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清
2017年03月23日15:44 来源:人民政协报
抗日战争时期,张恨水与重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3700万字的诗词、散文、评论、小说,其中有800多万字都是抗战的文学作品。
发表抗战文学作品
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重庆山城。老文友张友鸾等人知道后,前往朝天门码头等候,向他转达了《新民报》社长陈铭德先生的诚意邀请。从此,张恨水便成为正谋求复刊的《新民报》报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接手报社的复刊工作,张恨水将《新民报》副刊改名为《最后关头》。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关’这个字,在中国字典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之前再加上‘最后’两个字,这个程度副词(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暗示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呐喊!”这段发刊词,既是他对即将开始的更激烈抗战之呐喊,也是他对以往抗日所尽努力的再次延伸。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张恨水任副刊编辑。当时《新华日报》也迁来重庆,周恩来、郭沫若他们都从武汉来重庆领导报社工作。两家报社相隔不远,他们关系十分密切,人员常来常往。
张恨水当时不仅编辑《新民报》文学副刊,而且还全身心地创作抗日题材的小说。譬如《虎贲万岁》《东北四连长》《巷战之夜》等。这些作品,使国民党当局颇为反感,如他在重庆写的《疯狂》刚一发表,立即就遭重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所谓“新闻检查”。
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非常支持他的文学创作。当得知张恨水要写有关游击队题材的小说时,《新华日报》资料室为他提供查找资料的方便,让他在资料室静心阅读大量有关抗战游击队的资料。这使张恨水感慨万千,激动万分。进而使张恨水创作的抗战文学作品,有血有肉,人物鲜活。
“待漏斋”里的写作
在一次演讲中,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介绍了父亲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
张明明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父亲便写了《太平花》,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最早的抗日小说;1932年又用两个月写了短篇小说集《弯弓集》,‘弯弓’乃弯弓射日之意。那个集子里,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笔记等。从那个时候,他就不停开始写抗战文学,或是国难文学。在《弯弓集》序言中,父亲说:‘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今国难小说,尚不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为了让这本集子早日见面,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自费出版作品。”
张恨水在重庆的抗战文学写作,大多是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而进行的。那些年间,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达到两百多次。
1939年间,日机对大后方重庆狂轰滥炸,主城区大量房屋被炸毁,许多人为避日机空袭,纷纷迁居市郊。张恨水也因此而搬到巴县市郊南温泉。当时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张恨水根本没有能力自己修建房屋,所以,便租了农民的三间茅草屋来居住。这三间茅屋,墙壁是竹子编的篾笆折,糊上一层黄泥巴,四周用几根木头作房柱,屋顶盖的是稻草。只要一下起雨来,满屋全漏。于是,他们就得赶紧用盆子、水桶等来接水。因此张恨水给它取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待漏斋”。
在张明明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写,她说:“我总是看到父亲的背影,埋头在那里写东西。那8年的800万字,大多是鼓励人们斗志的抗战文学,那个时候生活比较苦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
1947年12月2日,张恨水乘坐卡车颠簸千里,终于回到北平。然而不同寻常的8年重庆生活,却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帘。为此张恨水写诗一首,以示纪念:
壮年入蜀老来归,老得生归哭笑齐。八口生涯愁里过,七年国事雾中迷。虽逢今夜巴山雨,不怕明春杜宇啼。隔水战都浑似梦,五更起别海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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