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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外交大使”吴阶平为苏加诺治病

陈 洋

2017年02月20日09: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原载《世纪风采》杂志2017年第1期,《世纪风采》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吴阶平,1917年1月出生,江苏常州人,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组组长的任务。不仅如此,吴阶平还担负了为外国首脑看病的任务。上世纪60年代,受周恩来的委托,曾先后11次为5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仅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治疗过5次。这些治疗活动的圆满完成不仅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更展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

接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特殊邀请

1961年底,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印尼方面希望请中医专家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

苏加诺总统对中国医生发出邀请当然是一件好事。西方大国采取“冷战”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进行各个方面的封锁、遏制。面对这一现实,从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的目的出发,中国方面欣然接受邀请。

“要团结印尼的左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尽一切可能为总统治疗,也要多为群众服务。”临行前周恩来、陈毅曾专门跟医疗组谈话,指出了医疗组此行的目的、任务,并任命吴阶平担任医疗组的组长,心脏病专家方圻教授任副组长。组员有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杨甲山、放射科胡懋华等9位中西医专家。

作为一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很清楚苏加诺患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中医是否就一定能对总统的病有疗效,吴阶平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但“这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1962年初,中国医疗组专机由北京飞往昆明,再由昆明经缅甸到印尼。大家都知道印尼结束反华浪潮不久,政局不稳。为了应付复杂局面,医疗组在专机上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从严寒的北京来到酷热难当的雅加达后,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接待了医疗组。姚大使先向医疗组介绍印尼的情况:苏加诺总统患肾结石,一侧肾功能丧失。西方医学专家建议他将功能丧失的肾脏切除,苏加诺不愿意。恰好总统的前任私人医生、也是总统早年的战友胡永良,对中医有一些了解,向他建议邀请中国的中医来治疗,认为可以免除开刀之苦。苏加诺对胡永良感情深厚。苏加诺执政后,他既从政,又开业做大夫,身份特殊,苏加诺对他很信任。

“这位大夫应该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吴阶平说。

姚大使点了点头,他尽可能把情况介绍得详细一些。因为他知道医疗组要面对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于是又接着说:“你们来之前可能听说了,印尼上层分为左中右三派,营垒分明。印尼军方是右派,实力很强,有不少高级将领都是亲美的。卫生部长就是一个准将,极力反对总统请中国医生来。”

“苏加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格怎么样?”吴阶平想了想问。

姚大使笑着说,军队中的右派势力这么强却不敢把苏加诺怎么样,也是由于总统本人在印尼民众和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加诺一直领导游击队反抗荷兰殖民统治,二战期间印尼被日军占领,日本战败后,苏加诺争取到日本向印尼人投降。苏加诺领导的游击队政权也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其本人从此被印尼人奉为国父。苏加诺执政的这十几年遇到过好几次政变,其中有一次政变军队把总统都包围了,这时苏加诺手无寸铁,就在总统府里拿一个话筒对政变军队发表演讲,居然把包围的士兵都讲散了。

吴阶平问:“苏加诺脾气好吗?在交谈中有什么特别的禁忌?饮食起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作为医生,他很注意自己会对病人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更何况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病人。

姚大使一一给吴阶平作了介绍。

“姚大使,我们来之前总理说,我们要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吴阶平想起临行前周恩来说的话,当时陈毅说:“这是总理给你们的‘尚方宝剑’。”他并不完全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既然周总理说了,他还是应当向姚大使说明。

“噢?”姚仲明有些惊讶,按照惯例,国家官员出国原则上都是在当地大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重要问题都要得到大使馆同意,需要请示国内时由大使馆写报告。而这次医疗组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写报告。“这没有问题。”姚仲明爽快地说。

机智应对与印尼医疗组的首次会面

几天之后医疗组接到通知:明天苏加诺总统医疗小组将与中国医疗代表团就总统健康问题开会讨论。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吴阶平已经了解到苏加诺的医疗小组包括下列人员:总统老友苏哈多,内科博士;放射科教授西瓦贝西,也是当时印尼国内唯一的放射科教授;总统现任私人医生刘英昌;总统前任私人医生胡永良;苏马诺医生,大雅加达警备区司令;格雷他多上校,总统警卫长;放射科医生鲁比翁诺,密码局局长;萨特立医生,卫生部部长、准将,以及中文翻译司徒眉生。

