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天使：长征中的女红军

1984年，76岁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怀揣着心脏起搏器，从江西到陕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随后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书。

鲜为人知的是，与他一同出发的还有他的妻子，70岁的夏洛特·索尔兹伯里（Charlotte Salisbury），她以日记的形式详尽记录了重走红军长征路时的经历和遭遇，写下了《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一书。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夏洛特是用女性特有的观察事物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的。在书中，她写道：“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刻地领会到了”，“参加长征的妇女们是尤其令人感动的。”

据相关统计，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人。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有李贞、陈琮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0多人。参加红军长征的妇女，以红四方面军最多，有2000多名，曾编成妇女独立师。参加红25军长征的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名女性，人们称之为“七仙女”。长征途中，物质极度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女红军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和毅力，不仅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还在筹粮、宣传、扩红、照顾伤病员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筹粮的能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邓颖超接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采访。在交谈中，邓颖超说到长征中除了作战外，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在我们到达之前，家家跑光，躲到山上去了。他们把粮食带走，就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粮食是部队的命根子，女同志们发挥自身优势，成为解决这个困难的能手，为了筹粮，女红军们采取了多种方式。

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旺苍县的一个村寨时，得知该地有个横行乡里的恶霸土豪，经过多次侦察，都没有发现他的藏粮地点。女战士郭长春是当地人，为了筹粮，她扮作这个土豪表弟的女儿，另一位女同志扮作丫环，前去探亲。在郭长春的计谋下，把藏粮地点摸得一清二楚，最后与埋伏在外的同志里应外合，收缴了这个土豪的粮仓，将多余粮食分给了穷苦百姓。

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是筹措粮食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进入茂县后，老百姓几乎跑光了，家家户户关着门，偶尔碰到几个人，也是见面就躲。针对这种情况，女红军刘坚后来回忆说，她们将七八个女战士分为一组，分头到深山里去喊话，宣传红军的政策，请他们放心回家，“有时一天做不通，就接连做几天。搞不到粮食时，两三天吃不上一口饭，饿极了就喝口冷水，工作还得照样做。”后来有的老百姓被她们这种工作作风所感动，或者是把自己的粮食卖一点，或者是偷偷跑来告诉她们哪个山洞里有藏粮。为了不使他们受到牵连，刘坚她们通常是绕道而行。

筹粮的工作常常是充满危险的，一个叫吴顺英的女同志筹粮时被地主家绑了起来，地主准备将她杀害，幸亏这家的长工跑来报信，才被及时救出。长征时在总医院二所当粮秣员的李兰香后来回忆时，也讲到一些女同志为了筹粮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十二三岁的小同志张某某背粮过河，走到独木桥中间，因身体衰弱，眼一花失足落下河里牺牲了。董某某同志也才十二岁，在背粮时被敌机炸死。”

类似的情况常有发生，但不论怎样的困难和危险，大家从来不叫苦、不畏难，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刘坚说：“大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工作，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吃点苦，受点累算得了什么。”

宣传的明星

1935年12月27日，中央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向台下的听众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方面，女红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女红军们通过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演说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虽然形式简单，但却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遵义休整期间，她们走上街头，教唱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发放传单等，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许多人踊跃参加红军，其中不少就是以女红军为榜样来投身革命的。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刘群先后来讲道：“就因为我们竭力给各地民众以良好的印象，所以老百姓喜欢我们，整个的长征变成了一个惊人的宣传巡行。”

军内宣传，是女红军们宣传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战斗前，都可以看到女红军们进行宣传的身影。刘坚回忆说，在长征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可以称之为“艺术”了，而从事这门“艺术”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每次部队行军前，我们通常派出一二支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赶在部队即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待部队路过的时候，就起劲地唱莲花落，数快板，当拉拉队，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给部队战士鼓劲。”尤其是宿营休息时，她们却不能休息，她们不顾自身的疲劳，通过说唱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帮助大家消解疲劳、鼓舞士气。

在红军中，康克清、刘英等是做宣传工作的模范，蔡畅经常高唱《马赛曲》等激励大家的斗志。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能歌善舞，更是被誉为“赤色明星”。她不仅会作词，长征中与陆定一一起创作了《打骑兵歌》《两大主力会合歌》等，还带出了一批文艺队伍。后来，她创作了著名歌剧《长征》、话剧《北上》等。

长征中曾任红3军团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长等职的刘志坚后来撰文写道：“做好行军途中的宣传工作，目的是使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振作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不开小差，不掉队。”“做好战前和战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使部队明确每次战斗任务和意义，在战斗中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保证每次战斗的胜利。”女红军们生动活泼的宣传，就是很好地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伤病员的天使

参加红25军长征的女同志只有7名，都是护士，照顾伤病员是她们最重要的工作。长征途中，医护条件极为困难，但她们千方百计，因陋就简，用土办法救护伤病员。用过的敷料消毒后继续用，直到破损得拿不起为止；药棉没有了，就拆掉棉衣给伤员包扎；药品不足，就上山采草药。她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照顾着伤病员，帮助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

其实，在长征途中，各方面军的女同志都是医护工作的主力，她们精心照顾着伤病员。正如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华全双所回忆的：“伤病员铺着我们的被子，盖着我们的衣服。路上没有护士护理，洗伤口、涤血衣、饮水、喂饭，都由我们承担。为了不让伤病员饿肚子，就用裤子装满粮食，挂在脖子上，扛着粮食，抬着伤病员走。休息时，给伤病员演唱自编的小节目，解除他们的痛苦。”

照顾伤病员的女同志们，在伤员多或是没有其他劳力时，还要抬担架。长征途中，女同志们有着“三大员”的称呼：卫生员、担架员、给养员。董必武后来回忆了长征途中女同志抬担架的故事：“值得讲述的，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们。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跟得着前面一副，又怕后面的掉队，跟着后一副，前面又没有人照管……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下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健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的不怕困难，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其中之一就是邓六金。在一次行军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抬担架的一个民夫中弹，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就四处逃散了，邓六金抬起担架就走，膝盖磕破，肩膀磨烂了，累得吐血。有的伤病员看见抬担架的女同志肩膀渗血，脚底板满是血泡，就要求把他们放下，但女同志听了，掉着眼泪回答道：“只要有我们在，就决不会丢下一个伤员。”刘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始终没有丢失一个伤病员。”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称赞女同志们英勇得很，“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长征途中，正是有了女同志们认真负责、精心细致的照顾，许多伤病员才得以恢复身体、走完长征，她们既是部队后勤的重要保障，也赢得了战士们的高度称赞。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性意义，它们更不能描绘出几十万参加长征的部队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长征对女同志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艰难跋涉，她们付出了青春、健康，甚至鲜血和生命；但是，她们又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和考验，正如刘坚回忆所说：“在这场教育和考验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红军这支革命队伍，充满了温暖和阶级友爱，从而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这种精神，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红军将士写就的，在这当中，女红军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