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淡泊名利：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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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在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艰难行军后，他们被称为“革命的火种”。

他们是后人口中的“长征干部”。

但在家人眼中，他们是不能再普通的老人。

从贫苦农民到普通战士到国家干部，在多次身份转换中，他们依然保持初心——不居功自傲，不搞特权，不追名逐利。

是什么，让他们淡泊名利？是什么，让他们保持本色？

“我就是普通革命战士，没什么特殊的”

“官兵平等！”

这是老红军、沧州军分区原副政委钟枝棋在谈到红军和其他队伍最大不同时，脱口而出的四个字。

“那时候，干部看见锅里的饭少了，就放下碗不吃了，让战士们多吃一点。”平淡的话语里，蕴含着温暖的力量。

“咱们平级啊，我也是七级。”

这是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政委曾美第一次见到略显拘谨、木工七级的亲家时说的话。

“别管几级，都是为人民做事。”短短两句，一下拉近了两家的距离。

“不能用公家车，你们自己找车去!”这是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四九七仓库主任张文清去医院看病时，对儿女们的要求。

“我当过红军、年纪大、资格老，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吗？就可以搞特殊了吗？”严肃的语气，让人肃然起敬。

……

人人平等、不搞特权，经过战火洗礼和革命锤炼，这些品质，已经融入他们的身体里、灵魂里，成为无法为岁月磨灭的底色和标签。

“刚从旧军队起义参加红军时，爷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一样的官兵关系。”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孟庆山的孙子孟昱东告诉记者，1931年底，孟庆山随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从没有见过这样平等、融洽的官兵关系。”孟庆山生前曾对初到红军时的感受记忆犹新，“红军队伍里都以同志相称，当官的没有架子，当兵的也不被欺负。”

从那时起，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队副营长，就决定“一辈子跟着红军干”。

而对于老红军、原铁道兵石家庄工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魏传递来说，官兵平等不只是一种感受，更是一段挽救生命的深刻记忆。

因为长时间忍饥挨饿和负重行军，在长征过草地时，24岁的魏传递病倒了。

“一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到早上部队出发的时候，两只眼睛已经肿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牵着战友的衣襟走。”魏传递生前回忆，“这时候黄营长看见了，他二话没说跳下马，想扶我骑上去。我说什么也不肯，黄营长大声说：‘这是命令！’”

就这样，身为普通战士的魏传递骑着营长的马，跟着营部一起行动。三天后，魏传递走出了草地，高烧退了，眼睛也看得见了。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这就是我们的战友！”晚年的魏传递已经记不清黄营长的全名，但“黄营长这样的红军干部”和他们的作风，却成为千万红军干部的缩影，深深烙在了每位红军战士的心底。

在长征队伍里，即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只是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和普通战士一样艰难行军，他们和普通战士一样忍饥挨饿。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要考虑队伍的去向，革命的前途。

“长征路上，我父亲是中央警卫连战士，所以和领导人接触相对较多。”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七五八仓库主任张峰云的儿子张京生告诉记者。

“开始，他们每个人都骑着一匹马。过了些日子，部队没粮食吃，毛主席让把自己的大白马杀了给战士们吃。”张峰云回忆，“那时候经常有战士过来问，‘毛主席的大白马呢’，知道原因后，每个人都觉得难过又感动。”

“除了红军，世界上去哪找这样的队伍，这样的领袖？”生前每谈及此，张峰云都会激动。

除了“毛主席的那匹大白马”，在张峰云长征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王稼祥。

“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提起王稼祥：‘他脸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斯斯文文的，对战士们很亲切。’”张京生说。

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带着重伤参加长征的。但他从不和战士提自己的伤势，反而时常关心战士们的身体。

“看到我们，王稼祥总是主动打招呼。晚上，他不顾身体不适，经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战士们。有时在宿营地遇到王稼祥，他也会问上一句：‘晚上洗脚了吗？’”多年后，张峰云仍记得王稼祥每一句简单而平常的问候。

王稼祥的平易近人不仅体现在言语上的关心。“过草地时，经常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员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战士们身上暖，心里更暖。”

“我就是普通革命战士，没什么特殊的，更没什么特权。”见证过红军高级将领作风的张峰云，一生都在用这句话提醒自己。

在万里征途中，每位战士都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并传承着这支队伍的组织、纪律和作风，经历着精神的磨炼和思想的升华。

而在张文清的记忆里，让他心灵最受震撼的，是“第一次见毛主席时，他身上那件破旧的军装”。

“我记得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刚在陕北甘泉县与我们红二十五军会合不久，我在徐海东军长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一身破军装，是缴获的国民党军装，在烤火时不小心还烧坏了。”虽然之前对中央红军的艰苦处境有所耳闻，但张文清仍不敢相信，“毛主席居然穿得如此寒酸，几乎和普通战士无异”。

