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上的西安事变

　　20世纪30年代，《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跟踪报道。

　　适逢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探求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在抗战前后的转变。

　　从中可以看出，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

　　谴责与讨伐 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2月13日，《申报》在“西安十二日上午起电报不通”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在第三版显著位置以大字号刊登题为“西安昨发生重大事变”的新闻，一时间“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迅速传播。该事件一出，社会各界纷纷做出反应，《申报》将各界反应集中于报端。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消息。南京国民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危急情况，做出调整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人员配置的决议，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同一天，孔祥熙发表谈话称，张学良私下里已经致电“本人”，“略称爱护介公”“当负责保卫安全，决不使有一毫之损害”。为避免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混乱，孔祥熙力主平稳，使各部政务照旧进行，“决不使国家政务，因一时之变，及个人之进退，致蒙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极力维持治安，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令“重要地方宣布戒严”。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实力派方面的消息。西安事变前，阎锡山私下里对张学良劝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想法表示同情，并给张学良提意见曰：“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要想另外的办法。”但事件一出，阎锡山立马转变态度，主张“先援救蒋委员长出险”“遏止事变之扩大”。阎锡山还故作姿态地说：“余生平最大苦痛，除丧父外，即以此为最。”

　　此外，冯玉祥也发表谈话对张学良予以指责，劝他“赎过自新”尽快“奉蒋公回京”，否则“此种忘恩负义之动作，不久必致身败名裂矣”。

　　新疆的盛世才原本是张学良的部下，对西安事变是知情的。事变发生后，盛世才竟发表声明称“此次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省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

　　一直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惊闻事变之发生，决定于22日启程回国，临行前发表谈话“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为避免殃及自身，纷纷发表声明撇清嫌疑，而汪精卫的回国无疑是给紧张的国共关系雪上加霜。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众对西安事变前景的讨论。归结起来，全国各团体、民众也有“讨伐张杨”和“和平解决”两种不同意见。上海市总工会、文化团体、农教团体、各界民众等主张和平解决事端，致电张学良，劝其以大局为重。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四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地方团体方面的消息。西安成为军队、民兵组织等争相讨伐的目的地，《申报》曾在17日推测说：现在西安已经成为“世界最危险地点”之一。想来，这样的预测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申报》西安事变报道第五方面的内容是国际上的各类反应。日本“竟日开会讨论局势，备见忙碌”。表面上，派日本驻华大使以私人名义屡次向中国表示“遗憾”“亲切关怀”，实则探听虚实，为下一步做准备。

　　国外各大报纸纷纷对该事件做了报道，所持立场态度均有不同，苏联政府机关报《伊斯维希亚报》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实则“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社论称，蒋介石在西安被劫持“已使远东时局陷入极大纷乱”“实系该国之一大不幸”；哈瓦斯电称此次事变“实乃共产党在远东从事煽动之结果”；意大利《民声报》称“张学良所耗费之金钱与军械”“必系取给于苏联，自无疑义”；梵蒂冈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认为此次西安事变的发生“显然在于转移日本对俄之行动，使成为对华之行动”，并推测此次事件的幕后主使为苏俄。

　　苏联大使馆在不久后即作出澄清：“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对于现在中国内一部分人及新闻纸所散布之流言，似认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任何联络者，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制止”。

　　据《申报》15、16日载，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在14、15日连续两天访问当时的外交部，以探听西安事变之情报，急切之心情可以想见。

　　动荡与缓和 西安事变解决前后

　　除以上内容，当时的《申报》还报道了西安事变前后，国统区在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受到的不同程度影响。

　　12月15日，宋子文接见记者并发表重要谈话，谈及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市场状况。

　　在广东方面，自13日起，西安事变消息扩散开来，一般市民趁机操纵金融，使得“外汇突涨”“其余各项公债，均在狂跌”。在北平，本因绥远事件影响一直吃紧的金融市场，不料西安事变发生，致使北平金融行业雪上加霜“又受一打击”。

　　在金融紧张的同时，物价也受到影响而“均涨”，“尤以粮煤有连日续涨势”。国民政府为稳定金融，采取沪陕汇兑限制的政策。直至20日，普通信汇须在伍佰元以下，伍佰元以上的款额仍然受限。此外，上海电报局称，沪陕电报于19日11时通达，“惟有线电尚未修复”。

　　在交通、通讯方面，“西安事变突起，沪陕交通首受影响，致欧亚航空公司沪陕线之陕兰段及兰包线，均发生阻碍，不能飞往”，飞机经过西安也会中止停降。

　　与此同时，西安事变还致使陇海路交通被阻，上海的水陆联运货受到直接影响。1936年冬，正值西北小麦歉收，向上海方面采办的米面粮等已经无法装往西北，堆积于“连云港栈房内”“致各栈均已堆满仓库”。

