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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情系红色报刊

何立波

2016年12月27日07: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2016年第9期,系《党史纵览》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猎了许多进步报刊,他经常给《新江西》季刊、《国民日报》“觉悟”副刊等报刊投稿,此后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驱》《寸铁》《锄头》《工农报》等红色报刊,这成为方志敏革命思想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新江西》季刊是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南昌文化书社和《新江西半月刊》是方志敏大革命时期在江西点燃革命之火的阵地;《觉悟》副刊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学的主渠道;《工农报》等苏区报刊成为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要平台。可以说,方志敏是闽浙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江西》: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1919年,他从江西弋阳高小毕业,赴省城南昌求学,考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南昌,他与黄道、袁玉冰等8人志同道合,常结伴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议论国事,抨击时政。他们酝酿成立了一个团体,定名为“鄱阳湖社”,1921年元旦更名为“改造社”。1921年春,方志敏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发起了名震一时的驱逐腐败校长赵宝鸿的“驱赵风潮”,最终被学校开除。通过这次斗争,方志敏在南昌进步学生中声名鹊起,不仅成为南昌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成为江西先进青年的一面旗帜。

通过创办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渠道,《新江西》季刊便是改造社主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方志敏在《新江西》季刊上发表了《私塾》《哭声》《血肉》等作品,揭露社会黑暗。《私塾》是方志敏写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通过私塾课堂教学的一个场景,生动地刻画了塾师顽固的形象。这篇处女作显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之后,方志敏又写了一篇白话诗《快乐之神》,发表在《新江西》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刊物上。《新江西》季刊出版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把刚出版的党团刊物和进步书籍如《新青年》月刊等,源源不断地寄给改造社和《新江西》杂志社。袁玉冰、方志敏、黄道等人每次接到这些刊物,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并展开热烈讨论。

1921年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中学部学习英语,插入该校旧制中学二年级就读。他学习成绩优异,作文尤其突出,得到老师的高度评价,称其“笔如流水游龙,活跃异致,布局整肃,几如天衣无缝”。南伟烈学校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校方对学生的思想禁锢很严。方志敏等革命青年因积极追求进步,很快被反动当局和校方视为难以管束的“不安分”学生,欲将其除名。1922年7月初,方志敏未等校方除名,便自动退学了。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因家贫”,“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毫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从此,方志敏离开九江,漂泊上海,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此后,他辗转九江、南京,深入赣南农村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以书信形式在《新江西》季刊发表。在南伟烈读书时,方志敏接触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他“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了,“他考虑到此时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便要求回江西。1922年9月初,方志敏回到南昌。这时,改造社负责人袁玉冰等先后到北京读大学,他们主办的《新江西》季刊也随之迁往北京发行。改造社成员编辑的《大江报》,因“内容过激”,被江西军阀当局勒令停刊。

从南昌文化书社到《新江西半月刊》:方志敏点燃江西革命之火

方志敏离开上海时,赵醒侬委托他尽快办一个“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打破南昌的沉寂局面。方志敏回到南昌后,邀请了几个笃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和改造社成员,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大家认为,首先要发动学生运动,然后通过他们进一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此,方志敏以私立心远大学旁听生的身份作掩护,筹划创办“南昌文化书社”。

为使南昌文化书社尽早开张营业,方志敏煞费苦心。从筹措经费、租赁社址,到起草宣言,他在其中出力颇多。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办,1922年1月初,南昌文化书社正式在南昌百花洲席公祠附近开业了,由方志敏担任经理。南昌文化书社专售革命书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江西第一个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书社门面不大,但陈列的书籍却名目繁多,大都是新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报刊。一些普通书店不敢销售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唯物论浅说》《共产主义ABC》以及《解放与改造》《向导》《先驱》等报刊,在这里都有出售。不过不公开陈列,而是放在后厅秘密销售。这个后厅实际上是一个学习室,它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每天光顾书社的人,大部分是南昌大中学师生、社会青年、店员和徒工。他们求知欲旺盛,渴望追求真理,新出版的书刊一到,立即争相购买。方志敏不顾生活艰难,工作劳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书社上。由于过度操劳引起肺病复发,方志敏3个月期间吐血3次,最后病倒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1923年1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在南昌文化书社建立,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拜农等7人。团组织创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书社继续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广泛接触进步青年,同时,还积极筹办《青年声》周报。当时,团组织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报作为机关刊物,方志敏担任了《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报负责人。

