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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次倡议学习社会发展史——从《贺新郎·读史》说起

胡一峰

2016年11月04日07: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原载于《党的文献》2016年第5期,系该期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贺新郎·读史》中,毛泽东用寥寥数语展示了人类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一路走来的宏阔历史,进而又讲到推动社会发展的农民起义,用几个极为生动的意象片段,高度浓缩地概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对帝王将相的藐视,对人民群众的推重,充沛其中,读来令人心动,不啻为一部用诗的语言吟诵的社会发展史。

(一)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他还认为,治学应在博通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绳束古今为一贯”。(《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因此,他十分重视学习以描述社会发展规律为旨归的社会发展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时,毛泽东邀请李达授课,课程中就有社会发展史。这段史事目前只有回忆史料,尚未发现讲稿或听课笔记,也就无法详知李达所讲的具体内容。1933年8月,李达担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再一次讲授社会发展史。约五年前,笔者有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未曾公开出版的讲义。全稿近900页,分为“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古代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十八世纪的欧美与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十九世纪中叶下的欧美与第一及第二国际”等篇章,史料丰富,内容扎实,可视为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世界通史。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届农讲所面向全国招生,历时长、规模大、社会影响也广。而且,毛泽东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他以中共早期理论家张伯简所著《社会进化简史》等书籍为学员的课外理论读物,“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毛泽东还计划请张伯简到农讲所任教,惜因张患病未能如愿。

从目前的资料看,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可能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史著作,同时也是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之一。张伯简1898年出生于云南剑川,早年在滇军任职。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对旅欧少共成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还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被当时的革命者赞誉为“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剑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剑川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1997年内部印行,第3—4页。)。1924年,张伯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于当年撰写了《社会发展简史》。他提出,社会发展史可分为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等阶段。(参见中共云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张伯简文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为使社会形态演进的历程更清晰明了,张伯简还制作了一张《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作为辅助材料。这部书出版后,深受进步青年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据读过此书的人回忆:该书“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扼要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的特点。此一著述,对工人、农民、青年学生涵濡甚大”(《张伯简文辑》,第131页。)。党内理论家们对此书也非常推崇。恽代英曾建议青年阅读此书,以“明了从古以来社会经济进化的原理事实”,掌握“必要的时代知识”。(恽代英:《计划一九二七年的工作》,《中国青年》1927年第148期。)瞿秋白在其译注的《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中,也特意以译者身份提示读者,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及社会现象的解释,可参看张伯简所译《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8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多次提到张伯简及其《社会进化简史》,并给予了高度评价。1943年12月,他要胡乔木帮他找张伯简的这本书来读。(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读书,又一次提到了张伯简。他说,读书要博览中外,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的书一定要看,并明确指出要读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参见何载:《怀念与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众所周知,毛泽东爱读书且涉猎极广,但中国人所写马列书能得其推崇者并不多。而在他开出的这份寥寥四部的书单中,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就占了一半,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其实也贯穿着社会发展史的内容。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社会发展史之重视。

(二)