　　截止到14日晚，西安、兰州、华阴、赤水等处电报“仍受阻未通”。“徐陕”之间的电报亦时通时断，“平陕”间普通邮件自事件发生后，“即受阻碍，迄未畅通”“津电局积压电报甚多”。

　　西安事变发生所带来交通、通讯方面的阻碍，不仅使外界难以了解西安的情形，让事情显得更加棘手，而且增加了西安内部的恐慌。

　　12月20日、22日宋子文两次奔赴西安，分别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进行会谈，以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搭乘飞机离开西安，《申报》第一时间刊发号外发布这一重大消息。《申报》26日发表的“时评”表达了欢迎蒋介石“出险”的情况。“吾人在欢迎蒋委员长出险之今日，对国是前途更具有无限殷切之热望焉”。

　　1937年元旦，《申报》发表“这一年的回顾”“二十六年元旦献词”“祝元旦”“一年来的中国”“元旦感言”等多篇文章，第八版还大篇幅刊出孔祥熙的“新年感言”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无疑，西安事变是新年伊始该报总结回顾的重要事件。从蒋介石意外被“劫持”，到十几天后安全回京，从递上辞呈打算辞掉一切本兼职务，到经挽留准假一个月保留原职，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极大的引导着社会舆论。

　　在总结中，蒋介石脱险回京被称为“此为历史上未有的奇迹”。在一篇题为《一年来的中国》文章中，西安事变被称为“这一年小史的压卷文章”，认为蒋介石脱险，令一场轩然大波平息，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同情与肯定 抗战前后的舆论转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申报》舆论中则一改以往被批判的境地，转而成为在中华民族统一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

　　首先，《申报》重点报道了西安事变对促进民族统一进程、增强民众团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936年傅东华曾发起组织文艺家协会，号召文艺家共赴国难。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29日，洪深、傅东华等发起的文艺界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旨在唤起文艺界人士对国家统一与民族解放的使命感、责任感。

　　傅东华在会上说：“在这个时候，谈统一救国，已经每个人都觉悟这一点了。这次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到南京，最近陕局的和平解决，都是以表示一般人觉悟到中国需要统一，再不能内乱了”。

　　吴稚晖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自从最近西安事变之后，尤像共向团结的大道上直奔进去了”。孔祥熙也认为：“两广问题及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均足为统一力量之证据，而不复为军阀时代之不统一，无纪律之国家矣。”

　　国际上认为西安事变使中国“转祸为福”，促进中国军事上一致对外，“举国团结一致”“表现抵抗侵略之决心，均可以证明不抵抗主义已根本不存在于中国。”

　　就连日本在西安事变后，对华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前日本当局“对于中国之统一，尚抱怀疑心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即认为此前的认识实为“大谬”，“西安事件，实为中国统一化不可动之证据”。于是，日本方面不得不及时调整对华方针。

　　其次，《申报》还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直接致使国民政府由“安内攘外”政策向“团结抗敌”的转变，与中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政府顺势而起“抗敌御侮之决心，至此与天下以共见”。

　　有报道称，西安事变的一幕历史剧发生后，各方“巨袖”“鉴于暴日侵略”，深刻意识到不能再行自相残杀，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一日，“自然不得不起而抵抗”，七七抗战的局面得以形成。

　　第三，《申报》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成功地引导了社会舆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宋美龄共同完成了“西安事变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英文均有定稿，自1937年6月3日起发行。

　　此后，《申报》屡次为该书刊登广告或书评，“自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一书出版后，本报已撰论称誉之，认为这事不但是蒋委员长之安全问题，实我国之存亡问题，故此书之受人欢迎，不必鼓吹，早已不胫而走”。

　　《西安半月记》一书的出版发行，加之《申报》对这本书的宣传，在给民众增添谈资的同时，更增进了民众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第四，在西安事变的报道中，《申报》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形象，有着正面宣传的作用。

　　汪精卫回国后，针对西安事变诬蔑中共，《申报》发表时评表达不同意见：“汪诬共党是以捣乱为天性，但事实上西安事变，以共党之努力而弥平祸乱，促成统一”。

　　“况自抗战以来，共党矢诚中央服从领袖，领导民众，坚持抗战”，想必“汪精卫亦知其事实照然，奈非诬共党则何以博日×内欢心？”

　　其中，“×”符号是《申报》为避免新闻检查等不必要麻烦而故意为之，尽管某些字眼被符号取代，但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读者一目了然。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苏维埃政府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就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光明正大仁至义尽的行动与态度，当然合于任何革命法律的基本原则的”。

　　诸如此类的报道虽然不多，但鉴于《申报》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让国统区民众知晓了事变背后的真相。

　　总的来说，《申报》对于西安事变的评判虽未逃脱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但较之于抗战前，已有很大进步。在给予事变积极评价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亦能客观陈述，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形象，起着正面的宣传作用。

　　（单明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