由于南昌文化书社有明显进步倾向,遭到反动军阀的干涉和镇压。1923年3月8日,袁玉冰在南昌被军阀逮捕入狱。3月中旬,江西督理蔡成勋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并扬言要逮捕“马克思经理”(指方志敏)。由于方志敏因病住在美国人办的南昌医院,幸得身免。不久,他连夜离开南昌,通过九江前往南京。南昌文化书社虽然只存在半年左右,但以它为据点,为江西革命运动点燃了星星之火。1923年8月,赵醒侬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与正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的方志敏商量,组织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20余名江西进步青年,重新恢复《新江西》季刊,改为半月刊,定刊名为《新江西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指导江西的革命斗争。1923年8月,《新江西半月刊》创刊号在上海发行。1924年3月,方志敏在南昌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说: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觉悟》副刊:方志敏早期革命文学的主渠道

学生时代的方志敏,已意识到宣传阵地的重要,办刊物成为他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从《寸铁》《青年声》《新江西》到《新江西半月刊》,编辑成为方志敏的一种重要“写作”形式。在此有必要指出这一时期发表方志敏文章的两个重要刊物:一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有方志敏小说《谋事》、诗歌《呕血》《我的心》《同情心》等多篇;二是《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集中刊载小说《私塾》、诗歌《哭声》《血肉》《快乐之神》等。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邵力子创办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由著名活动家陈望道、施存统等担任编辑。《觉悟》宣传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很受青年欢迎。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下,《觉悟》副刊具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从1920年起,《觉悟》开辟“随感录”“诗”“小说”“剧本”专栏,发表了大量文艺著译,成为五四时期新文艺的主要阵地之一。1920年,尚在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致信《民国日报》,就《觉悟》副刊发表的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觉悟》上有一篇《捉贼》的白话小说,描写学生痛打小偷的情景,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信中诘问:“小偷算不算最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地被吊起敲打?”

邵力子非常赏识方志敏见解的深刻和文笔的泼辣。他给方志敏回信说,他的看法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还约他以后给报社写稿。这样,方志敏开始尝试给《觉悟》副刊投稿,他的第一首散文诗《哭声》就发表在《觉悟》上。后来,他又给邵力子寄去了另一首《呕血》诗歌,也刊登在《觉悟》上。此后,方志敏常给《觉悟》副刊投稿。在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发表于《觉悟》副刊上的。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学来到上海,拜访了《觉悟》编辑。邵力子发现20出头的方志敏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对社会和政治有相当洞察力。见方志敏生活困窘,邵力子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留在我们报馆打杂吧!”邵力子还推荐方志敏到上海大学旁听。方志敏白天在校学习,晚上到报馆做校对。一天,他看到一个青年因没有找到工作,在上海街头行乞,触景生情,写了一篇白话小说。邵力子看了以后,觉得很像方志敏初来上海时的写照,就给它起了个题目叫《谋事》,发表在《觉悟》上。在上海,方志敏结识了恽代英、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从《寸铁》《锄头》到《红旗》:方志敏武装斗争思想从萌芽到成熟

1924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他在江西弋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漆工镇小组,组织“弋阳青年社”,出版《寸铁》旬刊,领导农民运动。《寸铁》的出版,是方志敏重视武装斗争思想的萌芽。他认为,要和敌人斗争,光有文的还不够,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战斗的武器,故将刊名定为“寸铁”。1924年夏季,方志敏回老家弋阳湖塘村创办旭光义务小学和贫民夜校,在《寸铁》旬刊发表揭露张念诚(操纵选举的土豪劣绅)的文章——《猪仔议员》。