第二天一早,讨论会按时开始了。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中国西医的“开场锣”果然敲得响亮而热闹。看了苏加诺肾脏的X光片和厚厚一摞各国专家的诊断书,并与方圻、胡懋华等几位医生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吴阶平先开口:“各位教授,我们看了这些详尽的资料,对总统阁下的病情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吴阶平一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就令在座的印尼医生们吃了一惊。只听他对X光片做了详细分析。谈吐于潇洒中又不失稳重,使那些对中国医生充满蔑视甚至愤懑的印尼专家们也不由自主地专心听他发言。

紧接着,方圻教授针对总统的病情也做了发言。

对于中国医生的发言,印尼医疗组的专家显然挑不出什么毛病。

“请问你们对恢复总统的健康究竟有多少把握?”印尼医疗组长果然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单刀直入,切中要害。

“是否能使总统阁下的肾功能得到完全的恢复,我们现在还没有十分的把握,要经过治疗进一步观察,中医治疗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希望在你们已经取得效果的基础上,我们两个医疗组共同努力,更进一步提高疗效。”吴阶平不动声色地把“球”又踢了回去,话说得很“活”。

接着,由岳美中老医生为主介绍了中医的历史、理论、体系、什么是汤药,什么是针灸,原理是什么,中西结合有什么好处等。岳医生是饱学之士,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吴阶平知道,中医对于一无所知的外国医生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也不可能很快消除疑虑,就和岳美中等几位老中医商量,只有把它讲解得通俗易懂,并尽量与西医相通的地方联系起来讲,才能逐步改变印尼医生的看法。

持怀疑态度的印尼医生见吴阶平、方圻等都受过完备的西医教育,完全掌握西医也熟悉医学领域的国际新进展,同时,他们又对中医如此了解、肯定、推崇,也无法提出异议。

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会面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向学术方向转变,语气也由谈判变成了对医学问题的讨论与争论,但陷阱仍然到处都是。

这时一位身材瘦小、肤色黝黑的医生抖着两撇小胡子开口说:“中医汤药需要临时煎服,总不能天天在总统的房间煎药,而且总统经常到各地出巡,煎好的药如何安全送到总统手里?我是说,安全的责任谁来负?总统曾经好几次遇刺,谁能保证没有人在汤药里做手脚?”

第一次接触,吴阶平就注意到了这个放射科医生鲁比翁诺,他是印尼密码局局长,顶着上校军衔,内行人知道这个局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他对中国医疗组显然有很强的敌意,不爱说话,讨论时候似乎很沉默,可每次发言都让吴阶平感到“这个小胡子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明” 。

这果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顺着“小胡子”的话往下推,煎药的是中国人,保证汤药没有问题的也应该是中国人。

“我们只能保证药物煎熬的过程中不出问题,至于怎么送到总统手中,我想问一下,总统平时用餐也不可能把厨房设在总统房间里吧,饮食的安全又是怎么保证的呢?”吴阶平满脸真诚地问。

“这个———,是大管家负责的。”

“那好,我想这事还得烦劳大管家了,咱们应该把他请来一起商量。”吴阶平说到这里心里踏实了一些。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大管家负责找人特制一个密封的,在盖子上盖上印章和日期的保温瓶装汤药。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耐心地说服老中医

当晚,吃过晚饭,吴阶平正在房间里看报。房门被敲响了,原来是几位老中医。吴阶平忙让座。大家谈了几句今天开会的事后,岳美中说:“吴院长,可能就要开始给苏加诺治病了,我们几个刚才商量了一下,在用中药前是不是再做一次静脉造影,看看肾功能的情况。”

吴阶平没有马上回答,停了半分钟,只见他摇摇头:“这万万不能!”

医生们愣了。

“各位说的没错,苏加诺在维也纳做检查已经是几个月前了,如果是科学的态度就应该再做一次检查,诊断后再开始治疗。但是,他现在的状况是一侧肾脏完全没有功能,而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治疗基础,治完了恢复一点功能就是胜利,即使治疗后仍然没有功能也只能说是中医无效。如果再做检查发现有一点功能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万一反而无功能了,对于不懂医学、又敌视我们的人来说,他不会理解成是没能控制病情,很可能会说是我们给治坏了。”吴阶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几位老中医互相看了看,停了半晌。“你怎么肯定中医会对肾病无效呢?”一位医生不服气地说。

