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由此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心脏，也是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党中央在这里建设了一支精悍的新闻宣传队伍。

　　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信“笔和枪一样是战胜敌人的两种锐利武器”，他们在潮湿的洞穴里创办通讯社、建立广播、发行报纸刊物，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士气，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对报刊工作的领导，1936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保安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和中央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

　　1937年1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由保安迁到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

　　《解放》周刊是党中央在延安出版的颇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刊物，于1937年4月23日创刊，张闻天任主编，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该刊除刊登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外，还辟有“时事”“短评”“翻译”“文艺”等专栏，是当时深受八路军指战员欢迎的刊物之一。

　　《解放》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还在重庆等地翻印，发行量最高一期达5万份之多，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将《解放》赞誉为“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

　　1938年12月以后，党报委员会没有具体的负责人，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为主任。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和调整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

　　延安时期的新华通讯社

　　新华通讯社是中共中央重要的通讯宣传机关，其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

　　当时，红中社的主要业务：一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二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编印成《无线电日讯》送中央领导人参阅；三是通过红军总部电台发布新闻。

　　1934年10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新闻播发停止了，但抄收新闻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11月，红中社在瓦窑堡恢复发报和出版《红色中华》报等工作，社长由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任质斌兼任。1936年春任质斌调总政工作，向仲华调任红中社社长。

　　红中社在瓦窑堡和保安时由于人员少，白天采访搜集资料，晚上刻印，工作非常艰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红中社成立了西安分社，由李一氓负责，工作人员有陈养山、陈克寒、布鲁。他们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红中社的新闻和我党的文告、宣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当时，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严密封锁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对西安事变大肆造谣攻击。西安分社的宣传，对中外舆论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谣言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年1月，红中社由保安迁到延安，并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负责外电翻译工作，他能翻译英文、德文以及日文。通常，在翻译了几种文字的电讯后还参加编辑工作，他写的标题很尖刻、很风趣，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工作。

　　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新闻台有一名在押“犯人”叫何柳华。他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译电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当时廖承志等抄收和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爬雪山过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作的动员报告中，引用的就是这些国际新闻材料。

　　1937年10月，廖承志调走后，沙可夫任社长。1938年4月沙可夫调任鲁艺副院长后，向仲华任社长。

　　延安时期的党报

　　党中央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先后恢复创办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

　　《红色中华》报是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最初是周以栗主笔，后由梁柏台主笔。在瓦窑堡复刊后，《红色中华》报由中华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任质斌负责，复刊号沿用长征前的期码，为四开油印，逢一、六日出版。1936年向仲华接替任质斌负责《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报纸也改为逢三、六、九日出版。

　　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与新华社分立后，《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李初黎任主编。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写了报头并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一枝抗战的生力军。”

　　19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报刊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中央级的刊物都是刊期较长、以理论宣传为主的杂志。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只是四开版的小型三日刊，显然篇幅和期刊已不能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加之，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后处境非常险恶，报社处在敌特警宪的严密监视中，报纸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连正常的发行都遇到了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创办一份大型机关报，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

　　《解放日报》的改版

　　在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句话就是：“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

　　然而，《解放日报》在创办初期，虽然担负了党报的任务，但尚未完全尽到党报的责任。

　　首先在版面的编排上，《解放日报》一直遵从“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的固定模式，以国际报道唱主角。其次在内容上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

　　报纸创办之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解放日报》对此并未作报道。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解放日报》只在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条简讯。对一些反映党的政策、牵动边区千家万户民生大计的重要新闻，《解放日报》往往不做大力宣传。

　　因此，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召集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70多人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了《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会上，博古首先汇报了《解放日报》创刊10个月的工作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诗人柯仲平、作家萧军等各方代表都对报纸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在确定改版方向的讲话中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冷嘲热讽是暗箭，是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在博古、余光生等人的带领下进行了艰难的改版工作。4月1日，《解放日报》改革版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社论《致读者》针对党报如何才能成为党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首次提出了党报必备的四个品质：坚强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至此，从延安时期到现在，这“四性”始终成为办好党报的重要依据。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无论是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边区建设还是根据地人民的英勇事迹等宣传都有了新的突破，报社工作有了起色。9月15日，毛泽东给凯丰的信中谈到“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社工作有进步，可以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解放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做好了边行军、边出报的准备。3月14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了最后一期后，撤离到子长县的史家畔、冯家岔继续出版。

　　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出版了第2130期后停刊，报社人员编入新华社。至此，延安《解放日报》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边区群众报》的创办

　　当年，陕甘宁边区还办了机关报——《边区群众报》，它是在毛泽东普及大众文化、普及边区文化教育的宗旨下，由毛泽东倡议而创建的。

　　《边区群众报》创办于1940年3月25日，由“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主持创刊，报纸由大众读物社报纸科出版发行。毛泽东为报纸起名并题写了刊头。1942年2月正式成为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后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

　　《边区群众报》成立时，社长周文，主编胡绩伟。

　　周文的原名叫何开荣，是我党早期革命家、作家、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杰出开拓者。1934年3月担任中国左联组织部长，在鲁迅的指导下从事大众化运动，曾将《铁流》《毁灭》改编为大众读物。

　　1940年，周文奉调延安，筹办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在主持出版《边区群众报》的过程中，他按照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引导边区初步形成了一个大众化文化新体系。

