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孤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将苏区拖入危局。红军主力不得不战略转移。留守苏区的红军只有3万余人，其中伤员万余人，战斗部队只余红24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

陈毅倚树而立，锁着眉头。脚下，是于都上坪附近的荒山。红军主力已经出发长征5个月了。头年在兴国，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腰部，打碎了右胯骨的一角。就是这伤，让他不得不留守苏区。和陈毅一起留下的还有项英、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人，中央令他们组成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部队，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转移，等待红军主力回师反攻。

留守部队将要面对的，是更加艰难残酷的斗争环境，更多惨烈的牺牲。

此时，是1935年3月9日，15时许。陈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央发来电报。这一天的这封电报，也是中央与留守部队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他们与中央失联三年。

三年赣南游击，艰苦卓绝，血火洗礼，薪火不息。他们没在长征队列中，他们也经历了长征。

最后的电报

陈毅走到电报机旁，蹲守的人摇了摇头，中央回电还是没有来。

眼前的电台，曾为项英、陈毅等人送来“十万火急”的指示，那几乎决定了留守部队的生死存亡。

1935年2月5日，立春。

电台收到一封标注“十万火急”的电报，送来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革命的信念，留守的战士们从未动摇过，但是打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一直在讨论。

红军主力转移后，蒋介石大军压境，要“斩草除根，掘地三尺，绝不容赤祸死灰复燃。”

昔日红都瑞金，满目疮痍，“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留守红军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要压一压敌人的嚣张气焰。

项英同意打一个胜仗，以鼓舞士气。

1934年11月22日，敌东路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红24师奉命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伏击。

遗憾的是，因福建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战斗就打响了。多年后，时任红24师代理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这一仗，仍然满心遗憾，“未能全歼敌人，消灭了半个旅”。

但谢坊伏击战仍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留守部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福祸相依。这一仗也暴露了留守部队的实力，国民党军队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企图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消灭留守红军。

形势恶化，陈毅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中央来电支持了陈毅的意见。

接到中央电示后，山沟里搭起简陋的戏台，工农剧社“火星”“战号”和“红旗”举行汇演。

初春的夜，舞台上点燃松柴，忽明忽暗。袁血卒坐在台下看戏，这是自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第一次“放松”。

8天后，中央再来电，标注“万万火急”——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

陈毅叫来瑞金县委负责人钟得胜，对他说：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搞小组，分散打埋伏。你们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就这样，依据中央指示，留守部队化整为零，队伍分散，机关分散，分9路陆续突围，进山打游击。

项英、陈毅通过电台，向中央请示报告突围安排。

直至3月9日，苏区的部队只剩下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红24师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他们决定将部队分为四队，穿过会昌封锁线，往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此刻，长征的红军主力已进入云贵边界，穿梭在崇山峻岭、雨烟雾瘴中。

电台从早上叫到晚上，一直叫不通。

17时许，瓢泼大雨落下，中央终于回电了。

但密码已换，无法译出电文。陈毅、项英只好将电台掩埋，烧毁电文，开始突围。

这封没有被译出的电文，是中央和留守部队最后一次通电。

直至红军长征结束，落脚延安，留守部队仍未能与中央取得联系。埃德加·斯诺曾向红军询问过留守部队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是——“最后一份电报是1935年初收到的，此后再没有消息。”

浴血突围

突围一共9路，项英和陈毅是最晚突围的一路。

在等待中央回电时，大雨又至。贺昌不能再等了，他和袁血卒率领先头部队开始渡河，进入天门嶂。

山高林密，敌人重兵包围。双方交火，狡猾的敌人立刻发现红军行踪。

贺昌负伤，敌军逼近，高呼：“抓活的！”贺昌，这位南昌起义中曾与陈毅共同战斗，担任过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年仅29岁的年轻人，举起枪，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呼：“红军万岁！”

刘伯坚和阮啸仙、蔡会文等率第6团突围。与敌人交战中，刘伯坚骑的白马被击中，徒步冲锋时负伤被俘。敌人给他戴上脚镣游街。曾赴法勤工俭学，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挺胸抬头，和着铁镣划过长街的声响，留下了“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绝唱。就义时，年仅40岁。

党的早期领导之一瞿秋白以及毛泽东的老战友何叔衡一起突围。他们化装成商人，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何叔衡战死，瞿秋白此后不久也被俘虏。就义时，36岁的瞿秋白挺直身躯，用俄语高唱国际歌。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在突围时牺牲。当时，毛泽覃和游击队战士在瑞金附近的一处土房中驻扎。黎明时分，负责警戒的战士睡着了，被敌人巡逻兵发现。战士供出毛泽覃就在附近。年仅30岁的毛泽覃掩护其他人离开，自己被敌人击中牺牲。今天，那处村落被命名为“泽覃村”。

牺牲者中，还有古柏、李才莲……

9路突围，最终只有4路成功。

1936年冬，当陈毅被围梅山，病伏丛莽，写下“此去泉台招旧部”的诗句时，已怀必死之志的他，一定想起了这些浴血突围、战死沙场的战友。

梅岭廿日

五岭逶迤，树木遮天。

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员们潜伏山中，如野兽一般地生活。

项英和陈毅的身体都不适合游击战。

项英是高度近视，还患了夜盲症；陈毅伤势未愈，伤口化脓，二人搀扶着，穿行在山岭密林间，他们不敢停下来，不敢在同一个地方过夜，甚至不敢高声说话，他们放轻脚步，不敢踏平青草，他们要掩盖一切痕迹，因为敌人可能就在身后几公里的地方。

