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澜巨手

长征初期的红军，被失败、牺牲和迷茫的阴影笼罩着，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教条主义仍在中央占据着主导地位。

来路多艰，前路茫然，红军走到了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口。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次生死攸关的转折来之不易，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的斗争早在遵义会议之前就已开始。在李德、博古的最高“三人团”之外，中央纵队里三位被冷落的中央领导，渐渐形成了一个“中央队三人团”，正确的路线和历史的转机在这里酝酿、成熟。而其发轫处，是“中央队三人团”中两个伤病号的担架。

“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上游，江水平静而舒缓，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红2师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四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并无多大反抗。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渡过湘江。

假如军委纵队赶在29日天亮前渡江，整个中央红军将是另一番命运。生死悬于一线。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直至12月1日傍晚才渡过湘江。湘江东岸已是一片血海，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合围，红军伤亡空前惨烈。

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这种缓慢的行军，必定贻误战机。但这并非不可思议，早在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时就已注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是中革军委的决策班子，排斥了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

博古原名秦邦宪，属于留苏归来的“国际派”，囫囵吞枣式地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因同学王明鼎力相荐，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年仅27岁的他不懂军事，全盘倚仗共产国际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则负责发电文执行。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中央领导编入这支队伍，下辖四支梯队。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这支队伍堪称运输大队，担子达到千担以上，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包括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包括兵工厂机器、织布机、缝纫机、印刷机等，各种文件资料、图书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红军战士必须携带枪支弹药、干粮，已有四十多斤，还得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

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士疲惫不堪，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行军，犹如蜗牛爬行，极大削弱了机动战斗能力。中央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调兵遣将三十万，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渡过了湘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湘江水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不时拿着一把手枪往脑袋上比划。李德也非常绝望，暴跳如雷，他承担不起政治后果，怕被共产国际追究，只好责骂其他红军将士。

许多战士哭了，队伍中弥漫着悲伤、疑惑和迷茫的情绪。在惨痛的教训面前，红军将士开始质疑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无能。在翻越老山界的沿路，军委纵队中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忧心忡忡，开始公开批评军事路线，这三位处于被冷落地位的中央领导，知道红军已经走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口。

担架筹谋

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以后，毛泽东、王稼祥就躺在担架上。毛泽东体格消瘦，患疟疾刚恢复，无力走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敌机炸伤，一块弹片留在肚子里。两人躺乘的担架，属于竹制抬杆，上面披着油布，能遮阳避雨。张闻天身体稍好，靠马行军。

这三人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张闻天早年热衷文学创作和翻译，有长篇小说问世，郁达夫评价他完全能成为一个诗人。他曾留学美国，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跟王稼祥曾是同学，他们和王明、博古都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属于“本土派”，跟张闻天、王稼祥本来都不熟。张闻天来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在与博古产生冲突之后，张闻天的权力被博古架空。而毛泽东自宁都会议后，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坐起了冷板凳。

两个政治失意者意外走近了。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党中央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云山古寺。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张闻天连忙请来傅连暲医生，亲手探问毛泽东的病痛。

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思想碰撞出了火花。毛泽东绝非王明、博古眼中的“泥腿子”，其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对中国革命未来图景的描绘，让张闻天刮目相看。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也毫不掩饰地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而他的军事主张与毛泽东所见略同。

长征出发前，博古一度想把毛泽东留在苏区，但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最高“三人团”想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军团去，但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博古最后把毛泽东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团”。《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描述：“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

李德听不懂中文，但也猜到他们的讨论对自己不利，就劝张闻天、王稼祥疏远毛泽东，但他的劝说毫无效果。李德抱怨毛泽东不顾纪律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政委谈，导致对博古和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湘江兵败彻底击碎了李德头上的光环，一场较量也随之开始了。中央红军翻过老山界后，张闻天获得一份情报，了解到蒋介石布下四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迅速把情况告诉毛泽东，两人随即向周恩来提议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另说在县城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参加临时紧急会议的六个人走上布满青苔的石阶，穿过幽静的院落，在讲书堂里坐下来。如今，书院模拟还原了当时的会议场景：六把座椅围着一张方桌摆开，毛泽东的那把椅子摆在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

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毛泽东首次对军事行动有了发言权，尽管只是以列席会议的身份参加，但意义非凡。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仅李德的《中国纪事》回忆录里有所记载。李德说他主张中央红军按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被毛泽东“粗暴打断”了，后者主张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一番激烈争吵后，李德愤然中途退场。而早已没有了主意的博古，也觉得毛泽东的提议有道理。

新旧交替之争

看到红军入黔的命令，李德十分恼火，他明白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已经动摇，但又无可奈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避免了红军重蹈湘江覆辙。

