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日记：红军经过班玛的珍贵史料

80年前的7月，三万多名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在红军总部朱德等率领下长征来到了青海班玛一带。

虽然反映这段历史的史料十分稀少，但我们还是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发现了一些指战员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了红军经过班玛的印迹。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长征日记看到红军在班玛的艰辛历程。

那么，到底有多少长征日记记载了红军经过班玛的经历呢？我们翻阅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有关长征的日记，从中发现以下五本日记记录了红军经过班玛的经历。这五本日记是：关向应的长征日记、陈伯钧的长征日记、张子意的长征日记、左齐的长征日记和王恩茂的长征日记。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这五本日记对红军长征来到班玛的记述。

第一本日记是时任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关向应的日记。虽然日记中反映这段历史的字数并不太多，但是这为数不多的记载，足以再现红军在班玛的艰辛历程。

关向应是随红二方面军六军和三十二军长征来到班玛的，所以他记载的也是六军和三十二军在班玛的历程。日记中写道：“7月13日，……行军约120里到绒玉（今班前乡）。18日，……因该地区居民很少，有点粮食全为前边部队通过时收集走了，所以大部分部队采野菜做干粮……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风时雨，时雪时雹，红军指战员深受其苦。”字里行间说明了红军在班玛行军时，不仅缺粮，而且深受变化无常的高原气候影响。然而红军指战员们并没有气馁，而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战胜了眼前的困难，顺利通过班玛继续北上。

第二本是时任第六军军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陈伯钧是惟一一位在三个方面军中都担任过军级干部的革命家，早在1932年7月，他就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军长。1934年2月，受王明“左”倾领导者的打击，调任十三师师长，10月参加了长征。1935年7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他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主要进行部队整训和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1936年7月初陈伯钧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担任军长。老井冈山出身的他因为战功卓著被毛泽东誉为红军中的“干才”。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除生重病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坚持每天写日记。长征经过班玛之前，由于刚到六军，所以他的日记记载了六军在班玛行军的历程。日记虽然很简明，但还是记载了部队在班玛的行军时间和路线。日记中写道：“7月13日，行军———由西倾寺经鱼头寺翻两小山下陡坡到绒玉，约百里。7月16日，行军———由绒玉翻两个小坡到王楼，约50里。7月17日，行军———由王楼翻一大山沿河向上游行至哑龚寺，约60里。7月19日，行军———由哑龚寺进沟50里到作木沟露宿。7月20日，行军———由作木沟翻作木岭又翻两小山到无名坡露营，约80里。7月21日，行军———顺河而下约40里再折北到长梁子山，约50里。”上述记载的地名除了西倾寺、鱼头寺在四川境内，其余地名都在班玛。通过日记我们清晰地看到，红军在班玛境内行军的艰辛，几乎每天行军都在50里以上，道路崎岖，不是翻山就是越岭。行军的艰难阻挡不住红军指战员们北上抗日的决心，经过十多天的行军，红军部队走出班玛继续北上。

第三本是时任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长征日记。张子意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农民运动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

张子意的长征日记是青海省史学界最早看到的红军进入青海的日记，并多次被青海省史学工作者引用。与时任六军军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相比，他的日记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更清楚、更详细。日记不仅清楚地记载了部队在班玛的行军时间和路线，而且还详细地记载了部队筹粮情况和天气恶劣的状况。通过翻阅他的日记可以看出，部队在班玛的十几天当中，行军的时间多，休息的时间少。休息时部队还要筹粮，因该地区在马家军阀的统治下，赋税徭役很重，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部队在此仅筹到耕牛百头，粮食千斤，这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求。而且七月的高原天气变化无常，这给部队行军和休整带来不少困难。在缺粮和变化无常的天气下，部队经过连续多日的行军已相当疲困，掉队死亡现象也极严重，但是，有钢铁般坚定意志的红军指战员们并没有被这艰辛的困难所打倒，而是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继续前进。

第四本是著名的军旅书画家、独臂将军左齐的长征日记。他曾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并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此期间，他曾用步枪击落一架敌机，被军团长萧克赞扬为“步枪打落飞机是全军首创”，得到了全军通报嘉奖。

左齐的长征日记字数不算太多，但内容十分生动活泼，对我们了解和丰富红军长征途经班玛的艰辛历程在史料上更添了一笔。途经班玛期间，因忙于宣传工作，左齐没能坚持每天写日记，而是采用几天集中写一篇的方式记载了这段历史。在这期间共写了7篇日记，每篇日记都简明扼要地记载了部队所面临的情况。如：“7月10日，……没有筹到粮食，各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7月17日，是夜，风雨、冰雹交加，全军人员浑身湿透，寒冷难耐。”可以看出，部队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行军实属不易，其中的艰辛更是难以想象的。

第五本是时任六军后勤部长王恩茂的长征日记。王恩茂是建国后我党著名的副国级领导者、开国中将、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日记在这五部日记中字数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因此红军在班玛的很多历史通过这部日记得到了印证。翻阅他的日记我们不难看出，记载最多的内容是部队在该地几乎筹集不到粮食，仅靠吃野菜过日子。

日记也详细记载了天气状况，如：“7月19日，到达该地不久，即大风大雨，并下大冰雹，坠头很痛，这夜露营，打得满身通湿，早晨起来特别寒冷，大有如我家乡三冬气候。”这样恶劣的天气对红军指战员们是极大的考验，但是雨过天晴，天气转暖，红军指战员们就会精神十足，脸上洋溢着欢乐。

通过研读这五本长征日记，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红军在班玛的行军是艰苦而快乐的。所说的艰苦包括：一是筹粮之艰苦，这是五本日记中反映最多的内容，也是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二是道路之艰辛，高原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雨时晴，昼夜温差大，这给红军在高寒缺氧的草地上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说的快乐是红军指战员们在极度苦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放弃，乐于吃苦，敢于战胜一切困难。

通过这五本日记，我们能看到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的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缅怀为长征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