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04日08:41 来源：辽宁日报
油画作品《彝区结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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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省于都县，有一个红军村，当年村子里有16至45岁的青壮年113人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陈绍林就在这113人之中。
从长征开始，陈绍林任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班长，被战友们称为“万里长征第一兵”，每当战斗打响，他总是冲锋在前。在遵义战役中，他率领一个班七八名战士智斗四五十个敌军，活捉了敌人团级军官，振奋了战士们的士气，引起了轰动。
村里113名青壮年
全部踏上了长征路
10月28日，军人出身、在边防前线负伤时都未曾落过泪的陈立波在谈起父亲陈绍林时却红了眼眶。
今年是老红军陈绍林过世的第11个年头。带着对父亲的思念，陈立波兄妹于4月份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江西客家话时，陈立波感觉父亲还在身边，向他讲起童年、革命经历以及那段难忘的长征岁月。
陈立波告诉记者，父亲陈绍林的出生地是江西省于都县罗乡的宝林村（新中国成立后宝林村划归赣县）。宝林村是当地一个很小的村落，即使是现在，也不过百余户人家。
宝林村位于于都县、赣县、兴国县三县交界的大山上。陈立波清楚地记得，1987年，他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宝林村时，老家还未通公路，送行的汽车只能行驶到山脚下，要前往宝林村，只能靠双脚沿着山上的羊肠小道走上去。那次，他和父亲足足走了4个小时。
交通如此闭塞的宝林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贫困情形可想而知，但这也没能逃脱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原本就吃不饱、穿不暖的宝林村人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8年，刚满16岁的陈绍林丢下锄头，戴着斗笠，赤着脚走出了农田，汇入了赣南农民暴动的洪流中。
红军的到来让暴动的农民们看到了希望，陈绍林和哥哥、两个弟弟以及村子里其他青壮年先后加入了红军。
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败、决定北上之时，陈绍林兄弟4人以及村里所有16至45岁的青壮年共113人，全部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他们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更加猖獗，他们一把火将村子烧了个精光。幸亏临走前红军帮助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躲进深山，才逃过这场劫难，但是当乡亲们回去后，整个村子已是一片废墟。”陈立波告诉记者说，“父亲在世时，每当讲起这些，总是义愤填膺，眼中常常闪烁着泪花，内心充满了痛楚、憎恨和抗争。”
率领8名战士
智擒中央军上校团长
长征中，陈绍林任红军第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的班长，他冲锋在前，后来被战友们称为“万里长征第一兵”。他几乎参加了中央红军所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
陈立波说，1935年2月底的遵义战役中，父亲带领全班执行红一团的后卫任务，负责收容和警卫，在大部队后面跟进。
1935年3月1日中午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掉队的小战士，正扛着一个炮筒，一瘸一拐地走着。这时他们才知道，与大部队的距离落得太远了。他们拉上小战士开始急匆匆地追赶大部队。
然而，走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突然从前面的树林中传出了北方人的说话声。陈绍林急令全班隐蔽。
不一会，林子里走出十几个身穿国民党中央军军服的敌兵，原来这是一伙被打散的中央军残部，接着又有四五十人走出来，其中还有一个大个子军官。陈绍林全班战士仅有七八人，敌众我寡。硬打不行，只能智取。陈绍林决定把全班分为三组，佯装成一个连的阵势，从三面包围，在距敌还有一二十米时，他带着两名战士冲了上去，喝道：“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
敌人顿时惊恐万分，可是当他们看到红军只有三个人、几条旧步枪时，开始交换眼色，企图反抗。顿时，双方端枪对峙不语，局面非常紧张，静得连急促的呼吸声都听得见。
不能再僵持！陈绍林打破寂静，高声喊道：“一排在左，二排在右，准备战斗！”
在敌两侧的几名战士在树林中一边跑来跑去，一边应答：“一排准备完毕！二排准备完毕！”
走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崴了脚的小战士急中生智，在密林中大声喊道：“炮排准备完毕！”接着，他又扛着炮筒在树林之间来回晃动。
一看这阵势，敌人马上举手投降。
经过突击审问，陈绍林才知道他们抓到的大个子军官是中央军第九十三师的一名上校团长。
活捉敌团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央红军各部队，大家都为之欢呼雀跃。军团发布了通令嘉奖，当时的中央红军机关报《红星报》还刊登了专门介绍陈绍林的文章。
受侮辱仍坚持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打开通往安顺场的道路
陈立波说，在长征中，除了智擒中央军团长，让父亲印象最深的便是通过川西南彝族人聚居区的那段异乎寻常的特殊经历。在那片大山里，父亲曾两次洒下泪水，几十年后，他仍能清楚地讲述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地区的泸沽，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是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到川西北、川陕甘寻找到一个抗日的根据地，创造新苏区，就要与敌军抢速度，赶在他们之前飞越大渡河天险。
当时，从中央红军的驻地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是从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不过，敌人当时极不看好这条道路，认为红军绝不可能由此穿行。
敌人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那条道路崎岖异常，另一个是需要通过彝族聚居区。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那里的彝族人民苦难深重，他们不让任何军队踏入他们的“领地”。并且，敌军为防止红军通过，提前在那里造谣称红军是“红魔军”，更加引起了彝族人的敌视。
