，新建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担架上的春光——遵义会议准备工作杂陈”，楼上是毛泽东像章展。

2003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请著名雕塑家在这里塑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的雕像。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后，军委纵队随即于1月9日入城。中央领导成员立即忙着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当时，“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这是一幢建筑精致的二层楼房。张闻天住楼下西厢房。他的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面，楼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们三人住下以后，围绕即将召开的会议主题进行了商议。张闻天根据商议的意见写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介绍，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指挥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展陈史料显示，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很多指挥员、战士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传达时，眼睛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朱德曾为遵义会议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但是，有关遵义会议的记录失落了。薛庆超分析说，红军长征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把中央的秘密文件装在几个铁皮箱子里，红军冲锋陷阵，四渡赤水时，有几匹骡马受惊跌倒在赤水河里，和它们驮的铁皮箱子一起被激流冲走了。遵义会议记录可能就在其中。

另一种可能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曾经把大批中央文件装进一批经过防潮处理的箱子，运到延安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面，挖了深深的大坑，秘密地掩埋起来。后来，等到大家想到这件事，派人到延安附近寻找这批秘密文件的时候，发现经过多次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已经把原来所有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批文件就永远埋藏在延安附近的土地里了。

遵义的许多故居地从此染“红”

1861年，法国传教士傅第业·沙布林首次来到遵义城，在杨柳街租用一间民房作为临时教堂，开始坐堂传教，成为遵义天主教第一位本堂神父。翌年，他在杨柳街北端购得一片土地，并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兴建正式教堂，两年后落成。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将其总政治部机关设于天主教堂院内，并在教堂内召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后，红军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大会，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向红军营以上军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此后还在这里举行赤色工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回山乡革命委员会等机构组织的成立大会，天主教堂从此染“红”。

1978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对老教堂进行维修，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将原建筑砖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后期又在教堂内部神父布道的位置增设毛泽东等人的雕像。该教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旧址”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位于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旧址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 ，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平方米。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后，为了保证部队的后勤供给，红军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当时，由于战争频繁，红军到达遵义时，值钱的东西已经不多，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银行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

“遵义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正式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遵义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告诉记者，因为当时遵义城里有1万多名红军，每个红军身上都有苏维埃币，所以一旦决定发行使用苏区纸币后，它很快就流通起来了。

最让遵义百姓感动的是，由于当时抗战的需要，无法在遵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遵义待的时间并不长。为使群众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致受到损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红军各驻地及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中的“红军票”。

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2002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旧址楼上推出《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在遵义》专题陈列，使旧址成为展示我国新中国成立前金融工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场所。

徐静，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一次会上专门介绍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的文化遗产——

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遵义会议会址。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那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会址。

其次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因为有了黎平会议，中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才有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在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特别多，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巷、红军学校等达数十处。遵义市的湘江河东岸亲水平台边，还修建了一组1公里长的雕塑群，展现长征路上的多场激烈战斗。人们从这里也能读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和红军将领聂荣臻、袁国平、肖华的诗词。

最有意义的是，市区凤凰山旁的小龙山，因为山上建有2000多名牺牲在黔北的红军烈士墓、邓萍将军纪念碑等，数十年来，已经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山。从山下拾级而上，有一座30多米高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