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了？”——怀念我们的父亲杜重远

　　打开电视机，在荧屏上，第一次看到一个亲子节目标题：《爸爸去哪儿了？》，我和妹妹先是忡怔，继而心雨婆娑。这是我们姐、弟、妹三人幼年、青年直至而今“晚霞”之龄，常问妈妈和自己的一句话：“爸爸去哪儿了？”

　　蜡笔画中的爸爸

　　在我（杜毅）的记忆深处：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3岁，弟弟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中，妈妈历尽艰难，将三个失怙的生病儿女从新疆携回到上海，住进了爸妈当年的婚房，也是为爱国人士、地下党聚点而购豪宅———位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一幢地中海式宽大花园别墅。抗战胜利前夕，新疆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了爸爸之后，又让我们染上结核病，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回到上海，我们住进了这座气势恢宏、果树蓊郁的花园洋楼，它依旧静悄悄。

　　一个秋日黄昏，我热度稍退，骑上小童车，溜出了黑色锻花大铁院门，在宽阔、寂寥的人行道上，追逐梧桐落叶。待我骑车绕回，看到一位行人伴一个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他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我蹬车挨近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我听不太懂“烈士”“致敬”这些词，但我听懂了“杜重远”这个名字，那是我小时候在新疆常抱着我站在大院门口的爸爸。下雨天，他会撑起伞对我说：“这把伞就像祖国，她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她。”在新疆，妈妈为我们父女俩画的蜡笔画里，爸爸总在我身边。回到上海，回到“画外”，我就再也没有看到爸爸了。

　　当晚，妈妈扶我上床睡觉时，我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宝宝睡吧，妈妈唱一首催眠曲，你就会知道了。”她拿起夏威夷吉他，横放在膝盖上，开始弹奏。在那特别舒缓、悦耳的琴声中，妈妈唱道：“宝宝要睡觉，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摇篮边，把摇篮摇。抗战胜利了，爸爸回来了。回来了，在梦中，爸爸夸我好宝宝。今夜睡得好，明朝起得早，花园里去采个大葡萄……”

　　我不明白，爸爸回来了，为何妈妈唱哭了？我睡意昏沉，翻过身，睡去了。

　　我们因结核病的传染性，一天小学、初高中也没上过。妈妈在我们病床旁提速授课。待我们康复后，在亲友们一片惊叹声中，我们3人都以高分考入了上海3所大学名校。弟弟（杜任）比我和妹妹都聪慧：在妈妈讲述中学课程时，他已在预习“微积分”，并与远在英国剑桥大学做生物化学院士的姨妈在信上讨论“生命的奥秘”。他没有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而是自己查阅上世纪30年代爸爸刊登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等杂志上大量的抗日宣传文章：“自述”“老实话”“战区巡礼”等。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爸爸“自述”九一八事变的《虎口余生》：“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抵省，满街杀气，殊少行人……只有杀毙之华警与惨死之商民，横卧道中，伤心惨目，为之挥泪……越二日，余约张公（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赴公司参观。中行同人以公司远在城外（近日军轰炸之北大营），咸云不可。张公独然诺之。至则见全体员工仍勤奋工作，甚为感动。谓余曰：此后，君之事业即余之事业，无论如何，不使此公司半途中辍……乃噩耗频传，谓日人必欲得余而甘心。旬日以来，竟以排日罪名，无端逮捕十余人，非刑拷打，惨无人道。亡国之民，真不如治世之犬矣！”

　　沿着爸爸笔端，弟弟似乎听到了悲壮的歌声：1933年2月，杜重远带着学生前线政工团，动员刚从云南到沪的聂耳等，一起开赴热河前线，鼓动抗战士气。日军对热河发动了空袭。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掷下一枚枚炸弹。一颗炸弹在一孩子身旁爆炸，可怜幼小的孩子半身血淋淋挂在树梢……杜重远带去的青年兵团见状，都背起自制硬纸棺材，高举的横幅上写着“誓不生还”，与义勇军骑兵齐刷刷冲向敌军。杜重远站在四家子（今内蒙古赤峰敖汉）前线近处，演讲鼓动将士，炮火声中，他带头唱起了《誓词歌》：“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片歌声，一片哭声。

　　“囚徒不忘救国”

　　弟弟阅读的抗日杂志《号角》，突然中断了。1933年《生活周刊》被查封，主编邹韬奋流亡国外。白色恐怖下，柔石、杨杏佛、史量才相继倒在被暗杀的血泊中。爸爸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实业家的身份，又办起了《新生周刊》。日寇欲攻上海，又找借口，《新生周刊》中一篇“闲话皇帝”，被敌寇指罪：“侮辱天皇，有碍邦交。”下令中国当局查封《新生周刊》，判刑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爸爸在法庭上大声抗议：“中国法律被日本人控制了……”

　　当他被法警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时，青年学子们痛哭失声，愤怒的人群追着囚车，涌向漕河泾第二监狱。上海律师联合公会代表们的一次次上诉，均被驳回。妈妈是留日学习国际法的法学博士，她以专业的法律知识，逐条驳斥，以妻子的语言“夫在冤狱子在腹”写出万言《抗告书》，又以她精通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外舆论哗然。国内地下党组织了“支持新生复刊”“释放杜重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爸爸在狱中，大量阅读了地下党孙达生送来的《马列主义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屡屡回忆起1931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当时的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他嘉奖爸爸：“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到处演讲，鼓动抗日救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正和我党方针相符。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爸爸深深感动：共产党在积极抗日，救国有望。

