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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城:从武昌首义参谋长到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文/冯晓蔚

2017年02月17日09: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原载《中华魂》杂志2017年第2期,《中华魂》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李书城,1882年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随孙中山与黄兴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首义后当过黄兴的参谋长;中华民国建立后,做过孙中山的军事秘书。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农业部部长,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改善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武昌首义任参谋长

1904年春,李书城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士官学校第5期的一名士官生。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到黄兴寓所拜访,恰逢李书城也在场,遂相约前往凤乐亭作初次面谈,商议组织革命大同盟之事。经过磋商,于同年8月20日成立了同盟会。到会者有百人之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实为协理,如总理缺席时,便全权主持会务。李书城作为黄兴的知己,始终参与筹划组织同盟会之具体工作,孙中山对他出色的工作十分赞赏。

1907年1月,黄兴回到香港,与孙中山一起在南方领导过多次起义。李书城应孙、黄之召也于1908年10月从日本回到了广西的桂林,先后担任了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监督。1909年冬,有一批陆军小学堂的学生毕业,广西抚台张鸣歧要来主持毕业典礼。李书城与几个同志商议,趁张到时,先杀了他,随即宣布起义。那知计议未决,却走漏了风声,张鸣歧大发雷霆,扬言要捕杀李书城,李被迫去职,北上北京。后经吴禄贞的推荐,担任了清政府军咨府的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他们听后欣喜若狂,并准备在保定举兵响应,以实现南北夹攻,直取北京,捣毁清廷老巢。就在此时,忽接军咨府大臣载涛的电报,令李书城与黄郛急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谈停战议和事,李书城趁此机会与黄郛一起携眷出北京,从天津乘轮先到上海,不久就到了武汉。

1911年11月2日,当李书城抵达汉口时,全城火光熊熊,烟雾弥漫,他随即换轮至武昌,参加了黎元洪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选举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即提议李书城为参谋长。11月4日,黄兴与李书城率领总司令部人员赴汉阳,设总司令部于伯牙台,但因敌人的枪弹能射至院中,李建议黄将司令部移至昭忠词。

黄兴和李书城在汉阳训练新兵,招募民工,修筑工事,日夜备战,准备迎击进攻汉口之敌。后黄、李二人考虑到汉口之敌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增多后向我进攻,不如乘敌兵力尚未充实时主动出击。黄、李二人的意见得到了都督府的同意。

11月6日,从石家庄传来了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杀害的消息,李书城深感悲痛,对清廷和袁世凯更加愤恨。士兵们听此消息也都拔剑斫地,纷纷要求出师,攻取汉口,为吴禄贞报仇雪恨。同日,黄兴下达命令,部队分3路向汉口之敌发动进攻。由于第一、二两路军未按计划行动,他们率领的第三路军,都是新招之兵,缺乏训练,加之敌军炮火猛烈,又骤降滂沱大雨,致使进攻失利,部队撤至汉阳整顿。17日,黄、李二人率军再次对汉口之敌发动进攻,但因敌强我弱,加上连续作战,士兵疲劳,武器、弹药、兵员也损失不少,汉口全境被敌军占领,总司令部所在地昭忠词也置于敌人炮火的威胁之下,形势十分危急。李书城迅速调来辎重营作总司令部的卫队,又调来学生军敢死队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以确保总司令部和黄兴的安全。

眼看汉阳危在旦夕,实难再守,黄、李将战况急报黎元洪,并要求黎将兵工厂的机器和存储在汉阳的弹药、粮食及一切军用物资搬回武昌,以免资敌。

11月26日,黄兴派李书城再次来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了汉阳的战况。黎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大多数人赞成撤退,唯有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并自告奋勇,当即组织参谋部10余人赴汉阳助战,不幸阵亡。是日,各个战略据点都已失守,黄兴下令,部队撤至武昌。

武昌首义,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汉口、汉阳之战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战役,特别是汉阳之战,极为惨烈。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李书城协助黄兴指挥战斗,竭智尽力。战斗中,他的双脚起泡,眼睑红肿,嘴唇干裂,但始终坚持不下火线。汉阳失守有多方面的原因,事隔几十年后,李书城在回忆时,却检讨自己的过失说:“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进行特殊的战斗