“父亲当红军前学过裁缝，当时在红二十五军后勤部门工作，徐海东军长便让父亲给毛主席做一身新军装。”张文清的小女儿张亚勤告诉记者，“没想到，毛主席居然立刻拒绝了，他操着一口湘音说，‘男子汉干女同志的活儿蛮好，我们做革命工作就不能分高低贵贱，但给我做衣服就不必了。现在中央红军都在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我怎能搞特殊呢？’”

“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人，让人做一身得体的军装，都成了‘搞特殊’，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张亚勤感慨。

“毛主席都不搞特殊，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特殊呢？”张文清这句发自内心的话，至今震撼着人们。

“我能活下来就算幸运了，还要求什么别的吗？”

“在2015年去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是在河北休养的级别最高的军队干部。所以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会觉得我家不一样，有点‘特权’，其实根本没有。父亲的生活和普通离休干部没区别，就是普通的一日三餐，养花、种菜，锻炼身体。”曾美的大女儿曾丽明告诉记者。

“父亲从不追求名利，物质上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他总说：‘国家给了我地方住，让我能吃得饱就行了，多余的东西咱不图。’”

在曾丽明看来，这是一种历经生死之后的超然。

“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啊，我能活下来就算幸运了，还要求什么别的吗？”曾美生前曾这样感慨。

而让曾美最难以释怀的，是他牺牲在长征路上的两个亲兄弟。

“父亲的两个兄弟都牺牲了，连葬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他生前每次提到这件事，都会眼圈泛红，声音颤抖。”曾丽明的语调低沉了下来。

“父亲有兄弟五人，其中三人参加了红军。父亲说，他弟弟参军时才十五六岁。”曾丽明回忆。

因为年纪小、身体弱，长征开始不久，曾美的弟弟就因生病掉队了。“我们住下后，他知道我在红军总部工作，就找过来了。他又黑又瘦，发着高烧，背个米袋子，还有个军号。一进门他就躺在地下了，我扶他到我们睡觉的稻草上面。他只是要喝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曾美生前清楚记得这些让他痛心的细节。

拂晓时分，部队要出发了。曾美的弟弟还是无法行走，万般无奈的曾美只能忍痛跟部队出发。

“我当时告诉他，‘你慢慢走吧，之后跟过来。’”曾美回忆。

然而，他的弟弟再也没有跟上队伍。直到解放后，曾美四处打听，才知道弟弟病死在了半路。而曾美的哥哥，参军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肯定也牺牲了，我们兄弟从小感情就很好……”

对红军战士来说，遇险和牺牲，曾是他们每天要经历和面对的常态。

“父亲戎马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生死考验，光在长征中就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救过他命的两位战友。”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方明的儿媳秦保华说。

在四川的一次战斗中，张方明所在部队和敌人遭遇激战小腿受伤，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敌人冲上来了，感觉那刺刀光芒都临近了，可是偏偏怎么也跑不动。我当时想，这次完了，要牺牲在这里了。”张方明回忆，“危急时刻，一个前两天刚负伤、头上还缠着绷带的战友冲过来，背起我就跑，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后来父亲被送到医院救治，但刚刚换完药，因前面战斗失利，敌人又冲了过来。父亲动也动不了，这时候进来几个人，其中有个大个子，背起父亲就跑。”秦保华告诉记者，张方明直到去世都不知道那两位战友的名字。“这也成了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

“我的命都是战友给的，不然都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还图什么？”秦保华对张方明的这段话记忆犹新。

历经生死考验的人，看待名利往往不同常人，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超越生死的人生感悟。

99岁的老红军、河北省物资储备局原局长秦光安然地靠在椅子上，满脸的笑容，慈祥的眼神，让人感到温暖。这样的秦光，看上去和任何一位普通的和蔼老人没有区别。外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位经历过长征、杀敌无数、几次死里逃生、至今身体内还残留着许多弹片的战斗英雄。

“九死一生都不足以形容父亲的经历。”秦光的女儿秦爱华告诉记者。

长征期间，作为部队旗手的秦光就多次经历恶战。但他经历过的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长征途中，而是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

那是后来被评价为抗战期间鲁西最惨烈战役之一的“苏村阻击战”。在那次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鲁西军区特务第三营第九、第十连共131名指战员牺牲123人，仅8人生还。

秦光就是幸存者之一。

“敌人攻势凶猛，但是我们寸步不让，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从阵地战打成了巷战，我们特务营也仅剩下了20多人在苏村西南角顽强抵抗。敌人向我们施放毒气，我们用湿手巾蘸上肥皂水和大蒜汁，捂在鼻子和嘴上，坚持战斗。后来，敌人扔进一颗毒气弹，我们晕了过去。”秦光回忆。

