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面对李大钊的史学期望

　　1982年，著名史家白寿彝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姑且不去发微李大钊厚重的史学思想，仅就《史学要论》这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而言，白寿彝先生即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而且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时至今日，一版再版的《史学要论》，依然凸显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价值和地位。然而当下存在的诸种治史风气，与李大钊对史学的崇高期望还有不小的距离。

　　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却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 “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史界学人开始用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史学危机”的呼声成为学界重新寻找史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开端。社会史就是当年希望冲出史学危机的重要尝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尝试似乎又使得史学步入了敬谢不敏、意兴阑珊的境地。近年来广受诟病的“碎片化”现象即是如此。社会史研究重心“下移”，将具体而弥散式的选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出现了七零八落、琐碎靡遗的研究偏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现象，往往使得“人”在历史学当中处于屈从的地位。

　　李大钊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就是人的生活经历，人的活动和经历构成了各种“人事”，是成千上万的“人事”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李大钊正是以人及“人事”作为史学研究的切入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人事”的产生发展，并非是孤立的单线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的人类社会，绝非是孤立的事件和片段的记录。因此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人事的变化推移就在于“健行不息”，是“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而时下的“碎片化”研究却很难完全关照到这个“移动”的过程和有序变化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学危机”的重要突破口，但结果不免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种“危机”。

　　过分地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实际上是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 “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

　　这些年来出现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早在1981年，白寿彝先生就提出：“细小问题的考证，我认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去作，但这总不能看做是我们工作上的重点。”他建议史学工作者应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但是这种叙事宏大的史论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树的似乎并不多见，层出不穷的是“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研究取向，不仅囿限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而且也限制了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开展探究。结果历史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影响渐趋式微。

　　尽管历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那种所谓绝对求“真”只是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学人依然寄希望通过史料还原所谓“真实”的历史。要还原历史，势必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寻史料，通过堆砌资料以“考镜源流”，希望以此成为历史研究的最高规则和学术标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首先就丢弃了李大钊所倡行的“活的历史”，最终沦为李大钊所谓的“僵石”、“枯骨”，成为“死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为李大钊所谓的“空笔”。然而时下的历史研究，诸如这样的“空笔”又何其之多，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普通人对史学的阅读兴趣。实际上最近这几年一些调查统计已经暴露出这样的问题。

　　李大钊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

　　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史学致用现实、启发人生的功能。然而这一问题，即便在今天也没有成为普遍追求的理念。“为研究而研究”、“为史学而史学”的现象依然存在着。林同济说，史学是“百学之王、百政之始”。中华民族“用历史以激发未来——且莫论其所激发者有当与否——恐怕在中国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办法了。”在笔者看来，当前史界最应注重发扬四种精神。

　　第一，塑造角色意识，承担社会责任，发扬“出史入道”的精神。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记忆，史学研究者实际上就担当着作为民族记忆的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史学研究不仅是史家本身应有的职责，也是史家通过研究历史与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形式。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至少在两个层面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趋向，第一是史学的求实精神，第二是史学的经世致用。这样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应当成为当前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说当年孔子因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更应该在社会变革转型的关键时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总而言之，研究历史要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精神。

　　第二，紧握时代脉搏，在社会变革转型中凸显大时代精神。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他看来，一切事物归根结底都以“时”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对待过去与未来、新与旧的关系，要以“时”为标准不断地弃旧图新。当前的史学研究同样应以此为基点来展开。尽管实证是史学的重要特点，但是实证不是史学研究的全部，史学的真正使命恰在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倾听时代呼声的过程中探究史学，在解答时代关切的问题中体现史学应该具有的时代精神。

　　第三，发掘问题意识，在讨论攻克重大问题中激发开拓精神。直面问题开展研究，原本是史家应有的素养，这也是当年李大钊研究史学的重要逻辑起点。但是这些年来的史学研究实在缺乏热烈而生动的局面，许多应该由史学讨论的问题却“集体失语”，许多该由史学来解决的问题却“集体出逃”。没有问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矛盾。研究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就是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矛盾，从这些矛盾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问题是史学研究的强心剂”，我们热切期望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提出重大的史学问题。

　　第四，注重借鉴吸收，在史学话语中秉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史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打破史学壁垒，借鉴吸收相邻学科，亦是李大钊史学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但是任何事物如果走向极端，往往会南辕北辙，走到其相反的方向上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背景下，随波逐流地追逐所谓的新潮理论，逐渐失去中国民族特色的史学研究，致使史学研究缺乏基本的学术增量，更遑论以本土化来回应西方强势的学术挑战。史学原本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记忆，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拘泥于西学理论与国外名词，往往会使史学的民族性失真，缺乏坚实的历史土壤，而且也是没有研究效度的。因此，在注重借鉴吸收的过程中，秉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史界学人需要认真思虑并切实践行的一种精神。

　　（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