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事隔三天，王造时即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此后，王造时更加积极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担任了“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王造时被推为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并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

　　1936年11月23日凌晨3时，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史良被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的罪名，突然在上海被捕，押往设在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听候审讯。

　　王造时与沈钧儒关在同一囚室。为了便于相互传递信息，商定采取一致的主张和行动，以利斗争。2人赢得其他5人同意后，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称之为“家”，公推64岁、德高望重的沈钧儒为“家长”，其余的皆称“难兄难弟难妹”，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

　　法院开庭审讯之日，大批爱国群众来到法院旁听，法官却以“案情重大”为借口，禁止旁听。群众退到法院门口，聚而不散，以示抗议。在法庭上，王造时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反对非法移送。法官当庭裁定:“责付律师，保证以后开庭时被告随传随到。”于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4位救国会主要领导在各自辩护律师的陪同下，昂首阔步走出法庭。这时，守候在门口的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人，也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被保释。

　　在保释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又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他们有逃亡之虞”为借口，重新逮捕了王造时等6位爱国人士（唯有史良事先得到消息，暂避他处），还将王造时等6人秘密押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吴县横街看守所。12月30日，史良自动赴苏州投案，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

　　在狱中，王造时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商定：相约到临刑的那一天，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向刑场，临刑的时候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口号。

　　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法官问:“被告王造时，你们的联合会宣言有句话说:各党各派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战政权，这是不是不要现政府呢?”王造时告诉法官说:“法官先生，你们把政府与政权混为一谈了，看来你们并不知道政权为何物。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的权力，亦即统治阶级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来保证其实现……政府是具体的，政权是抽象的。你所问的问题本身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王造时在法庭上站在法案前被审问的时候，脸是朝着法官的，当听完法官审问而回答问题时，为了把法庭当作救亡运动的演讲场所，他总是边讲边把身子慢慢地向后转30度或45度，最后完全面对观众。法官让他把身子转回来，他照办了，可是不到几分钟，他又转过去了，反复数次，弄得满堂大笑，又赢来阵阵掌声。

　　王造时回到监狱，立即铺纸挥毫，写下两副题词挂在墙上：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我们是爱和平，但是亦爱正义，更不能不图民族的生存，我们愿意接受平等的和平，但亦不辞为正义为生存而战!

　　七七事变之后，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七君子。王造时在狱中8个月，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他的导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出狱时，王造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7月31日，七君子在辩护律师和家属的陪同下，步出苏州看守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