“我当然不是不相信中医,这几天从计划里大家也能看出来,我是很尊重中医的,也相信会有好的疗效。但是以治疗无功能的肾脏为基础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我们的工作是为政治服务,就不能只强调科学性。”吴阶平心平气和地说。他想,要顾大局就不能拘小节,要知道这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不能以一般的医学科学工作对待,在当时必须把政治效果放在第一位。而且他还有一点别的想法。

苏加诺在维也纳做的肾功能检查是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做的,而在全身麻醉时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会受影响,也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可能:苏加诺的肾脏也许还有一点功能,受麻醉的影响当时显示不出来,等中医治疗后如果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一次静脉造影,也许就能显示出来了。

当时他不愿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在自己身上针灸消除苏加诺的顾虑

苏加诺第一次接见中国医疗组、第一次接受中医治疗是在独立宫,印尼医疗组的成员也都出席。

第一次治疗比想象中要顺利,苏加诺很配合,对号脉等中医治疗手段都很新鲜,只是对于针灸一时难以接受,犹豫了。

吴阶平用英语解释了半天,苏加诺还是半信半疑。最后吴阶平和针灸专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自己手上扎给总统看,以打消他的顾虑。针灸专家一边扎,吴阶平一边对总统解释,看着吴阶平毫无痛苦、神色自若的样子,苏加诺终于同意试一试。

银针扎进去要停留一会,为了分散苏加诺的注意力,吴阶平开始找话题和总统谈天。他聊天式地和苏加诺谈起了一般肾结石是怎么一回事,西医怎么治,中医怎样治,根据是什么。又向总统介绍来的几位老中医在中国国内中医界的地位,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病症,经他们治疗病情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病人甚至康复了。半小时不知不觉过去了,医生小心翼翼地把针从各个穴位拿下来。针灸结束了,总统的谈兴却未减:“吴博士,你的英语怎么讲得这么好?”他对这位风度翩翩、谈吐幽默的吴博士很感兴趣。吴阶平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准备告辞。他看见大管家已经站在了门口,大概总统下面还有安排。

“第二次什么时候看?”苏加诺问。

吴阶平估算了一下,中药一般每次是开五副,应该五天以后再看:“礼拜六吧。”

五天以后,吴阶平没想到他们被车直接送到了离雅加达68公里的茂物,总统的别墅。住在茂物的是总统的第二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

医生们一到驻地就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总统请你们看电影。”

刚刚在湿润、凉爽的空气中舒坦了一会的吴阶平一听这话立刻紧张起来。他想起了过去听过的一件事:第一个中国驻印尼大使曾应苏加诺之约同看电影,影片中出现了污辱华人的场面,他没有表态。后来因为这件事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大使被撤回国内。“怎么苏加诺又要请我们看电影,而且今天不是我一个人。”

吴阶平想到这儿,立刻找到方圻:“今天要和苏加诺一起看电影,我们很难找什么借口推辞,只能去。我了解到是捷克影片,大概不会有污辱华人的场面,但也要有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的担心和大家说了,强调:“你们看我和方圻教授,要是我们站起来走,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如果出现了什么有损国格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场面我们丝毫不能客气,这是原则问题。”

晚上,苏加诺身后坐着的一排中国医生,都提着心。结果仅仅是一部言情片,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吴阶平一回到宾馆又遇到一件麻烦事。原来,总统私人医生刘英昌就在茂物开业。他盛情邀请中国医生到他家作客。对他来说,给总统治病的外国医生成为他的座上客,无疑是十分荣耀的。但吴阶平同样知道,这个刘英昌和总统前私人医生胡永良有矛盾,因为刘夺去了胡的职位,如果成了刘的座上客就会得罪胡。

如何才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吴阶平考虑了好久。第二天中午,中国医生和印尼医生同桌进餐。觥筹交错间,吴阶平说:“我们两国医生都在为总统的治疗尽力,应该增加互相了解,因此我准备分别到苏哈托先生、胡永良医生等各位同道的府上拜访,刘英昌医生的家正好在茂物,我们先拜访刘医生。”

这番话显得不偏不倚,没有远近亲疏之分,希望能减少胡永良医生对中国医疗组到刘英昌家中的不满。

在茂物除了总统的例行检查治疗外,苏加诺还请中国医生给他第二夫人和两个小儿子看病。两个孩子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都患哮喘,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几位老中医对小儿哮喘的治疗还是很有心得,当场开了药。至于夫人并没有什么病,只是体质弱,也开了几副益气补血的药。

