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奇兵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时，钦佩地说：“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请问，这三场战役是您指挥的最满意的战役吗？”不料，毛泽东微笑着摇了摇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出奇兵。81年前，红军在川、黔、滇三省，乌江与长江之间的狭小地域内迂回穿梭，在十倍于己的敌军中千折百转，两次入川，两占遵义，大战娄山关，四渡赤水河，跳出合围圈。

在四渡赤水创造战争传奇的过程中，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部队——军委二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赤水河两岸架起了“红色电波”，成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为红军的行军打仗点亮了一盏“照路明灯”。

青杠坡之战

遵义土城，这个低洼的小镇3公里外有处青杠坡，山林幽静。

发生在这里的青杠坡战役，便是四渡赤水的发端之战。据记载，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一任国务院总理、五任国防部长、十大元帅中的七位、众多共和国的元勋、200余位将军都曾在此地浴血奋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调集川黔滇湘桂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意欲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企图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

大兵压境，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挺进赤水。

到了青杠坡，中央决定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全歼敌军。青杠坡一带呈葫芦形，中间是一条狭长坝子，石高嘴、桐子窝、桶木山等山峰林立周边，是来往土城与习水县城的要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几乎同时，得知红军到达土城的川军也一路尾追，盘踞在青杠坡山上。

1月27日，红军的情报部门截获情报，川军郭勋祺、潘佐2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包抄赶来，并抢占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企图在此围歼中央红军。双方摆开决战架势。

凌晨，战役打响。彭德怀、董振堂率部发起攻击，多次冲锋才攻下郭旅第8团阵地，随即向永安寺推进，但强攻三四个小时都未能扩大战果。

敌人步步紧逼，火力越来越猛。这时候，毛泽东发现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与红军投入的兵力相差无几！

此时，才料定是最初的情报有误，造成红军决战兵力不够。

有学者研究发现，红军截获敌人的电报，不知何故把“旅”翻译成了“团”。敌军当时的编制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后来在川敌行动情况通报中，红军又将川军的“郭部”误判成“廖部”，直接影响了红军对敌兵力的估算。

此后，毛泽东曾对青杠坡一战有过分析：“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研究者认为，红军长征出发以来，已基本掌握国民党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所用密码的规律；但对川军所用密码，在青杠坡还是首次接触，译文是否完全准确可靠还没有绝对把握。

吃一堑、长一智。

负责红军情报工作的军委二局曾希圣、曹祥仁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进一步研究掌握了川军密码的规律，为红军突围提供了准确情报。

战斗进行到后期，敌军围剿兵力从四面八方围聚而来，红军一时难以突围，情况危急！

时任破译科长的曹祥仁后来回忆——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周恩来、王稼祥满面征尘地赶来，对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局长曾希圣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

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破译密电。随即，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早已布满了敌军，合围中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

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儿中撤出，西渡赤水，绝处逢生！并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并非指挥不当，而是情报失误所致。”研究四渡赤水多年的遵义市习水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思江说，正是青杠坡一仗的教训，让红军越发重视情报工作。在当时复杂多变的险恶环境里，人数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如果没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再高明的指挥也是盲人摸象。

打着灯笼走夜路

当时，敌我两军情报获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敌军主要是空中侦察和地方报告，前者受天气影响，后者则存在误差和滞后。因此也造成了蒋介石和他的前线指挥员来回调动部队，疲于应对，每每扑空。

对于处在敌人围追堵截中的中央红军来说，情报只能依靠军委二局。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有个评价：“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

二局成立于江西时期。1931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情报科设在下属的总参谋部中，担任科长的正是曾在上海历练多年的情报老手——曾希圣，监听台与谍报队成为这支情报部队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格为局，简称二局，其任务主要是通过无线电台的收讯台侦听敌人的电报，并对情报进行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曾希圣升任局长。

那时在军委二局，还有曹祥仁、邹毕兆等多位破译密电的高手。为适应长征的长途行军，曾希圣把二局一分为二，采取接力的方式，保证24小时开机对敌监听和电报的破译。

在扎西会议后，情报侦听工作进一步加强。二局每个电台都盯住敌人一两个军，随时监听，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长征途中搞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说，当时，“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

在穆欣所著的《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也有过披露，“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

1935年2月，蒋介石发给“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龙云的《作战方略》被成功监听到。根据这份电报，敌人已经发现了红军试图从扎西一带入川，便调集重兵、严密布防，预谋南北夹击。不过，此时的遵义却只有黔军王家烈5个团据守，最为薄弱。

据此，红军再次出奇兵。毛泽东命令各军团在敌军形成包围圈前二渡赤水，折回贵州。约一周后，红军隐秘地回到遵义，成功地从十倍于己的敌人空隙中跳出，给敌人来了个出其不意。

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除了指挥战术外，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红军掌握了被列为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的通讯密码。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带来了一本“秘籍”：敌军密码破译法。据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傅钟回忆，有了这本密码破译法，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红军都能了如指掌。这也正如长征中掌管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比喻的：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一封电报退敌军

二渡赤水回兵黔北后，红军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歼灭黔军8个团，又乘胜再占遵义城。这一仗，总歼敌20个团，也是长征以来打的最大胜仗。