不过，毛泽东及中革委等领导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选择了他们认为不可能的道路——通过彝族人聚居区前往大渡河。当时，红一军团作为先遣队提前出发，为大部队开路，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争取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彝族人聚居区。
陈绍林带领的一个班被抽调到先遣队。在出发之前，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告诫大家，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谁开枪谁就违反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
然而，当先遣队在向导和通司（翻译）的带领下，进入到彝族人聚居区时，遇到的阻碍远超过他们此前的想象。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侦察分队走在最前面，临近额瓦垭口时，他们发现本来就非常狭窄的道路已经被乱木和巨石堵死，大家只好一边清理道路，一边前行。”陈立波说，彝族人看到阻挡不了红军通过的决心，于是派人将父亲带领的全班战士和准备修路的工兵连共计100多人围住，将战士们所带的枪支、工具全部抢走，就连衣裤也都扒去了。
100多名战士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当时拳头攥得嘎嘎作响，很想动手，但想到刘司令员之前说的“不准向彝民开枪”，就强忍着退了回去。
当战士们回到出发地，看到首长和战友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们气呼呼地说：“这是打的么子仗嘛！我们不还手，他们也不能让我们光丝肥（屁股，客家话）回来吆！”
听到战士们的抱怨，刘伯承司令员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表扬他们严格执行不向彝族同胞开枪的命令，任务完成得很好。
彝族头人果基小叶丹和老百姓看到红军军纪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那样恶狠狠地冲进堡子烧杀抢掠，很快消除了对红军的怀疑。最终，他们不但允许红军借道而行，而且还全力为红军补充兵员和给养。当红军离开那里时，沿途的彝民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双手高高举着粮食、布匹、土酒，一定要红军收下，以彝族人特有的最高礼节送别红军。
在那一刻，陈绍林和战友们再一次流下了泪水。
另外，果基小叶丹还把几百名彝族青年送进了红军队伍，其中有一人编入了陈绍林这个班。果基小叶丹随后又派人做向导，把红军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最支送到岔罗，走出了彝区，直抵安顺场。
之后，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便沿着先遣队开辟的道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队认为根本无法通过的百里彝区，踏上新的征途。
忠勇传家
陈绍林去世时，儿女们在收殓父亲的骨灰时，“取出”一枚曾经嵌在父亲骨头里的铸铁弹片，弹片的边缘已经被磨光滑了。
“不敢想象，那几十年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讲到这里，陈立波一度哽咽。他说，即便被弹片折磨了半辈子，父亲也从未抱怨过。不但如此，他还激励参军的两个儿子，无论何时何地，遇到危险和困难都要冲在前头，做好新征途上的排头兵。
陈绍林的大儿子陈利海入伍后，在黄海前哨一个小岛上整整8年。在一次组织地方民兵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中，一名女民兵由于紧张过度，把已经拉开导火索的手榴弹掉在脚下。危急关头，陈利海大喝一声：“卧倒！”自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把刺刺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来扔向远处。十几个民兵安然无恙，而陈利海却倒在血泊中，空中爆炸的手榴弹震破了他的右耳耳膜，无法治愈，导致终身失聪。为此，陈利海荣立三等功。
陈绍林的二儿子陈立波，当兵第二年的初春随部队开赴珍宝岛前线。当时，陈立波所在部队的一位首长是陈绍林在延安时的老部下，家里就有人让陈绍林给托关系“说说话”，但陈绍林却大声喝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的儿子就是要第一个上战场！”
到了珍宝岛前线，陈立波没给父亲丢脸，作为一班副班长，每当上阵地和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他总是冲在前头，当年在前线光荣入党。
1971年秋，在一个名为“红胡子沟”的山区战备施工时，陈立波发现北侧山体不断有沙石滑落，在那里施工作业很危险，他毫不犹豫地把一名战士顶替下来，自己在最前面挖掘。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塌方发生了，十几立方米的山体和支撑原木滚落下来，陈立波当场被“活埋”。
当战友们将陈立波从沙土中抢救出来后，发现他右腿骨折了，但他自始至终也没喊过疼痛，更没有后悔冲在前面。几年之后，陈立波任指导员的连队因军政训练和执行任务成绩优异，荣立了在和平年代极为不易的集体二等功，同时被沈阳军区授予荣誉称号，他个人荣立三等功。1987年，七级伤残军人的陈立波转业到地方工作，成为省直单位一名优秀的干部。
“父亲一直是我前进的标杆！”陈立波说，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父亲的教诲，勇往直前。父亲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敢精神，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已经深深植入他和兄弟姐妹的心中。
（记者/王敏娜 照片除注明外，由陈立波提供）
人物档案
陈绍林
男，1911年2月4日生于江西省于都县，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22师65团机枪连任机枪手、班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期间，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任班长。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北红军81师特务连指导员、3团政治处政治协理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警备旅政治部组织股长、吉林省长春市公安纵队中队长、黑龙江省北安军区新兵团政委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163师警卫营教导员，一O一二部队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被授予上校军衔。2005年8月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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