通道会议后，红军把那些笨重装备丢掉了，变得比较轻便。这一点就连李德也承认：“我们把携带不便的辎重，包括那些用完了弹药的重武器统统扔掉了，中央红军由此赢得了更大的灵活性。”

红军入黔后轻装前进，很快攻占了第一座县城黎平。守城的黔军官兵头一天已经跑光了，城里的富商豪绅也纷纷逃走了。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不由心花怒放，里面堆放着大量粮食和盐巴，不仅可以分发给穷人，也让长途奔波两月有余的红军吃上了几顿饱饭。

黎平县城的翘街相当繁华，店铺林立，徽派建筑鳞次栉比。翘街中央有一家胡家店铺，宅院宽敞，店主早已出门避乱，但家什器具并未带走。周恩来、朱德等人就住在这里。博古、李德住在毗邻的一所基督教堂，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另一处院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胡家商铺召开会议。博古仍然坚持中央红军由黔转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毛泽东不同意博古的意见，坚决主张继续向黔北进军，以遵义为中心开辟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也表示同意。

李德因患疟疾未能参会，当周恩来把会议决议译文给他送去，他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了起来。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再也不能忍受李德的蛮横，与后者彻底决裂了。博古听说这件事后，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

红军在黎平期间还进行了部队整编，军委第一、二纵队合为军委纵队，之前被李德打压的刘伯承出任司令员，并恢复担任红军总参谋长。部队还彻底清理辎重，把从苏区一路带来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战士们欢呼雀跃，这些破烂拖累了多少战友牺牲在敌军枪炮下啊。

博古、李德不能再继续掌控红军指挥权了，谁来接这个棒？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无心品尝柑橘的甜美，两位老友打开了话匣子。张闻天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表示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军队。王稼祥欣然同意。

当晚，王稼祥将张闻天和自己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随后，王稼祥又告知毛泽东，毛未置可否。消息很快在红军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呼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4年的最后一天，贵州中部飘起大雪，大地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到达了瓮安县猴场，把从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拿出来，分发给当地穷人。市场上一片红火，街上到处笑逐颜开，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气氛。

新年第一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博古、李德依旧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毫不客气地予以批驳，并坚持黎平会议的立场。没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博古、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会议解除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并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垫场戏。最高“三人团”的实际权力已被掏空，其决策权自此名存实亡。仅仅15天后，遵义会议召开，最高“三人团”正式宣告终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背景

长征中的会议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红军一路冲破封锁线，一路跋山涉水，寻找根据地，需要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作出决策。决策就需要商议，就需要开会。

长征中，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下记录的就达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

而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秘密警察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红军又在长途转战中行踪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再也不能对中共发号施令，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博古也失去了“尚方宝剑”。

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空间。

在党史研究专家费侃如看来，长征中的会议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前，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红军一直面临着紧迫的军事危机，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主要是围绕军事路线斗争而展开。

湘江战役后，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并为遵义会议做好了准备。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后，周恩来选择了柏公馆当作会址，有意安排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远离柏公馆的一所私人官邸，以便三人协商。该官邸本为黔军旅长易少荃的私宅，也是毛泽东长征出发以来住过的最好的房子。遵义会议上，博古起先并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张闻天、毛泽东随即先后发言，对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之后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取消最高“三人团”，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博古保留了常委职务，但没有实际工作可做。中央核心层的权力实现了转移，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在江西中央苏区负责政府工作，撤离苏区后，虽然没有实权，但在党内地位还是二把手。在中央权力转移过程中，张闻天和周恩来是把毛泽东重新推上核心决策层的两个关键人物。张、周能与毛泽东联手，在中央就形成了集体领导对个人专断的优势。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被大多数人拥护的，在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心中也是明确的。

博古让出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也体现了其个人的高风亮节。在扎西会议前夕，周恩来与博古有一番倾心长谈，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博古愉快交出了中央总负责人的印信，由张闻天接掌。自此，博古不论在会理会议，还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危机时刻，一直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费侃如说，长征中的后期会议是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跳出了敌军包围圈，摆脱了军事危机后的一系列会议，主要是跟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分裂活动作斗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从6月26日至9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多个会议，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

张国焘有着强烈的权欲，对此中央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会议。张闻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将自己的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有野心的人，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红一、四方面军很难团结，但真让他做总书记，可又麻烦了。最后，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

当了红军总政委后，张国焘才率领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接着他又向中央“要权”，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全局考虑，着眼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团结北上，于沙窝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和“南下”的错误主张。

这段时期的会议并没有实现与张国焘求得团结、共同北上，但是最终决定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单独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之后的通渭榜罗镇会议，中央正式确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

党史研究专家张中俞说，长征前后期会议贯穿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围绕长征的落脚点不断做出调整，从湘西、贵州遵义、四川，直至最后去陕北，做出了艰难而又正确的选择。费侃如说，虽然会议上有分歧，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体现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