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瑞金”

红军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很特别的队伍——红军的医疗部队。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漫漫，饥寒、伤病、死亡的威胁时刻考验着红军。担架上抬着重伤员、肩上挑着沉重的药箱，红军医护人员们随军转战千山万水，利用战斗间隙医伤治病。没有手术台，他们就支起门板代替；没有绷带，就撕开自己的被子……在恶劣的环境中，依靠各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他们挽救了无数红军官兵的生命，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星星火种，为万里长征“护航”。

秘密启程

1934年10月，瑞金，秋风阵阵，枯黄的树叶飘落在田野和小路上。长征队列中，走过来一支不一样的队伍。

队伍中没有长枪大炮，也没有荷枪实弹的精壮战士。有的是几百副担架、上百匹骡马驮子，担着药品设备的小伙子，拄着棍子的老人，身穿肥大军装的女兵……

这支特殊的部队就是红军总卫生部。

当时，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时任总卫生部长的贺诚，被称为“瑞金司令”，他统率着这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部队，步履艰难地开始了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并不知情。

张汝光，红军卫校第一期学员，10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总卫生部通知，要他马上去部里。他后来回忆说：“医政局长陈志方交给我3本预备医院的人员花名册，叫我立即到就近的几个医院去，按名册挑选120名年轻力壮、优秀的男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限时办完，并向他报告。”

当时的预备医院是由各后方医院临时抽人组成的，每个预备医院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平时整训，战时作机动力量。

经过一番忙碌，人员调齐后，总卫生部又让张汝光制作10副用白铁皮制的轻便药箱担子，准备供100名伤病员3个月用的药品器材。

那时，他不知道准备这些要用来干什么。

10月13日晚，总卫生部派来50多副担架，每副配了五六个民工，并安排张汝光把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和60名伤病员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待命。

“贺诚部长当时对我说，‘你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出发。行军路上要照顾好坐担架的重伤病员，注意隐蔽防空。’”张汝光很纳闷，没有想到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端。

留给医护人员们准备出发的时间很短，但同志们尽了最大努力。

贺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器材厂，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改良后的剂型中药，更为部队欢迎。“这就使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的药品器材的封锁基本上失败了。而到了长征的准备阶段，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部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

10月14日，总卫生部和随总卫生部行动的卫生学校、医院3个所、运输部队等接到命令，于当晚7时出发夜行军。

15日天亮时，队伍到达于都西南。

为了便于到达目的地后就可铺开工作，他们携带了大量药品、器材、X光机设备等，加上担架队、运输队，人数众多、物资笨重。这也是长征初期搬家式行军的一个侧面写照。

“我们把实验用的狗、羊等牲畜宰了，书籍、仪器、图表、模型、标本等由挑夫挑上跟随转移。每个学员除自身的衣物、铺盖外，还得背上枪支、弹药、干粮和讲义等四十至六十斤重的物品行军。”红军卫校第六期学员吴行敏说。

三天后，红军卫校师生渡过于都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红色华佗”

行军队伍很长，有时不分昼夜地急行军赶路，且走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小路，甚至是没有路的山、沟、滩、谷。

医疗队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傅连暲。因为年岁大，身体又有严重疾病，他成了唯一“坐着轿子长征”的人。当然，坐轿子是少数时候，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行军。

傅连暲是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的创办者，他和毛泽东的相识，还有一段传奇。1932年秋，毛泽东指挥东路红军进行漳州战役，由于过度疲劳，肺病复发，来到福建汀州的福音医院。时任院长的傅连暲细心为他检查诊断，精心治疗。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傅连暲决定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他说服了家人，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全部家产一并交给医院。

傅连暲和家人做了6个铁皮箱，里面主要装珍贵的医疗器械，每个箱子都有30斤左右。瑞金中央政府派了170多名运输人员，两个多星期往返数次，才把医院的所有设备、伤病员搬到瑞金，设于叶坪洋岗下村。

傅连暲医术高超，尤其擅长内、外科与妇产科。在长征前夕，傅连暲为毛泽东治好了恶性疟疾，他自己也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长征行军中，每到宿营地，傅连暲把自己的包袱和干粮袋往地上一放，便飞快地跑出去到附近的群众家里找门板。

为什么找门板？那就是手术台。没有纱布，就用厚纸代替，傅连暲带领医生、护士们抓紧时间抢救伤病员。

医药缺乏，傅连暲带着医护人员随时就地“取材”。一次，一个红军战士牙痛，整个腮帮都肿起来，疼痛难忍。傅连暲看到了，对这位小战士说：“你嘴巴张开，我给你打个麻醉。”战士张开嘴，傅连暲立马塞进一个草药团子，趁着麻劲儿，立即把坏牙拔出。那个草药团子，就是傅连暲行军途中随手采的。

到了川康边界，高寒地区气候恶劣，食品药品匮乏，加上疲累不堪，伤病员很多。

当时，红军队伍里最多的是四种病：疟疾、疥疮、溃疡和伤寒。伤寒病人发热多在40度以上，病人昏迷不醒，常伴有肠出血，如不及时医治，生命危在旦夕。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傅连暲和医护人员们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和伤寒伴肠出血，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敷在病人头上和身上使病人退热。二是喝浓茶，因为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医护兵们把茶煮得浓浓的，每两小时喂病者一次，很多人的病都治好了。

