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5日10:27 来源：人民政协报
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孙中山的伟大缘于他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之则弱。”在近代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内忧外患情形下，是孙中山先生敢于冒着杀头甚至毁家灭族的危险，率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孙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他一生一直以爱国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国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本来，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以凭此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毅然将自己的安危富贵置之度外，公开向清政府专制统治挑战，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勇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1894年，在上书李鸿章，寄希望于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立即意识到只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兴中会的誓词中，他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在《兴中会章程》里，他又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又更进一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革命动力。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但是当宋教仁惨遭暗杀后，孙中山如梦方醒，始知欲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凯不可，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救国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断地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对内反对军阀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对外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直到临终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国人：要不争地位，不计权力，携手同心，共图救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始终是一位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海纳百川、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他曾明确指出，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如此中国才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同时，他对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不以为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以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这种见解和思想，在孙中山看来“真是谬误到极点”。他在演讲和论著里，多次旁征博引地说明中华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创造能力等方面，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就连在外国的留学生，学习成绩都比外国的学生更好一些。他相信，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去学欧美之所长，”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驾欧美而上之。
孙中山在海外游说革命，也得到东西方国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在强调对外实行开放主义的同时，始终不忘“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个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在孙中山看来，任何国家都必须尊重民情国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制度、习俗和思想文化来改造我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认为那些“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的留学生们，将有“引欧美以乱中国”的危险。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在确信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只能顺不能逆的同时，坚定地主张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必须因应各国的具体国情之异而异，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在认识和实践上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县翠亨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如同旧中国农村中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幼就参加劳动。“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受苦的农民大众始终抱有真挚的同情。他后来多次对宋庆龄说，从小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也正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使孙中山从对农民的同情出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农民大众困苦生活状况的意愿和振兴中华的思想。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为父母和乡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和痛苦。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在家乡，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5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美丽和贫困，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线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一切都依旧令人窒息。有感于此，孙中山在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国学、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一些改良乡政的活动，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后来甚至致书乡贤郑藻如，希望这位退休的洋务官员在家乡带头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然后在各地推广。他相信农业、禁烟、教育三件事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早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就说，他主张推翻清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贫困、国家积弱的祸根。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动机，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机，振兴中华。
孙中山还十分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来表达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与权力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对于如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认为应有世界眼光，开放心态，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尤其是以“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目的的革命党人，更应该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并一再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党不要钱，要钱的不是革命党”。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类社会天天进步。在孙中山看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就顶好的人格。他相信，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必然进步。
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并强调：“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应当让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权”可以充分管理国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国家事务的“治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这样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众人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是孙中山民主民权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体表现。
尤为难得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除个人廉洁自律，始终“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外，孙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既不结党营私，又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1912年2月，广东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粤督任重”，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与政治”，“决非所宜”。1922年，孙中山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有人不同意，因为此人曾向袁世凯检举过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释说：“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的消息，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
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孙中山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所谓“顺应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孙中山看来，就是要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成为时代风潮的引领者，社会进步的赶路人。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生一直不断地学习，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日日趋新。其一生最大的嗜好是“革命”与“读书”。他常说：“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他认为革命党就好比为一个国家的医生，医生没有知识，怎能为国家治病，多次告诫革命党人，读书贵在有恒，知识积累越多，就越能服务于革命和建设，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他说：“一般人读书，不认真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人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他一生从不停止探索的步伐，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主张，从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和进步学说，总是审时度势，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努力赶上时代的潮流。
他回国以后，无论是在兵马倥偬之中，还是艰困危难之际，经常手不释卷。由于他好学深思，广泛地接触到世界的先进思想，所以在他的同代人中间，始终比别人更明了世界大势，见解更高更远。早期，他想借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的官僚来改良乡政和建设国家，但在《上李鸿章书》得不到回应后，便很快转向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来，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和西方民主政治得失之启发，以“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作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但是，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力主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借鉴“欧洲强国之本”和“治国之规”，学习西方“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兴物利民”“地尽其利”以及“恤商”“保商”“兴农务”等方面的经验，在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中，寻觅“上乘”的策略思想和革命道路，使古老而又停滞不前的中华文明重获新生，使落后挨打的中国“格外振兴”。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又积极筹划和参与民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到处演讲，宣传实业救国，主张修铁路、改善民生，构筑了《建国方略》，提出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图。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把中国民主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孙中山在谈到自己的革命活动经历时曾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甚所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后发动了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可谓屡败屡战、从不气馁；辛亥革命后，又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坚决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民主法制，确保民生幸福，敢于同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可谓愈挫愈奋，从不放弃。一生失败多于胜利，挫折多于成功，但他一直负重前行，乐观自信。他说：“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孙中山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乐观自信的奋斗精神，也得到了国共两党人士的高度认同。共产党人陈独秀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分沉痛地表示：“我们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这真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为了创立独立自由的国家，保护国家及民众的利益，孙中山先生虽屡遭挫折，但从不退缩，从不放弃，始终坚信只要“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事实上，任何外来威胁、内部分裂和暂时失败，都未能动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1925年12月孙中山到达天津时，段祺瑞政府派了叶恭绰、许世英二人为代表到天津迎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他们时，得知段祺瑞要“外崇国信”、召开“善后会议”后，极为愤慨，对着两个代表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并表示“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革命了！”直到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参加辛亥革命的吴玉章颇为感慨地说：“中山先生那种忍辱负重、坚持革命的精神，使他在屡次革命失败时不灰心、不气馁。相反地，常常引古话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作为教训，不屈不挠，再接再厉。”
（胡波 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教授，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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