陈毅的伤口化脓肿胀，疼痛难忍。他让警卫员宋生发帮他挤净脓水。宋生发一用力，陈毅疼得浑身发抖，面色发白。宋生发下不去手，陈毅就叫他把自己捆在树上，继续挤脓……

挤出的脓血足足装满了半节喝水的竹筒。终于，脓血挤净，一块手术时没有取出的碎骨头也被挤了出来。随后，陈毅将万金油涂在两块布上，一块塞进伤口，一块包住伤口。伤竟就这样奇迹般地好了。

艰苦的生活，也动摇着游击队员的意志，减员严重。

陈毅集合队员，振奋士气，他告诉战士们，跑不动的，可以回家，只要不翻脸成仇。“就剩我一个，也要干。”

“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宋生发说着，泪流满面。战士们被感动了：“我们也要坚持到底！”“绝不动摇！”……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描绘了游击队员的生活。

项英曾告诉斯诺，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

据统计，陈毅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上百里山路，一双新草鞋两天就穿破。

艰苦尚在预期，尚能忍耐。可部下叛变，敌人持续“清剿”，游击队随时面临灭顶之灾。

此时，陈毅和战友们已与中央失联多日，他们不知道红军长征是否已胜利，不知道中央在哪里，迫切想要联系组织的心态，让陈毅险遭不测。

陈毅的旧部下陈海叛变，谎称中央来电，要陈毅下山联系。

陈毅不知是计，一大早就来到县城，找到陈海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陈毅向她打听陈海，妇女没抬头，说：“在团部。”因口音，陈毅听成“在糖铺”。城外的糖铺的确是一处交通站。抵达糖铺，陈毅才获悉了陈海叛变的消息。

匆忙撤回山中，途中又撞上了敌人。陈毅称自己是教书的先生，进山买茶，敌人放松了警惕。进山时，陈毅见路旁有间厕所，就借口肚子疼进了厕所，落荒而走。

敌人调集四个营的兵力，围山20余日，让老百姓带路搜山。

百姓一路高唱山歌行进，想要通知游击队，有敌来。敌军阻止百姓唱歌，百姓七嘴八舌说：“不唱歌哪有力气爬山！”“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

当时，陈毅藏身于斋坑的岩壁丛莽中。

这处山坳，用毛竹支一个窝棚，高仅1米，面积只有两平方米。棚以藤蔓覆盖，一条隐蔽山道，迂回可达。近在咫尺的敌人，竟未发现。

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山。山火四起，夜如白昼。

陈毅担心难以脱身，写下《梅岭三章》藏于棉衣内层，以为绝笔，其小序云——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其实，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围才终解。

国共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全国解放后，陈毅修改《梅岭三章》诗稿，将“人间遍种革命花”改为“人间遍种自由花。”

延伸

朱德的评价

你们三个纵队（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第1、第4和第6三个纵队）是有光荣历史的。自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撤退、长征北上后，陈毅、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叶飞等同志留在那里领导留下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

——朱德，1948年5月14日

延伸

游击战歌谣

1936年七八月间，湘鄂赣边16师挺进奉新，佯攻县城，实则集中兵力伏击前来增援的江西保安第9团，击溃了敌人团部和1个营。

这是一次漂亮的围城打援。

面对敌众我寡，红军游击队审时度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湘鄂赣边总结了“大敌来了，我们就走；小敌来了，我们就打”的经验。结果，大敌出动，找不到我，小敌出动，则被我吃掉。

闽西游击区，针对敌人“聚而歼之”的企图，创造了“散兵群”战术。抽调出有特殊射击技能、熟悉地形、与当地百姓有密切联系的老战士，组成战斗小组，以小胜大。龙岩南靖漳平游击队17名红军战士，用200余发子弹击溃了敌军一个团。

闽北游击区流行“走、藏、打”战术。1936年2月，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返回崇安途中，边走边打，一路拖掉国民党军新11师1000多人。最后在建阳界首一个反击，新11师措手不及，被歼灭300多人。

项英、陈毅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整套战术原则：

赚钱就打，赔本就不打；不打硬仗，不打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起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

为了便于游击队员记忆，他们还将战术编成歌谣，其中一首广为传唱：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诀，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背景

“他是重生亲父母”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没有人民，留守红军的火种难以保住。

留守部队突围前夕，红军还有6000多名重伤员在军队中。可即使无法行动的伤病员，也不愿意留下，死也要死在队伍中。

一向乐观的陈毅流泪了，他请当地老百姓收留伤员：“带回去做女婿也好，做儿子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当地的老百姓，冒着巨大的风险，收留伤员。

三年游击战争，百姓想尽各种办法掩护、支援红军游击队。

当红军游击队一进村，当地青壮年和妇女就自觉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

国民党军挨门挨户去清查。一户人家，儿子被抓走了，母亲拎着家里惟一的老母鸡，找国民党军官送礼，想见见儿子。

军官收了母鸡，让老人去劝劝儿子，别因为红军连累自己。

儿子被吊在房梁上，奄奄一息。母亲一边擦抹他身上的血，一边说：“连长让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话，要讲实话。”

儿子明白母亲的意思，咬紧牙关，至死未透露红军的消息。

1935年，李梨英跟随红三大队上了乌山，在石洞里开起了伤兵站。

她带领几名女同志和年幼的四子松林砍树枝茅草，搭起床铺。那时候药品奇缺，她跑到深山丛林采集草药；战士的衣服脏了，她蹲在冰冷的山涧旁给战士洗血衣。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一批批伤病战士康复后重回前线，她成了战士们心中永远的“阿姆”。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样舍身忘死支援红军游击队的老百姓，不计其数。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但以最平凡、最琐碎的行动，为革命胜利作出巨大牺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