环境那样恶劣，病情那样严重，用这种冷敷、喝浓茶的方法治疗，居然能治好病，不能不说是奇迹。

长征时傅连暲已经40多岁，高瘦文弱，患有肺病，肠胃亦不好，周围很多人曾劝他留下，他一一婉言拒绝。长征路上，他不知道救治了多少伤病员。他负责过朱德的保健，帮助周恩来从疾病中恢复了健康，为邵式平、王树声治好了伤寒，为贺子珍接生……他，以及众多医护人员，被红军指战员称为“红色华佗”。

长征走出医学博士

长征途中，红军医疗部队不仅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更一路开办医护培训班，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医疗、救护人才。

傅连暲也是教学的负责人，江西时期，他曾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了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后来，红军卫生学校转迁到瑞金附近，与他的医学校合并。1934年之前，红军卫生学校共有670名学员毕业，全都参加了后来的长征。

而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涂通今，傅连暲的同乡，福建长汀人。

长征开始时，涂通今是兵站医院的医生，刚刚20岁。

涂通今后来回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边行军、边实践、边学习，长征途中，虽然战火纷飞，医护人员日夜奔忙，但只要一有条件，医护学校就会复课。

遵义会议后，红军医务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以加强一线部队的医疗救护。移动医疗救护队被分散编组到红军各个团级战斗部队。师属野战医院取消，其医护人员也被分散到各个团级战斗部队。红军的医护学校在长征途中新招收了20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课目强化培训。医护学校由王斌、孙仪之、俞翰西、李治等医生负责教学。

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到了山脚下，趁部队休整，医护学校再度复课。医生们教课非常认真，手把手地传授：如何帮病人测体温、把脉搏，如何帮助病人排泄，如何为病人灌肠，如何为病人清理伤口等等。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团8团卫生所所长。每日到达宿营地后，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然后给伤病员看病、换药。有时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医护人员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

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甘宁边区后，涂通今被调到中央教导师卫生处，先后任直属医院所长和医务主任。在多所医院任职期间，涂通今深感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还远远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长征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涂通今决心继续学习深造。1938年，他走进了边区最高医学学府——八路军卫生学校（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又留学苏联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成为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长征走出来的医学博士”，涂通今的成长不是个例。迎着战争的隆隆炮响，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像涂通今一样，边治病边学习，带着“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革命精神，他们辛勤耕耘，把红色卫生事业传续的声响，激荡在历史的天空。

延伸

倒在途中的炊事兵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雪山、草地无疑是条件最为艰苦的路段，在这里，牺牲最多的是炊事兵和担架员。

在高海拔地区，剧烈的体力运动往往会加剧高原反应，再加上粮食少、衣服薄，部队行进非常困难，这种困难对炊事兵和担架员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负重最重、风险最大。

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红军炊事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愿吃口袋里的一粒粮食，不愿丢掉背上的那口大锅。因为他们知道，锅虽然不能让红军战士们吃饱肚子，却能在大家又饿又困的时候烧一点热水让他们暖暖身子。

如在《长征中的炊事班》一文中就写道：“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我前面走，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从我身后跑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走。”而当这支连队抵达陕北的时候，“炊事员全牺牲了”。

担架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愿放弃担架上的伤员，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伤员。

延伸

长征中的民夫队

在长征的初始阶段，采取的是搬家式转移，各类物资极多。为了搬运如此之多的物资，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

在长征的出发地之一江西于都，当地青壮年男丁几乎都参加红军的情况下，于都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征集民夫的号召，组织了不下1万人的队伍参加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奉命返回家乡。一部分参加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比如身高1.89米的谢宝金，他在年轻时能挑150公斤的重物。长征时，他和同乡段九长等背着当时仅有的一台发报机，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还有挑弹药的谢紧锦、担架队长曾传辉等。但他们是少数“幸运儿”，绝大部分民夫倒在了长征路上。

释疑

长征中的吃、穿、用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长途行军，各种物资更显重要，那么长征中红军的各项物资从何而来？

长征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以及捐助、欠借等方式解决。对贫苦农民，红军都是花钱买粮，绝不许无偿索取。进入西南地区之后，粮食匮乏的问题日渐突出。进入黔藏地区，多以苞谷、青稞为主食。过草地时，红军提前筹措了青稞，牛耳大黄等各种野菜也是过草地时的重要食材。但当前面的部队把野菜树皮吃完后，后续部队就只好将身上的皮带等切成细丝，煮着或者烤着吃。当时有一首《牛皮腰带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体现了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的军装，在长征出发前，大都由苏区政府保障供应，在农村根据地则主要依靠民众手工制衣。中央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在红军占领遵义后休整的半月中，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占领贵州湄潭后，组织了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在12天里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以及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此后的长途行军中未再更换，到陕北时大多数人已衣衫褴褛。

鞋，长征时胶鞋是宝贝，比布鞋耐磨。此外，每个指战员身上都带两三双草鞋，一路行军一路还自己打草鞋。只要有条件，红军就会在草鞋鞋底加上“量天尺”，也就是两块作用类似于马蹄铁的铁片，既能减少草鞋磨损，也解决了因为草鞋鞋底较软而容易脚底起泡的问题。

弹药，红军出发时全军总计86859人，装备步马枪29153支，短枪3141支，重机枪357挺，轻机枪294挺，迫击炮38门。在之后的行军途中，弹药基本靠战斗缴获。《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这样描述：“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