此战之后，战士们士气鼓舞，求胜心切。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发来急电：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

这一封电报引发了中央的激烈讨论。

多数人支持林彪的建议。朱德认为，林、聂的建议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军西进极为有利。

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会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的确，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认为打鼓新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

这天深夜，又一份情报传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等着红军钻。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再度劝说不能签发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凌晨，军委二局又急电周恩来，电文中说：“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印证了毛泽东的分析判断。

“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上，二局侦悉到珍贵的情报，也从侧面帮助中央作出了正确决定，避免了一场惨仗。”何思江说。

数日后，二局又得到了一项重要情报——地面山头铺白布画红十字的神秘标志。这是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获得的敌军地空识别标志：敌人空军看到标志，就明白地面部队是自己人，便不会扫射轰炸。获取这一珍贵情报后，红军在3月16日、17日白天大摇大摆地在茅台三渡赤水河。

同时，二局又破译国民党军电文，蒋介石断定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必然西进“无疑”，已急令中央军及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但实际上，这只是红军的一记妙招：通过三渡赤水的全军佯动，让敌军不断向川南、黔西北推进；而这时，中央红军则做好了重返黔北的准备，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

然而，又一个险情出现了！

3月20日，红军主力向南直插，南渡乌江。当日，二局截获敌军电报：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正由安底西北的枫香坝、茅台地区向泮水、新场(今金沙)方向前进。而此刻，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正在渡江。枫香坝、茅台距红军渡江的安底、沙土一带只有三五十公里的路程，一天就能赶到，而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是夜，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等和军委一局局长叶剑英、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等人在一起研究对策。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这两支敌主力调开。

假电报发出，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遵命行动，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3月31日午后，除红九军团外，中央红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全部南渡乌江。

四渡赤水出奇兵，正是指挥与情报工作默契配合，才让红军屡屡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出其不意，用兵如神。

不仅是四渡赤水，在整个长征途中，军委二局这支神秘的情报部队屡立奇功，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二局在万里转战中相继破译了蒋、粤、湘、桂、黔、滇、川、陕等各路敌军的180余种密码，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作战胜利。

背景

红军译电部队的起源

军委二局在长征中，如“千里眼、顺风耳”，屡屡洞悉敌人动向，为指挥决策提供第一手的信息。那么，我军如何掌握了敌军电报密码呢？

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特科人员，也获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1930年12月底，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中，缴获了敌人的半部无线电台，并吸收了原在国民党军中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一些人员参加红军。就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红军开始了对敌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其后，建立起对敌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专门队伍，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负责此项工作。

国民党军队为了防止被破译，在无线电通讯中普遍使用密码，红军侦收到的大量电报，因为密码的存在而成为“天书”。

1932年，红军在攻占宜黄县城后，在一个敌军公文包中发现了一份已译出30多字的电报。于是，从这30多个字开始，谍报科长曾希圣和破译员曹祥仁逐步还原发送这份电报时的“展密”密码本，通过种种工作逐步摸索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编制规律。

此后，随着红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队伍逐步壮大，成立了专门破译敌军密码的军委二局，由曾希圣任局长，钱壮飞任副局长，下设破译科、译电科、侦收科三个业务科室。

释疑

为何敌人破译不了红军密码

情报战中，破译了对方的电报密码就等同于向对方的胸口插入了一把无形的利刃，长征中，军委二局一路破译各路敌军上百种密码，那为什么红军的密码未被敌人破译呢？

其实，当军委二局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频繁之际，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也打起了主意。

在这之前，蒋介石在与各地军阀的内战中，已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内组建了以密码破译专家黄季弼为首的专门破译密电的机构，并通过破译各地军阀的密电，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

对于红军，蒋介石也想如法炮制。1933年，他命令黄季弼侦译红军密电。

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黄季弼向他汇报：

“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这份报告，揭示了敌人无法破译红军电报的根源——红军的密码体制先进。

据了解，当时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密码，都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动编制的，这种密码是以四位数字来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这种密码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电报就能破译。

但红军当时使用的是“复译法”的二重作业密码体制，最早由伍豪（周恩来）编制，所以在红军中称为“豪密”，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从而保证了无线电报的安全。“豪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用到解放，国民党都没有破解。

此外，当年红军电台还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即使牺牲也不泄露。

延伸

长征中的侦察兵

在长途行军中，除了通过破译电报等技术手段，侦察部队也承担了提供情报的重要工作。

脱离主力单独活动，是侦察兵的家常便饭。我军高级将领曾思玉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奉命跟随侦察连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他曾撰文写道：“从长征以来，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抢先赶路，调查路线，寻找向导，作兵要地志调查，获取敌军情报……碰上敌人，便抢占隘口要路，掩护主力通过，然后再赶上前去，由后尾变为前锋。”

侦察兵们通过各种手段抓“舌头”、进行谍报工作。曾思玉就曾同战友们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一个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个有二百来户人家的镇子，在当地土豪和地主武装组织的欢迎宴会上，轻松地获得了地图、县志等资料，并趁机缴获了地主武装的枪械，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