1927年5月,根据方志敏的提议,江西省农民协会机关刊物《锄头》创刊。方志敏为这个刊物撰写了发刊词:“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晒。总之,不管它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至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枉流,而今日仍是这样的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令人叹服的是,只用短短百余字,方志敏就把“锄头”与革命事业的成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1927年南昌起义后,方志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弋阳区委、横峰区委、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政府,先后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中共横峰区委书记、信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从而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称赞赣东北是“苏维埃模范省”。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仅省级报刊就有十多种,如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和《红色东北》,省委机关刊物《红旗》《突击》,省军区的《红星报》和《前线》、省工会的《工人特刊》、共青团省委的《列宁青年》和《青年实话》、省互济会的《互济生活》、信江特委的《红旗报》、省委的党内刊物《党的建设》、共青团省委内部刊物《团的建设》等。

1929年春,方志敏领导创办信江特委机关刊《红旗》。《红旗》每期有8至10个版不等,发行2500份,后增至3000份,主要转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刊登中央与江西省委的指示文件并加以评论,阐明信江特委对苏区各项工作的指示、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传播各种文化知识。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向中央报告说:“此《红旗》在信江群众中已得到了很大反映的成绩,收效最著。”同年7月,信江特委改为赣东北特委,特委宣传部长黄道担任《红旗》主编。1932年底,《红旗》改为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机关报。

《工农报》:方志敏探索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要平台

在方志敏创办的报刊中,《工农报》是闽浙赣省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报纸。1930年8月,方志敏在江西省弋阳县芳家墩创办了《工农报》。1932年11月,该报成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社址迁至江西省横峰县葛源。报纸每期几乎都有社论,由报社干部自写或由省负责人撰写。在该报1933年1月10日第65期及3月17日第72期上,分别发表方志敏撰写的《庆祝消灭林炮台的胜利》《为全部实现省苏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的社论。此外,还设“专载”“工农通讯”“苏维埃文件”“突击队”等栏目。“突击队”是一个批评性栏目,刊发了如《不做工作的黄坞乡苏》《德兴十一区塌台的责任》等小文章,反映区乡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

方志敏经常为《工农报》撰写评论文章,对采编工作提出意见,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报社缺少专业人才,他就从上海、南昌、景德镇等城市请来技术人员;印刷机器缺乏,他设法通过白区党组织或自己的朋友在城市购买;纸张质量不过关,他便来到生产毛边纸的苏维埃纸厂,同工人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质量过关的印刷用纸。在方志敏的帮助下,报纸质量和编辑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赣东北苏区最出色的报刊之一。1932年11月30日,方志敏撰写了社论《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主要内容是预告中央红军参观团即将来赣东北苏区参观,要求苏区军民以更加光荣的业绩迎接中央红军参观团的到来。

方志敏还坚持为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物《突击》等刊物写评论。1933年7月1日,他在《突击》创刊号上发表评论《加紧白区工作来开展大块的新苏区》,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苏区,应该巩固的(地)向前发展,应该从大大的(地)发展新苏区中,去巩固原有的苏区根据地”。1934年2月,方志敏在《突击》第8期发表了《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这是一篇逾万字的评论文章,强调“把武装夺到我们自己手里来”,“白区的党组织应该牢牢记住从阶级敌人的手里夺取武装,这是保障我们武装暴动胜利的必要条件”。

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和《青年实话》经常在相关专栏中公开报道贪腐案件一样,方志敏也支持《工农报》在赣东北苏区反腐败运动中揭露腐败现象。1932年11月30日,《工农报》发表了一条批评性新闻报道说,葛源泉有个红色旅馆主任名叫何坤生,他利用红色旅馆的地位收买群众的金子,低价买进,借用旅馆的名义,要对外贸易局替他高价卖出。这事被工农检查部揭发出来,非法所得全部没收,撤职查办,而且在报上点名批评。1933年4月30日,《工农报》公布了一大串贪污腐化分子的“黑名单”。编者还为长名单配了如下按语:“最近各地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个一个的(地)、都有头有脑的(地)把他们登载出来,实在太费笔墨。因此,只好收集他们的尊姓大名,在这儿开一个贪污分子展览会,请看啊!”这则报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展现了方志敏的反腐决心。

1933年3月,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工农报》在群众中已取得相当的信仰,今后更应用更大的力量改善该报的内容,使该报成为苏维埃与工农群众政治斗争的工具,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革命战争的鼓动者与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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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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