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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格局

游宇明

2017年02月15日09:06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竺可桢在读书。

  有人说:民国时代,中国有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一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一个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这两个人都有民主作风,都能做到珍视人才。竺可桢甚至因此被称为“浙大保姆”。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内迁,学校先到建德后来又迁到广西宜山。任教于这所大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因担心家属拖累,将妻儿从建德送回老家温州。当浙大再迁到贵州遵义并终于稳定下来时,校长竺可桢建议苏步青将家眷接来。苏步青因担心费用不菲而犹豫,竺可桢当即给了他两千元,并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请他写一份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万一在途中被人发现,很可能被中国老百姓打死。有了竺可桢的细心关照,苏步青的妻儿终于平安到达贵州。

  竺可桢对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礼遇更被传为佳话。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被其拒绝;蒋介石邀请马一浮到南京谈话,他当作耳边风;浙江大学也曾约他来任教,亦未成功。后来由于日寇不断进攻,马一浮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他于1938年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了想来浙江大学任教的心愿。竺可桢立刻将其聘为“国学讲座”。浙大给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房子,而且不要求他跟其他教授一样受课程局限,只需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另外,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就行。当时浙江大学只有两辆黄包车,却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假若路途远一点,校长的汽车可随时为他服务。

  竺可桢不仅能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尊重教师,还能充分包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政治学教授费巩很有才华,某段时间对竺可桢非常不满,开教务会时,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微笑不语。后来,学校需要提拔一名训导长,竺可桢不顾民国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其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非常仗义,但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的一些做法很不满意,跟在这名校长后面一路牢骚不断,竺可桢也总是一笑置之。竺可桢虽不欣赏束星北的性格,与他没有多少私交,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多次保护他。

  竺可桢如此善待学者,原因很多:比如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为国家作育人才,是竺可桢的重要信念,而要培养杰出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有优秀的师资;再比如,竺可桢自己是杰出的气象学家,他懂得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而知识往往是杰出学者创造的;不过,最根本的还在于竺可桢有一种做人的大格局,正是这种大格局,使他做出了一般人不想做、不敢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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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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