　　弟弟看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后来的“和平解决”，都有爸爸忙碌的身影。爸爸初入狱时，正值张学良从国外归来，张学良当即写信托高崇民向爸爸表示慰问，并表达他将设法营救的信息。爸爸回信首先纠正了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错误思想，并告诫他“先安内，后攘外”已使中国陷入自相残害，敌寇长驱直入的危境。张回信：“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接下来，爸爸又写信，托高伯伯找到与爸爸兄弟相称的杜斌丞去说服杨虎城与东北军联合，并另信函劝张学良放下架子，需要与杨解除双方部下的一些误会，又做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工作。他与高崇民、卢广绩和其他友人联名向张学良写一建议书：“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抗日运动已被逐步镇压下来，日本势力日趋巩固。现在东北军集中在西北，有利整训队伍，如实现三位一体联合，是目前抗战最有利的形势。”张学良被深深打动。

　　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面，习仲勋叔叔生前记得：

　　1936年4月，张学良趁去南京开会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当时尚在服刑，但已转移到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为保守秘密，这次历史性会见由地下党员孙达生安排在疗养院外的一片小树林里。杜重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明确指出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张学良告诉杜重远，通过杜以及其他友人的努力，他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合作抗日的秘密协议。1936年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于11月29日，冒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危险，来到西安，再度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的决心。这时距离西安事变的爆发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共中央当时对杜重远这次西安之行极为重视，叶剑英曾为此向周恩来和张闻天专门发了电报，对此次行动作了报告。

　　张学良对蒋介石苦谏联共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均告失败后，万般无奈，不得不兵谏。

　　西安事变发生后，亲日派何应钦蠢蠢欲动，提出讨伐西安，引起内战，“以战逼和”，也即降日。当时爸爸因欲供应抗日前线军需物资，已在江西又办起一座“光大瓷厂”，张公权首先支持，由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实业银行出资，江西省还出公股20万元，公司董事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卢作孚、黄炎培等名流和实业家。

　　历史不会忘记

　　在爸爸百年诞辰纪念之时，习仲勋叔叔曾深情缅怀：“杜重远根据亲身的实践，不相信蒋介石政权能够把抗战进行到底，因而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做官。为了抗日，他不愿留在上海办实业。虽然他为振兴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和创办重庆的光华瓷厂耗费了许多心血，但为了国家社稷，他不安于重返瓷业。国外友人劝他去美国，也被他婉言谢绝。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他分析当时的形势，看中了新疆。他想帮助他的留日同学、当时担任新疆省督办的盛世才，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这个时期的盛世才高举抗日旗帜，伪装进步，提出联共联苏的口号，吸引了不少革命青年前去新疆。杜重远去新疆考察并于1938年在武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于1939年1月，毅然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携带家属前往经济落后、生活艰苦、交通闭塞的新疆，接任新疆学院院长。他把学校当做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的基地，组织学员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却遭到盛世才的忌恨。盛世才捏造种种罪名，疯狂迫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重远首当其冲。从1939年底被停职、软禁起，杜重远经历监禁拷打，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秘密处死。到现在他具体牺牲的时间也没弄清楚，尸骨也未能找到。他的家属子女也遭到残酷迫害，一家人被关在结核传染病院里，从此罹下各种疾病，遭受终身痛苦。”

　　习叔叔指出：“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人民日报》1998年4月1日）

　　杜任获知爸爸苦难、奋斗、悲壮的一生，他也发奋图强、悬梁刺股般学习。但他身体单薄，积劳成疾，于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了我们。当时恰值妈妈肺癌晚期。回望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身患绝症，再遭丧子之痛。我们决定提前举办80寿庆，让妈妈拥有一个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快乐生日。中央统战部领导、上海市领导、海内外亲友汇聚一堂，小乐队奏起，在众人欢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弟弟灵柩悄然运往墓地。妈妈华服靠坐首席座位，虽然虚弱，脸色苍白，但笑容灿烂。弟弟的墓志铭冉冉升展在眼前：“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妹妹常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是遗腹女，没有见到过爸爸。上世纪80年代末，她抱病编辑注释了《杜重远文集：还我河山》，因而她最知道爸爸的抗战行踪、心境和煎熬。她也知道了而今爸爸的故事已走出国门，并出现在美国基辛格博士的书桌上。那儿有一本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历史权威、著名汉学家RanaMitter撰写的畅销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Rana教授用10年的时间沿着爸爸宣传抗日的足迹，了解中国抗战14年的史迹。Rana十分了解爸爸的一生，在世界名校哈佛、牛津、剑桥、斯坦福大学联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2010年1月8日）上，总结发言如下：

　　“杜重远英年早逝，但他的爱国热忱和高超的能力，使他在政治、新闻、出版、外交、教育、文学、实业、金融、瓷业改良等众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杜重远犹如一条红线，串起了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的许多最高层人士和活动。可以说，研究透彻杜重远的一生，也就基本研究透彻了整个中国的抗战史。中外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彻底无私的、爱国先烈的代表人物。他的英名和事迹，将永远不会被历史湮灭。”

　　1999年春，二老的墓雕落成，墓雕有两米多高，西班牙红大理石，顶端刻有蜿蜒长城和烽火台，并汉白玉爸爸妈妈浮雕半身像，一对和平鸽呢喃，耸立在绿树如幄，鲜花似锦中。感念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给予如此殊荣，安排爸妈在这样好的地方安息，也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每逢中秋、清明，我们“常回家看看”，倾听爸妈爱国利民的教诲……

　　（杜毅 杜颖 本文作者为杜重远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