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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夫妻的爱情信物

蒲晓蓉

2017年03月30日08:4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岩春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在北京西苑颐东苑华克放的家中,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母亲沈安娜珍藏的一枚印章。这枚印章历经75年的风风雨雨,仍然保存完好,是什么原因让沈安娜如此珍视?印章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校园爱情在西湖边开花结果

1915年11月7日,沈安娜(原名沈琬)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书香世家。7岁时,她被家里强行裹脚,因此对这种封建陋习厌恶至极。这也为沈安娜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安娜正就读于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在学校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她和同学们多次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而此时,比她大3岁的姐姐沈珉正承受着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被迫辍学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地主的儿子。沈安娜非常同情姐姐的遭遇,为避免自己重蹈不幸,1932年夏天,姐妹俩在二哥的支持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寻求新生。

到上海后,沈安娜准备报考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这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找到学校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苦闷中的沈安娜,得到了一位门房老伯的帮助。老伯告诉她校长不在,让她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

毛先生全名叫毛啸岑,见到他,沈安娜苦苦哀求道:“先生,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了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毛啸岑被沈安娜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便对她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再说。”写什么呢?在没时间多想的情况下,她写下命题为《求学》的作文。正是这篇作文打通了沈安娜的求学之路。毛啸岑夫妇,也因此成为了沈安娜“一生的恩师”。

在恩师家的一次美好邂逅,开启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爱情之路。1934年初的一个阴天,下着毛毛细雨,沈安娜和姐姐因没有路费回老家泰兴,便去给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恩师家她们第一次见到了两位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男校友,一位是已毕业的舒曰信,另一位便是在校读书的华明之。

在沈安娜的印象中,华明之身材修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安娜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而在华明之眼中,沈安娜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这次的邂逅给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那以后,他们4人就经常在恩师家聚会,互相谈及双方的家事。和两位校友相识,改变了姐妹俩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各自找到了感情的归宿。

1934年姐姐沈珉与“中央特科”成员、革命青年舒曰信结婚。受苏联的影响和华明之、舒曰信的建议,沈安娜将名字由沈琬改成了安娜,姐姐改成了伊娜。在舒曰信的鼓励下,同年7月华明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华明之在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始了“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工作。此时沈安娜因无钱交学费而辍学,为了日后独立谋生,她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学习期间,沈安娜十分刻苦,成绩优异。1934年11月,刚过完19岁生日的沈安娜,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让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议事科惟一一名速记员,以此作掩护为党搜集情报。

沈安娜将搜集到的情报和衣物混装在一个小皮箱内拎到上海,上报党组织。为了方便对身处杭州的沈安娜进行指导并传递情报,王学文指示华明之以同学之名,利用周末时间,从上海到杭州,联络并指导沈安娜。

两人的恋情就在这日渐增多的会面中不断加深。他们有时在茶馆见面,有时又假扮成亲密的情侣在西湖边上碰头。秘密的接头会面,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他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爱情之花在西子湖畔绽放。

1935年秋,经王学文批准,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两人走上了充满艰险而又幸福的人生之路。

国民党高层身边的夫妻情报组

两人结婚后,华明之按照组织指示,结束了上海的情报工作,陪伴在沈安娜身边,专门指导和帮助她,接收、送出情报。

1936年,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因做人正派和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1938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派下,沈安娜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等机关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沈安娜认真观察着会上人员的言行,速记着会议内容,甚至还常常坐在蒋介石身边。她源源不断地获得重要情报,由华明之整理送出,直达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手中,因此她也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在沈安娜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夫妻俩经受过无数次危险的考验,甚至有一次国民党特务还带着证据找上了门,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已经到了和上级领导徐仲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业务处长)约定接头的日子,可是时间已过,他还是没有来。沈安娜有些担心,但是根据情报工作的规定,上下级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没办法去找,也不能擅自去找。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她的心头,漫长的等待对于他们夫妻来说,是一种煎熬。于是,沈安娜想出一计,以孩子生病急需借钱为由,写了一封信给徐仲航一探虚实。没想到信发出后,杳无音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特务突然来到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收发室,指名道姓要找“沈婉”。沈安娜听后脑子“嗡”的一声,她知道徐仲航肯定出事了。特务说:“沈小姐吗,我们是军统局的,有个事情想跟你谈谈。”沈安娜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我不认识你们,能和你们谈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不要紧,你看看这个。”特务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沈安娜一看,这不是前几天写给徐仲航的信吗?怎么会在军统手里?来不及多想,沈安娜说:“这是我写的信,怎么在你们手里?”高个特务说:“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一个月了。”矮个特务追问道:“莫非他是要拿钱收买你?”沈安娜一听,他们都是在信上做文章,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为了避免两人纠缠,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沈安娜口气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事,就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说完,扬长而去。特务们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身边的红人,不敢招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到家后,夫妇二人分析,可能徐仲航已经被捕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连夜将准备给徐仲航的情报、油印材料、速记资料和保存多年的进步书籍通通烧毁。在此之后,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沈安娜曾回忆道:“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呆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更让我悲恸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自销毁。”为了让党组织能找到他们,她还多次放弃了搬到更好地方居住的机会,一直住在原地等待。这样煎熬地过了3年,直到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来国统区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们才重新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沈安娜继续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为党组织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据组织指示,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在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他们夫妻精诚合作,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内部情报,其中许多具有战略、预警价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泠印社与爱情信物

沈安娜夫妇相濡以沫70年,晚年定居北京。在她的家中有一枚虽历经战乱和动荡,却一直珍藏着的印章。华克放介绍道,母亲将印章看作是她和父亲的爱情信物。在《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和《华明之沈安娜画传》两书中也谈到了这枚印章。

印章收纳在一个小巧的合金质地印盒内。盒面有轻微磨损,盒内有朱红色灯芯绒衬底。绒布上放着一枚象牙印章,印章长2.5厘米、宽1.1厘米,颜色有些发黄,象牙表面有少许污渍,整体表面光滑圆润,保存状态完好。印章底部篆刻细朱文“沈琬”两字。边款竖刻楷书三列,共14字 “乙亥二月既望登安为安娜女士制”。边款全文的意思是:1935年农历二月十六,韩登安为安娜女士刻制。

当年,华明之为了表达对沈安娜的爱慕之情,找到西泠印社篆刻师韩登安为沈安娜刻印。当时,沈安娜用名是“沈琬”,“安娜”这个名字只在亲人、熟人之间称呼,外人是不知道的,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所以韩登安特意在边款上刻:“登安为安娜女士制”,印底刻:“沈琬”。

自1935年2月起,沈安娜即在工作中使用这枚刻着“沈琬”姓名的印章,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央特科领导,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央情报部吴克坚情报系统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前后历时14年。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根据党组织指示,正式用名“沈安娜”,才不再用名“沈琬”。这枚印章也就不再使用了,之后一直由沈安娜悉心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华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沈安娜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1983年,两人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

2010年,沈安娜离世后,印章由其女儿华克放继续保存至今。

2017年1月5日,华克放将这枚珍贵的印章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文物收藏。这枚印章不仅是两位老共产党员当年的“爱情信物”,也见证了沈安娜“潜伏14年”的艰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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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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