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

　　1977年2月7日，著名翻译家、杂文家徐懋庸先生因病逝世。3月初，家属收到有关方面通知：“徐懋庸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不许开追悼会。后来，追悼会补开了，不过时间已是1979年4月12日，距他逝世超过了两年。这一次，他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文艺界和社会科学战线的老战士”，悼词中说：“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

　　徐懋庸一生的荣辱都与鲁迅相关

　　1911年1月15日，徐懋庸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从小聪颖好学，5岁即进入本村方山小学就读，成绩不错。因为家境原因，高小毕业后即辍学。1926年徐懋庸参加了大革命，后遭当地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国立劳动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任教于浙江临海回浦中学。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模仿鲁迅的风格创作杂文，惟妙惟肖。1932年11月，徐懋庸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出版，他当即决定给鲁迅寄上一本，还写了一封问好求教的信。收到赠书与来信，鲁迅当夜作复，自此两人开始了密切的书信往来。有人统计过，自1933年到1936年8月5日，他们共通信52次。

　　1935年3月，徐懋庸准备出版《打杂集》，请鲁迅作序，一向关爱青年作家的鲁迅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他在序中说：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民国文坛第一牛人的推举，无疑使初入文坛的徐懋庸名声大震。

　　然而，生活的戏剧性无处不在，有时连当事人也未必看得明白。就在徐懋庸初露头角的时候，“左联”注意到他，委派宣传部长任白戈找他谈话，邀请其加盟。不久，他就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次年，“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因身份暴露不得不逃亡日本，徐懋庸又担任了“左联”书记。徐懋庸进“左联”，一方面固然进一步接近了作为“左联”实际盟主的鲁迅，另一方面又莫名其妙地置身于左翼文坛的纷争中。

　　1936年，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左翼文坛争论得烟巴火熏，前者是周扬提倡的，后者是鲁迅支持的。鲁迅倒是主张两个口号并存，周扬却觉得只有“国防文学”才唯一正确。此时的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关于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反对“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信中还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的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这封信的口气生硬、霸道，甚至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这自然惹起了鲁迅的极大不快。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在《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层层批驳徐懋庸的有关责难。批评他“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徐鲁从此分道扬镳。

　　公道地说，对徐懋庸的这封信，鲁迅的反应确实有点过度

　　年轻人写信不知轻重，让自己心里不爽，作为长辈的鲁迅在回信里狠狠教训一下，也在情理之中，但将牵涉到第三方的来信与回信公开发表，实在有激化、扩大矛盾之嫌。鲁迅逝世之后，徐懋庸送了一副挽联，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鲁迅此举的看法，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然而，在鲁迅那面看来，自己这样做却理所当然。他在回击徐懋庸时，根本没想到这封信只是徐一人的意见，而认为是代表周扬一伙的。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这里有必要简单说一下鲁迅与周扬的关系。鲁迅与周扬早先并没有过节，但周扬在“左联”存续期间，刻意排挤鲁迅，打击与鲁迅交好的冯雪峰、胡风。“左联”解散也有些自以为是，只是派茅盾通知鲁迅一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上，又流露出鲜明的宗派主义倾向。鲁迅既然觉得徐懋庸是周扬的代言人，自然要大批特批了。

　　离开上海后，徐懋庸去了延安，他将“左联”的解散及与鲁迅的争执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某位领导，得到理解并认为：此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后来这位领导还鼓励他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其挑选入党介绍人，建议他将家属也接到延安来。然而，世事如云，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中期，时时想着翻篇的徐懋庸又因为曾经与鲁迅的争执重新成为“罪人”，被贴上“右派”、“反革命”的标签，受尽磨难，以至临到逝世，依然不能盖棺论定。说他一生都活在与鲁迅争执的那个“包袱”里，一点也不为过。

　　好在这个世界终究会往前走，无论徐懋庸当年给鲁迅的那封信中的观点是对是错，一个新的时代根据历史的本相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本身就值得庆幸。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