时间指向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的工、学、商各界酝酿组织罢工游行,进行声援。6月10日上午,汉口搬运工人余金山,因过磅时和英太古轮船公司职员发生争吵,被英籍船员殴打毙命,工人群起哗动,汉口镇守使也派军警镇压,导致11日全体工人举行罢工,并有2000余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英领事调集义勇队、海军陆战队,以游行者侵入其义勇队防线为借口,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打死40多人,重伤数十人,史称“汉口惨案”。

惨案发生后,武汉全埠哀恸,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投入反帝斗争。时在北京的李书城,立即组织“湖北旅京同乡会”同仁,成立“湖北旅京同乡汉案后援会”,急电督军萧耀南,要他“勿压迫爱国工人、学生之爱国行动。”7月初,李书城以“湖北旅京同乡会”代表的身份,来汉声援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7月4日,李书城在萧耀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面陈述了“湖北旅京同乡会”对萧耀南的三不满意。他说:“汉案发生,军警当局事先既疏于防范,致令无辜同胞,被外人视同鸡犬,任意枪杀,乃外人杀之不足而军警当局,亦复视同胞如鸡犬,不依据法律,枪杀人命,更或出示威迫群众,此旅京同乡所不满者一;英人无理,死我多人,竟向英人道歉,此同乡所不满者二;既不依法杀人,复指为过激,或称为匪党,以实其罪,此同乡不满者三。”他要求萧耀南取消各种禁令,“庶可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援助人民对其运动,实行对英罢工及经济绝交,准许学生及知识界游行演讲。”并要求英惩凶、赔款,抚恤死难者家属。他的发言,使萧耀南十分尴尬,而与会者的大多数则多次鼓掌,对李书城表示敬意。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李书城被广州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同时还担任唐生智部的总参议,随唐部行动。李书城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与唐生智一道战斗在前沿阵地,协助唐指挥每一个战役。同年10月,李书城随军进入武昌,他将家安在蛇山脚下的一座破庙里,在这里联络武汉的各界人士,支持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

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23日,武汉30万人聚会武昌阅马场,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李书城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在主席台就座,与群众一起高呼反蒋口号。5月17日,夏斗寅叛变,率兵偷袭武汉,曾是夏的上级的李书城非常气愤,对夏的叛逆行为严加痛斥,并致电夏,要他撤兵,停止进攻武汉,警告夏若一意孤行,定将受到历史的惩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清党”,李书城在“清党”中拒不重新登记,自动脱离走向反动的国民党。

汪精卫反动后,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董必武曾对李书城的胞弟李汉俊说:“这次共产党撤退,没有布置后卫,原来同共产党合作的人,要留下来做点工作,尽力保护革命的同志。”李汉俊将此意见转告李书城。以后李在武汉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崇高的声望,团结孔庚、詹大悲等人士,进行特殊的战斗。

1927年7月20日,湖北省政府进行改组,李书城、孔庚、叶琪被选为省政府常委,轮流担任常委会议主席,共同负责省政府的日常工作。李书城自进入省政府任职后,就利用他合法的地位,竭力保护革命力量,镇压顽固势力。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书城从恩施回到武汉,住在武昌珞珈山南麓的一栋小别墅里,宅旁有一小块水田,他亲自耕种。他表面上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而实际上这时候他通过李汉俊之子李声簧的关系,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了联系。

1948年冬,国民党在战略上已濒临失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枪声。此时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崩离析,蒋桂之间的矛盾尖锐,李宗仁、白崇禧有取蒋而代之的野心。12月17日,白崇禧到南京与李宗仁密商,他们认为这个仗己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而要打开和谈的局面,必须逼蒋下台,因为共产党绝不会以蒋为谈判对手的。

