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律·铁军·铁的战斗力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奥秘

在人民军队的军歌中，有一首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名记者不约而同地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这首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3位美国记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曾报道过长征，用自己的笔和镜头向全世界介绍了那次二万五千里的伟大征途。

一首军歌与一场远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揭示了二者的联系，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

走近红军，这些外国记者发现了红军走向胜利的奥秘——铁的纪律。

今天，翻阅红军长征时期的一份份命令、计划、指示，从红军将士执律令如铁的动人故事中，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到“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三者之间永恒的奥秘。

不知道要去哪里，却始终“跟着走”——

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是一份关于“何处去”的政治训令。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3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政治训令，对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提出了新的要求。

提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变换落脚点的选择。湘江之战后，面对敌人的穷追和围堵，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强渡乌江，直逼遵义。

鲜为人知的是，长征期间，由于敌情不断变化，中央红军变换落脚点的选择一共达7次之多。

有人曾问几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长征初期你们知道上哪里去吗？”这些老红军的回答如出一辙：“不知道，我只是跟着走。”邓小平对长征也只说了简单的3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就是跟着党走，跟着命令走。尽管连续的行军和作战让人疲惫不堪，前面还有无数未知的危险，但在一条条军令面前，红军将士都能做到党指挥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刑起于兵，师出以律。这种自觉性，是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磨砺出来的政治自觉。

1928年4月，湖南桂东沙田村，毛泽东在这里谆谆教导红军战士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红军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他掰着指头逐条逐项地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此开创了我军纪律建设的先河。

许多人对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始终不变的第一条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种融入血脉的令行禁止，让红军在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围剿追杀时，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转危为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

危急关头败而不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红军“神”就“神”在纪律上

这是一份未能完成的作战计划。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下达《野战军渡江作战计划》。

遗憾的是，红军进占赤水受挫，在土城又与尾追的川军陷入苦战，北渡长江的计划落空。

土城之战有多危急？当时，红军总司令朱德顶到了一线指挥，川军甚至攻到了中革军委指挥所的前沿……

苦战受挫，红军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撤出战斗的决定，命令部队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全力撤退，渡过赤水河。

今天，站在浊浪翻滚的赤水河畔，我们很难想象，那支疲惫不堪的“败军”是怎样完成了渡河。而这扣人心弦的场景，拉开了更为惊心动魄、堪称光彩神奇的“四渡赤水”的大幕。

检验一支军队的纪律性，不仅在得胜之时，也在兵败之际。败而不乱，这正是红军在一次次艰险考验面前靠“一切行动听指挥”锻造出的坚韧品格。

这种品格，让红军一次次创造奇迹。同一条赤水河，红军来来回回渡了四次，绕得追兵晕头转向。面对一次次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敌人，红军只要行动稍有迟缓，就有可能陷入绝境。可以说，每一次渡河，都伴随着一道道急如星火的军令。

更难的在大渡河。

黄开湘、杨成武曾为一份命令倒吸了一口凉气——

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这份命令意味着，红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奔袭一百二十公里的艰险山路。

千难万难，军令如山。杨成武说：“命令就是命令！”没有时间进行动员，红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在一处较窄的河道，他们能够看到对岸打着火把增援泸定桥的川军。两条长龙在河岸两边“赛跑”了几十公里后，对方宿营了，而红四团继续奔袭，终于按时到达并夺取了泸定桥。

据一些老红军回忆，老百姓就是在红军夺取泸定桥后，开始称红军为“天兵天将”。

红军“神”在哪里？一是理想，二是纪律。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然军法如刀。一声令下，虽千万人吾往矣。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在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在一座座雪山和险关面前，会不会还有一个个奇迹诞生。

新时期，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中，我们还要面对许多“大渡河”“腊子口”。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性，在困难面前就有可能冲不过去。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纪。”习主席鲜明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军队法治建设按下“快进键”、进入“快车道”。

夺取新长征的胜利，纪律二字不能丢。

红军的密切协同与国民党军的貌合神离——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

这是一份以“配合”为主题的战斗命令。

1936年8月26日，彭德怀根据中央决定签署9、10两月“配合二四方面军作战”的命令，明确了各兵团的任务部署。

翻开红军的作战命令，“配合”二字堪称高频词。有时是团与团的配合，有时是军团与军团的配合，有时甚至是方面军之间的配合。双方虽然山水相隔，但却能在统一的命令下默契协同。

为了掩护主力渡过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阻击追兵，先是要求坚持三天三夜，后来改成六天六夜，最后是九天九夜。

反观围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兵力众多，却各怀鬼胎。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一再督促桂军围堵红军，“小诸葛”白崇禧却暗中定下“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

有令不行，却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国民党军的“痼疾”在解放战争中同样“发作”。孟良崮一战，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被围，友军近在咫尺却不愿倾力相救，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催促也未能改变战局。陈毅、粟裕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在国民党军的重围中“虎口拔牙”。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战场上的默契，来自纪律。铁的纪律，可以把一支军队凝聚成铁的队伍。

现代战争打的是联合作战，各军兵种间的协调配合要求更高更细。一台精密仪器，只有各个零部件严格按照流程和规则运转，整体才能稳定运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只有依法遵令运转，才能真正发挥出战斗力。

有一种整编叫降职，有一种命令叫留下——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

这是80多年前的一次编制体制调整。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加之部队编制不适应长途转战的弊端明显暴露，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编制进行调整，于1934年12月13日发布命令，将第1、第2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

长征中，红军不断减员，部队不断整编缩编，高级将领不断转岗甚至降级。黄甦长征出发时是红八军团政委，过湘江后红八军团撤销，他降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最后在直罗镇战斗中牺牲。

长征中，还有一种命令叫做留下。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几天，中央要求陈毅留下指挥苏区军事行动。陈毅率领的部队不足三万人，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而蒋介石部署的兵力超过二十万人。

即使留下来九死一生，陈毅仍然坚决地执行了命令。

在敌人的围剿下，这支部队只能分散在深山老林打游击。从1935年3月起到抗战爆发，由于失去了电台，加之国民党的封锁，陈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1936年夏天，斯诺曾向毛泽东询问过留在苏区部队的消息，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

也就是在那段艰难岁月，陈毅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样刚毅的诗句。

接近云贵交界的时候，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接到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罗明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和妻子几次被捕，受尽折磨，尽管侥幸逃脱，却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躲避抓捕，这对夫妻从贵阳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返回广东老家投身抗日。

当年，红军中又何止一个陈毅、一个罗明？正是因为有无数在军令面前舍我服从的人，红军才能够一路突破险阻。

一切行动听指挥，重在“一切”，难在“一切”。不能有的行动听从、有的行动不听从，也不能对自己有利的命令就听从、自己不理解的命令就不听从。

如果红军将士在命令面前“打小算盘”，红军或许早已难免第二个“石达开”的命运。

今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推进，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涉及权力的分配、利益的调整、体系的重塑，不可避免地要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推进起来不容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来保证。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改革面前对每名军人的最基本要求。在军令面前，没有特殊人，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改革大局，决不能越过纪律自行其是。唯如此，我们才能不负使命、不负先辈，真正走好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长征路。

图1：关于“何处去”的政治训令

图2：未能完成的作战计划

图3：以“配合”为主题的战斗命令

图4：80多年前的一次编制体制调整

（本版档案照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