醒来后，秦光发现自己和战友们被反绑双手集中在一起。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将这20多个中毒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分批压到苏村东南麦地进行屠杀。

“我和另外6个同志被分到最后一批，我被押在最后面。我见敌人用刺刀捅我的战友，倒在地上的战友还被敌人补刀。敌人用帽子擦刺刀上的血。”惨烈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

“当时我想，不能像绵羊似的死在敌人屠刀下，就算死也得浪费敌人几颗子弹。想到这，我大喊：‘同志们快跑！’大家立即分散跑开，敌人慌忙中向我们开枪。”秦光仿佛回到了当年。

刚跑了几十米，敌人的一颗子弹穿透了秦光的左肩。他踉跄着继续跑，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背，秦光一头栽倒在地。秦光仍不甘心，挣扎着猛一翻身，他看到敌人明晃晃的刺刀正对着他的头。秦光对着敌人破口大骂。“啪”的一声枪响，子弹从秦光的右脖颈进入，左背打出，他当即昏死过去。

万幸的是，敌人离开后，秦光奇迹般苏醒，还被老乡救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从来没有以权谋私，生活上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现在他年纪这么大了，每天固定的‘营养品’也只是两个煮鸡蛋。”秦爱华说。

对这些历经无数生死考验的红军战士来说，一切名利，不过是眼前的浮云。

“党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

此次记者采访涉及到的大多数老红军战士，都曾有过被降级使用的经历。

建国后，曾美本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河北省军区组建时，领导说，那里力量比较薄弱，你去当政委，干几年，把班子建起来。

按正常人的理解，这一职务调整是降级了。可曾美二话不说，打起行李就出发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张峰云被派往灵寿县陈庄镇当营长，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1937年冬，晋察冀军区供给部接收了阜平县被服生产合作社，想从部队中选调懂技术的老红军充实到工厂（此后改称被服厂），领导想到了张峰云。

在作战部队打了一辈子仗，谁愿意去被服厂工作呢？可张峰云接到通知就去赴任了，还把被服厂办得红红火火。

1957年8月，张峰云调任后勤部石家庄仓库管理处副处长，主持日常工作，管辖河北、山西的八个仓库。但没有多久，仓库分归各部门管理，石家庄仓库管理处就被撤销了。上级决定将张峰云留任石家庄七五八仓库当主任，张峰云又是欣然受命。

“这已经是父亲第三次被降职使用了，他就是这样，从不讲条件，哪里需要组建新单位，开辟新局面，领导就派他到哪里去。”张京生说。

秦光也曾被多次降级使用。在东北民主联军，他被总后勤部派到绥芬河新建油库当主任。到了以后，当地口岸办主任说，我们找了一个会俄语的同志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行吗？行！秦光的回答干脆利落。

“按今人的眼光，像父亲这样的老红军，对他们降级使用是无法理解的。可父亲却不这么看，在他心里，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项纪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秦爱华说。

“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资历老、经验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其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后来在一些岗位上可能不如年轻人，根据实际情况降级使用没什么，这样才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嘛。”秦光说起这段话来很平淡。

一些老红军，后来在平凡岗位上工作，默默无闻、甘于平淡。

今年105岁高龄的华北制药厂离休干部陈发云是我省目前已知唯一健在的女红军。

“母亲是四川通江人，1933年参加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她转业较早，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几个企业工作过，后来调到华北制药厂。”陈发云的女儿尹春光告诉记者，“母亲对往事几乎只字不提，她参加长征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知之甚少。”

陈发云的爱人、1995年去世的尹金生也是一位老红军。

“我父亲也是四川人，随红四方面军参加的长征，到达延安后任中央干部大队总务科长。西柏坡时期，他曾担任中央行政处（办公厅）业务处处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的行政生活及安全保卫工作。上世纪50年代华药筹建时，他从石家庄市总工会主席的职位上调任华药副厂长。”尹春光介绍。

“在外人看来，华药副厂长已经算高级领导干部了。但实际上，按他的资历，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去处，是他说自己文化程度低，主动要求降级使用，这才去了华药。”尹春光说。

从1952年工资待遇定级，到1982年从华药离休，尹金生有过5次工资调级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而且是老两口都不调级。“把机会留给普通工人吧。我们一个人不涨工资，可以给七八个普通工人涨。”

更难能可贵的是，长期在华药担任领导职务的尹金生，从没想过给自己同为“长征干部”的爱人特殊待遇——直到离休，陈发云始终是华药行政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党有党的纪律，国家有国家的考虑。我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党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因为身体原因，陈发云已经无法接受采访，但她之前和儿女们讲的这番话，却言犹在耳。

什么是平凡而伟大？陈发云和众多老红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