后来听说两位公子的哮喘病用药见效。夫人很高兴,苏加诺亦大悦,从此每周末去茂物定携中国医生同往。

尽管每次去茂物对医疗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吴阶平却常常担心总统再请看电影,于是尽量把看病日期后延到星期日,错开周末晚上的电影。

医疗外交助推政治外交

到印尼开展工作后不久,吴阶平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新华社访问印尼的代表团即将回国之时,一位团员患了急性阑尾炎住进印尼医院,医生要为他做手术。如果做手术,他就不能随团回国了。

吴阶平立刻想到,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包括中药、针灸、抗菌素,对急性阑尾炎是有疗效的。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中医中药和针灸的作用。他把这个意见和医疗组的医生们一说,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中医治疗果然见效,疼痛开始减轻,逐渐消失,第三天病人就如期随团回国了。这一下使在场的印尼医生、护士大感惊讶。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急性阑尾炎必须手术治疗,没有想到拿几根小小的银针在身体的几个部位轻轻一扎就好了。

消息立刻就传开了。记者们也到处宣传中医的疗效,一时间神秘、新奇、惊叹、猜测,人们到处议论纷纷。不少印尼的达官贵人都来请医疗组治病。中国医疗组本来就希望造成良好的声誉,自然是有求必应。而这些病人中许多患的都是“富贵病”,或身体虚弱、乏力,或食欲不振,或失眠多梦等等。按照中医的理论往往都能说出一些名称,或气血两亏,或经脉不调。听者尽管不懂何为气血两亏,何为经脉不调,但毕竟说出了病名,就好像多年难治的顽症终于水落石出,也就放了心。而中医对于调理、保养本来就十分有效,再加上病人又出奇的配合,简直是药到病除,皆以为“神”。

没有几天,外面对于中国医生的评价就传到了苏加诺的耳朵里,总统也就更加信任医疗组,每次看病的气氛都十分轻松、融洽。苏加诺对中国医生的好感推而广之,成为对中国的好感。例如,各国大使想见总统,如果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由礼宾司安排常常需等上一两个月。而吴阶平在给苏加诺治疗时说起:“总统阁下,我们的大使很想来看看您。”

苏加诺马上就说:“让他明天就来吧。”

姚大使对医疗组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十分清楚,经常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请医疗组帮助传递一些消息。这天,姚仲明得到消息,台湾郝更生到了雅加达。郝更生是台湾体育界十分知名的前辈。当时台湾和印尼走得很近,要支持印尼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印尼体育部长马哈地是个极右派的人物,郝更生就是来会晤他的。中国方面觉得至少先应让苏加诺知道郝更生来了,可是如果专门为了这件事去见苏加诺似乎又不合适,可要是等到他们暗中一切准备妥当再说又晚了,首先要让苏加诺知道这么一件事。姚大使想到了医疗组:“吴大夫,你能不能跟总统说一下,郝更生来了。”

吴阶平颇感为难:“我作为一个医生,怎么去跟总统说台湾的郝更生来了呢?”

“你们和总统接触的机会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总是有的,这件事很重要。”姚大使说得恳切。

“我考虑考虑,这种事可一不可再。”吴阶平希望尽量减少这种为难的局面,又要适当满足大使的要求。

这天又是例行治疗日,中国医生们来到独立宫。苏加诺看起来心情不错,方圻和岳美中给他做了检查,接着就是针灸治疗。苏加诺早已放心地接受治疗,一边扎针一边和大家聊天:“吴博士,看来爱喝你们‘中国咖啡’的人还真不少。”苏加诺管汤药叫“中国咖啡”,“不少人的病都是喝了它好的,我感觉也不错。”

吴阶平谦逊几句。两个月来,医疗组一直在苏加诺面前不断地赞扬印尼医生,总说诊治工作是和印尼医生共同完成的。这样一来,即使印尼医疗组想到苏加诺那里说什么对中国医疗组不利的话都无法张口。没过多少日子,原来印尼医疗组的医生们几乎人人都官升一级,卫生部长由准将升为少将,“小胡子”由上校升为准将,皆大欢喜。

苏加诺虽然很信任中国医疗组,但对中国医疗组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仍不断派印尼医疗小组的一些人去维也纳征求意见。这时,苏加诺和印尼医生们又毫无拘束地谈起了他们在维也纳时去夜总会享乐的情景。大家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轻松。吴阶平正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完成大使的任务,见他们聊得高兴,就轻描淡写地插了一句:“你们说的都是好事,可我知道也有坏事,听说台湾的郝更生最近来了。”