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社会发展史纳入干部必修课之中。当时,为适应革命和抗战的需要,毛泽东把办学校作为培养革命和抗日干部最有效的方法,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延安出现了各类学校。(参见付建成主编《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页。)毛泽东对这些学校寄予厚望,十分关心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陕北公学普通班的“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常识)课就包括“社会发展史”,邀请留学日本的知名教授李凡夫讲授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知识。延安的中央党校把“社会发展史”作为五门课程之一,主讲者成仿吾,“从猿到人的演变讲起,讲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丁一岚自述记录稿,成美等:《丁一岚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中国女子大学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基本课程之一。(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陕甘宁边区的中学教育也注重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并将之纳入“社会科学”课程之中。比如,边区第三师范的“社会常识”课的讲授内容即社会发展简史。(参见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9页。)1939年夏,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发展史”被列为主课之一。(参见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30—131、157页。)延安大学重建时,毛泽东还专门对出任校长的周扬说,要开一门包括社会发展史在内的大课。(参见大藏主编《名人新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此外,“社会发展史”也是在延安接受思想改造的日本战俘的必修课程。(参见魏巍:《火凤凰》,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科学常识”为干部学习初级课程。(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页。)1941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又规定,以《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中共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为教材。(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解放日报》1941年12月20日。)1943年12月,毛泽东要胡乔木帮他“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0页。)。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发展史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门课,也是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修课。因此,他提议干部教育中要教社会发展史,干部要学社会发展史。(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在他亲自圈定的“干部必读”丛书中,就包括解放社编选的《社会发展简史》。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华北局还曾对社会发展史学习运动作出了详细的规划。但当时毕竟处于战争环境,干部学习的规模、深度都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为适应形势的新变化,全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特别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等12本著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发展史学习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场学习运动,和全国解放进程同频共振,甚至可以说,解放军前进到哪里,党的红旗插到哪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运动就扩展到哪里。比如,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9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即作出规定,各种短期训练班“应一律以《社会发展史》(解放社编)作为基本功课,其中又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问题为主题,联系中国革命、国际形势和党的问题,以便改造思想和建立革命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同时将省、地、县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组,均首先学习《社会发展史》。全省中、小学教师暑期也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一年多时间,广大干部通过自学、听课、讨论、解答问题,逐步树立了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唯物观点。(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591页。)

1950年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推动了这场学习运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建设新中国进程中的作用作出了论述,并明确要求“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会议之后,“全国上下很快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都集中了几个月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就有100万人参加了这种学习”(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三)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再次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当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初步显露出来。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希望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这成为他再次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最重要的宏观背景。而学校课程设置中思想政治课被弱化甚至一度被取消的错误做法,则成为毛泽东再次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直接起因。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3月,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中学政治课要教社会发展史。他说,如果“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与历史课有重复,那么就把历史课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但是“猴子变人还要讲”。(《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根据这一精神,1957年下半年起,中学各年级又开设了政治课。在1959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全国第一个中学政治课大纲中,“社会发展史”被明确纳入初中政治课之中。此后,1963年7月教育部《关于实行全日制中小学新教学计划(草案)的通知》又作出规定,中学政治课设置“社会发展简史”。1964年,中共中央批发《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规定初中二年级开设“社会发展简史”。按照这样的精神,1963至1964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套课本,经中宣部审定出版,其中之一即《社会发展简史》。据档案史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社会发展史”教育效果很好,增强了中学生“辨明是非”,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和世界形势的能力”。(参见北京市教育局编《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1949—1985》第11集,1985年内部印行,第197页。)“文革”期间,政治课教学处于混乱状态,甚至陷入停滞。有些地方虽编写了社会发展史题材的课本,但也难于进行正常教学。

这一时期,毛泽东格外重视社会发展史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意义。1959至1961年,为迅速地培养理论干部,中央高级党校陆续招收了三个理论干部班,也称“秀才班”。这个班的学习时间是四年,目的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所说的,培养党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自己的“秀才”,这些人是“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的理论干部。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开办“秀才班”应具有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储备理论人才之长远考虑。经济学家张熏华就是因发表了与苏联统计学家论战的文章,被中央高级党校吸收到“秀才班”进修的。(参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编著《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论集》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秀才班”的三个班次都把“社会发展史”作为重要课程,特别是59班和60班,开始没有学习社会发展史,后又特意补学了一遍。(参见《艾思奇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页。)可见,在彼时毛泽东的心中,社会发展史是中国自己的马列主义“秀才”不可不掌握的思想武器,还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探索民族发展的新路,离不开社会发展史所提供的理论指导。

(四)

从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每每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转折关头,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由此来统一全党乃至全社会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认识。王蒙在中学时代曾读过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感到此书“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王蒙:《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可见,社会发展史不仅在思想理论界居统摄地位,而且积淀入普通中国人政治常识深处,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观,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取景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史所描述的社会发展规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并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主张的一个基本理据,也是党的政策赢得人心、占据历史发展规律制高点的一个重要法宝。而这也应是毛泽东多次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深层考虑所在。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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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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