李书城了解了目的意图后,立告一向反蒋、主张和平的省参议员周杰,他们共同揣测白崇禧之用意是借和平运动逼蒋下台,而拥李宗仁继任总统。李书城虽不愿为桂系的阴谋效劳,但他想到,若是蒋桂间发生冲突,则有利于解放军顺利南下,救人民于苦海。他利用这个机会,约请武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运动促进会”。

1949年1月16日,湖北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在省议会成立,大会选举熊秉坤、李书城、艾毓英等17人为主席团,李书城为总主席。大会通过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宣言呼吁国共双方立即就地停战,保障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还致电全国各省市,联络各民意机关,要求响应。李书城与艾毓英、耿伯钊代表促进会,当面促请白崇禧率先在华中地区、湖北地区以及武汉,立即停止征兵征粮,停止城市设防、释放政治犯等。

湖北省的和平运动发动起来后,未见各省响应。白崇禧知道李书城与湖南省主席程潜是留日老同学,又是同盟会的老战友,便要求李书城赴长沙劝说程潜,在湖南也发起一个和平运动,联合倒蒋。李赴长沙晤程,告知湖北发起和平运动的情况,转述了白的意见。程对李说:“倒蒋我同意,但须与共军方面联系好,才不致于两面受敌。”

程潜派湖南军官刘建绪与李一道往武汉。白崇禧认为程潜的建议乃是万全之策。遂问李在共军方面有无知友?若有,能否去一趟解放区?李回答说:“中共领导人中的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三先生,有的是我的同乡,有的是我同盟会的旧友,都可以袒怀畅谈。我可以用湖北和平促进会代表的名义,到北方去一趟。但共军方面若问及你对和平的意见如何,条件如何,我不能代答,最好你写一信给我,说明你对其方提出的条件,哪些可以承认,哪些你不同意,让我带去给他们看,以便作商议的基础。”白认为李老说得有理,即执笔给刘伯承、陈毅二将军写了一信,表明他希望停战言和,早日结束战争。

1949年1月23日,李带白的私人信件和《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宣言》,邀约了李伯刚(共产党员)和一名随从奔赴河南。年事已高的李书城不畏严寒,不畏艰险,冒着鹅毛大雪,坐着敞篷军车,考察和访问了解放区的许多地方,为解放区的繁荣景象所感动。2月的一天中午,刘伯承和陈毅特地到李书城住处去看望他,对于他为和平愿望远道北上,表示热忱的欢迎。并设午宴招待他们一行。席间,李将白的亲笔信和促进会的宣言,转交给刘、陈。并介绍了白与蒋的矛盾,以及自对中原战场“局部和平”的态度。刘、陈要他回武汉后转告白崇禧,解放军是一定要解放全中国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必须放弃地盘思想,退出所占据的地方。国民党军队必须交由解放军改编,原有的官兵愿留者由解放军重新编制,不能原封不动。希望李回到武汉,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在解放武汉战斗期间,设法保护地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

李书城临别时一再对二位将军的宴请表示感谢,并说,刘、陈二将军的话很诚恳也很坦率,处处为人民着想,使我认清了以后努力的方向。我们回去后,一定要把解放区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形和两位将军的指示,告知武汉父老兄弟,争取武汉早日解放,并尽量减少损失。

李书城等人于2月20日回到武汉,这时蒋己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白在南京未归,武汉军队正忙于备战,人心惶恐。省主席张笃伦已离职,换上了桂系擢用的湖北军人朱鼎卿。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些知友携眷逃往两广和四川去了,他们是被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谣言所吓跑的。

李书城见状,分别写信给离开武汉的朋友们,介绍他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要他们不要轻信谣言。有些朋友接信后很快返汉了。有些外省的朋友也来信向他询问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他都一一回信相告,劝他们不要四处逃避。李书城还在省参议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关于解放区之行的真实情况的报告,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惑众的种种无耻滥言,第二天武汉各报都以显著篇幅报道了他的讲话内容,武汉市民争先抢读。不几日,上海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他的讲话。