　　《边区群众报》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了党报的群众性，即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识字不多的人能看懂，因此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它突出的办报特点是用群众的语言创办群众的报纸。鼓励报社人员将陕北话、陕北音乐、陕北民歌作为必修课学习，报纸语言要使群众“看得懂、说得出、听得惯、写得来”。每出一期报纸，编辑人员须集体审稿，并将报纸念给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人来听，听懂后方可定稿。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上，《边区群众报》曾获得特等文教模范的光荣称号。当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谜底：《边区群众报》）。

　　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间，《边区群众报》与新华社西北分社、边区新华书店合并为西北新闻出版社，共100多人，坚持出刊。

　　1948年1月，《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再次由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沟题写刊头。同年4月，延安解放后，群众日报社又回到了清凉山。1954年10月，《群众日报》改为现在的《陕西日报》延续至今。

　　《人民日报》的诞生

　　在我党的报业发展史上，《人民日报》的创刊，同延安也有直接的联系：一是它和延安《解放日报》有着密切的历史沿革关系；二是毛泽东在延安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名；三是《人民日报》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也是由延安清凉山培养和输送的。

　　1946年4月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枣园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正在筹办一份机关报，便请毛泽东题写报名，叫《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毛泽东说：“报纸名称不一定都要冠上地名，为什么你们不能叫《人民日报》？”毛泽东又问薄一波，这个名字有没有人用过。薄一波回答说：“好像没有听说谁用过。”于是，毛泽东提笔一连写了5幅《人民日报》报名，让在场的人帮助挑选。

　　1946年5月1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邯郸创刊。1948年5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6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人民日报》与晋察冀中央局的《晋察冀日报》合并后，创办了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那时，中共华北局的《人民日报》担负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责。

　　从1949年8月1日起，《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出版事业的发展

　　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发行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939年3月，为加强党对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的领导，中央书记处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6月开始组建，9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办公地址在延安北门外西沟右侧的半山坡上，即今日延安机械场山坡上。

　　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后，接替党报委员会主管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边区各单位的报刊，发行部每天都有专人送到中央通讯站，然后由各单位的人到中央通讯站凭证领取。发送国统区的报刊图书，从国民党设在延安的邮政局邮寄。由于国民党经常查扣邮寄的报刊图书，后来要通过地下交通发送，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等进步书刊还要进行伪装后，才能发行到国统区等地。

　　新华书店，是中共出版发行部对外的发行机构。抗战爆发前，延安曾先后成立了光华书店、韬奋书店等经销单位，为统一发行机构，加强领导，在筹建出版发行部的同时，新华书店于1939年9月1日正式成立开业。

　　中央印刷厂的前身是边区印刷所，主要印刷货币，所长贺子珍。贺子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她带领十几个人，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的数量和质量，忙得连家也很少回，就住在印刷所旁边的小屋里。于是，毛泽东经常晚上办完公，到印刷所来看她。

　　1937年1月，中央印刷厂在清凉山成立。该厂主要承印《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共产党人》《今日新闻》《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文化》等报纸杂志、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各种政治理论、文艺史地书籍、政令文件、干部读物、课本教材、救国公债券、粮票等。内设六个部：印刷部、机器部、排字部、装订部、铸字部、刻字部。祝志澄、李长彬、万启盈先后任厂长。

　　中印厂职工最多时有300多人，分机器部、排字部、刻字部、铸字部、装订部等部门。后来还在安塞高沟口建立分厂。

　　当年，为提高印刷水平，工人们土法上马自制油墨、土裁纸机、切书机，发明新式筒便油印机，改革字架。还创造用自制毛边纸代替进口薄型纸制作纸版，此项技术发明填补了当时我国印刷制型材料的空白。毛泽东1944年曾为中央印刷厂题词：“艰苦奋斗”，并指示：“印刷厂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抗战初期，边区用纸全靠从外地输入。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印刷用纸成了最大的困难。后来，延安自然科学院华俊寿等研制成功用边区普遍生长的马兰草造纸，才解决了边区用纸的困难。

　　马兰纸吸油墨量大，印刷用的油墨又成了问题。做油墨的主要原料是烟灰、油和松香。蓖麻油和松香陕北有，就是烟灰不好办。开始收集老百姓烧饭的锅底灰，可沙粒太多，不能用。后来用延安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渣油，烧制成了烟灰。有了油和烟灰，还要有一个机器把烟灰和油完全溶合在一起，才能制成印刷用的油墨。经过延安著名工程师沈鸿的研制，造出了一台轧油墨机。中印厂用自制的油墨印书、印报，一直到抗战胜利。

　　为提高排字速度，同志们对原有字架进行了改革：将通常使用的9000个汉字分为最常用字、常用字、备用字和部位字四类进行排列，大大提高了拣字和还字的速度。这种字架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延安式字架”。新中国成立后，延安式字架被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

　　当年在延安除中印厂外，还有隶属边区银行的光华印刷厂和隶属留守兵团的八路军印刷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人旗帜”赵占魁，是西北农场翻沙工人，由于他在历届劳动竞赛中的优异成绩，成为边区工人的模范，毛泽东称赞他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1942年，三个印刷厂之间、部门之间，掀起了生产竞赛热潮，涌现出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推动了延安印刷业的发展。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3月14日，中印厂印完最后一期《解放日报》后撤离延安。在此之前，中印厂在子长县魏家岔和冯家岔建立了战备分厂。在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印刷厂的重要骨干，组成工人游击队第一支队在厂长万启盈带领下随军转战。1947年11月，中央印刷厂奉命在米脂县杨家沟恢复生产，排印《今日新闻》和中央文件等。

　　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后，中央印刷厂由西北局领导，后来成为西北印刷厂。

　　（刘妮， 本文资料由延安新闻纪念馆提供，作者系纪念馆前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