苏加诺显然听到了这句话,并没有做什么表示。吴阶平自己也不相信这句话能起什么作用,但毕竟完成了姚大使的任务。

巧妙应对治疗结果

四个月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中国医疗组在印尼却日日不敢怠慢。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大家,特别是吴阶平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这四个月每一天生活都历历在目。终于,有一天,吴阶平听到苏加诺说“中国咖啡真苦”,开始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吴阶平感到四个月的时间已经不短,不宜再拖下去,以免被动。他向印尼医疗小组提出检查肾功能的问题,对方表示同意。于是,大家积极准备做静脉注射泌尿系统造影。

中国医疗组年初来到印尼时便对这一检查做了充分准备,医疗组里不仅有两名放射科技术员,还自备了X光机、X光片、全套冲洗X光片的设备等,但求万无一失。

吴阶平和大家一样,心情相当沉重,尽管这四个月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社会影响,医疗组已经做到无可挑剔,但最关键的还是治疗结果。

检查当天,吴阶平亲自给苏加诺从手臂静脉注入造影剂,方圻为偶尔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做好急救准备。一切都很顺利,按计划照了多张X光片,苏加诺继续平卧在X光机摄像台上等候。

放射科技术员把X光片带到暗室冲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估计片子就要冲洗出来了,吴阶平走入暗室。X光片上显示原来功能正常的左肾仍正常,原来无功能的右侧病肾也显示出一点功能,虽然功能仍不好,但与原来的无功能相比已经肯定有进步。

吴阶平转身走出暗室,门口站满了医生。对于右肾功能好转他不作透露,只是请两位放射科专家西瓦贝西教授和鲁比翁诺医生自己到暗室去看片子。

过了一会,西瓦贝西教授从暗室走出来说:“右侧有一点功能了。”

大家都松了口气,吴阶平连忙向他建议:“你去跟总统说。”

他果然兴冲冲地走到苏加诺面前祝贺说:“右肾有功能了,病情好转。”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就变成了总统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而紧接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公布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中国医生的治疗,总统的健康已经完全恢复。当然这样宣布是有很强的政治需要的。

显然,当吴阶平看到右肾出现一点功能时,自己并不作结论,而请印尼医生去看,并由他们去向总统报告的做法是别有深意的。因为X光片显示是“有一点功能”,如果中国医生先说有功能并向总统报喜,万一惹得印尼的医生由忌生恼,对这一结果产生非议又会生出许多麻烦。结论由印尼医生说出来,又由他们去向总统汇报,自然谁都不便再多说什么了,反而效果说得越来越大。

印尼对苏加诺健康状况发布新闻公报后之后,吴阶平认为中国医疗组此次为总统的诊治工作可告一段落,可以安排回国。可当他对姚大使提出这个想法时,大使却不同意。姚大使认为医疗组留在印尼可以随时诊治。吴阶平解释说,我们不能把一位外国元首的健康全包下来,留在这里如果他没有需要,不找我们了,就会出现坐“冷板凳”的现象,而且也使印尼医疗小组不快,似乎他们不能起作用。现在正是鸣金收兵的最佳时机,走了,需要可随时回来。

但大使仍然坚持要医疗组留下。无奈,吴阶平只好动用周恩来给的“尚方宝剑”,由使馆和医疗组联合写报告,说明对现在的情况有两种考虑:一种是医疗组先回国,等苏加诺需要的时候随时再来;另一种是医疗组在这里留下。很快就收到了周恩来的回电,让医疗组先回来。

有了周恩来的指示,吴阶平正式向苏加诺提出:医疗组回国,总统需要时随时再来。总统自然是挽留,但他也知道中国医生总不能在印尼永远呆下去,于是答应了吴阶平的请求,并派鲁比翁诺医生和胡永良医生陪同中国医疗组回国,并向中国政府致谢。

历时近五个月的医疗任务圆满完成,吴阶平带领他的医疗队奏凯而归。

苏加诺与中国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总统的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医生。1963年、1964年、1965年中国连续接到苏加诺的邀请,每次都是吴阶平任医疗组组长前往印尼,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外电评论: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苏加诺总统离不开中国医生。中国外交部专门就中国医疗组出访写了一个通报,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用医疗组的形式到国外有很大好处,上可以直接见到元首,下可以给老百姓治病,影响很大,花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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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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