白崇禧从南京返回后,立即布置军队在市郊构筑防御工事,强迫商民筹集防御经费,加紧征兵征粮,再也不喊“和平”了。李书城从解放区归来后,几次要求向白报告解放区之行的情况,可白总以没有时间、改日再谈为由,不愿听取李的意见。和平促进会的同人们,看到白的这种态度,也不再呼吁和平。李书城与张难先等人反复商议,决定将和平促进会改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救委会成立后,首先组织反破坏,反搬迁。白溃退前,准备将省所属机关、学校、企业及人员、财物、档案向恩施一带迁移。李书城等人暗中联络各机关、学校、企业的人员,设法保护,不准搬迁和损坏,人员也尽量留在武汉。当白崇禧扬言要在撤退时炸毁张公堤、武太闸、水厂和电厂时,李书城和张难先挺身而出,跑去见白,当面斥责白是要把老百姓往死里逼,愤怒地以手杖击地,要和白崇禧拼老命。迫使白表态不炸毁,不破坏。当李得知卫戍司令鲁道源派了一个工兵营去汉口执行爆破任务时,李又急忙去做鲁的工作。并受地下党的委托,送了鲁6000银元,所以当鲁撤退时,只象征性地炸了停在江中的几条破趸船。

救委会还控制“真空”期间的武力使用,李书城亲自出面做汉口警察局长、保安队长的工作,要他们组织警力,在“真空”期间维持市内秩序,并由救委会承担他们的粮饷。

李书城领导救委会的成员到处筹集粮饷,以备急需。还策动国民党一些将领起义,赶制旗帜、书写标语口号、印制臂章,作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一切准备。他速与张难先等知名人士签名,向全市出安民告示,号召全体市民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求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堵如常。倘有不肖之徒乘机破坏扰乱,应立即逮捕,交付严惩。

5月16日,武汉解放了,李书城以无比喜悦的心情,与全市人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安排他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军管会的高级参议。7月,他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

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任命李书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这一任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的高度信任,使他十分感动。接到任命后,他就全力投入了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的工作。

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的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时,整个国民经济可以说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仅就农业而言,1949年比抗战前最好的年份相比,产量降低了两成以上,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灾民达4000多万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解决四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0年2月27日,中央成立了一个救灾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李书城等任副主任。他协助董必武采取了“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社会互助、政府救济”等办法,并从东北老解放区先后调运了百万吨以上的粮食到关内,救济灾区,安定人民的生活,支援解放全中国的斗争。

李书城在几十年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几乎从事的都是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很少涉及到农业战线。他出任农业部长后,知道形势是严峻的,责任是重大的。为了不辜负共产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希望,以近古稀之年孜孜不倦的学习党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技术知识。他的案头上经常放着苏联农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专著。他曾风趣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孙中山、黄兴、阎锡山、蒋介石,现在我又认识米丘林、李森科了。不久,苏联为了帮助我国发展农业,派了一些农业专家来华。李书城虚心地向专家们请教,不顾年老体弱,亲自陪同苏联专家到农村视察,搞调查研究。有时头顶烈日,蹲在田边地头,和专家、农民一起研究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合理施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新中国成立一年后,农业生产就有了可喜的转机,农村面貌也有所改观。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李书城热烈拥护并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曾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已经显著地提高了。

如何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又如何促进农业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发展,李曾多次向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请示汇报,谈计划、提意见。李认为,合作社的发展要稳步,规模要适应当地情况,还要根据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要求组织生产,决不能搞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以防引起群众不满。这些中肯的意见,为邓子恢所重视和赞赏。

在支持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过程中,李书城领导农业部门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如发放农业贷款、兴修水利工作、供应新式畜力农具和商品肥料,贯彻农业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等。他还大力提倡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在他任部长期间,全国建立农业科研机构8300多个,从业人员达10多万。这支农业技术队伍,贯彻科研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针,把外来的科技知识同当地群众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依托互助合作组织,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如深耕保墒、适当密植、合理灌溉、增施肥料、推广良种、改良土壤、繁殖牲畜、改进农具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51年起,国家每年都出动农用飞机为农民防治蝗虫,到1954年,我国对蝗虫的危害已能基本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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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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