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那些光照古今的名人遗嘱

本报记者 刘少华

2017年04月05日08:4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方志敏
  (资料图片)

  吉鸿昌的家书
  (资料图片)

  林觉民及其《与妻书》
  (资料图片)

  制图:潘旭涛

  时值清明,在草木孕育的季节,最宜怀念故去的人。

  有些被怀念者并非你我亲朋,而是功成名就之人,在举国之内享有盛誉。他们生前的功过会被人反复诉说,死后的名声也自有人心衡量。但在走到人生尽头之际,他们留下的言语,却有着千钧的重量。

  无论何时捧读这些遗嘱,都能感受到一股特别的力量。

  

  简单离开,低调告别世界

  告别世界的方式,通常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性。

  1995年,文学家夏衍弥留之际,有天晚上病情恶化,身边人员对他说:“我去叫大夫。”听闻此语,夏衍突然睁开眼睛,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昏迷过去,再未醒来。

  更多的时候,许多名人在离别之际,主动要求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告别。

  1935年,被俘后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留下一份长长的《多余的话》,详细剖析自己的思想历程,和对这美丽世界的感情。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文章最后,他竟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不久之后,临刑之际,他又留下简单的四个字,“此地甚好”。

  1958年,柳亚子先生留下的遗嘱中这么写道:“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 ‘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最后一句,足见决心。

  “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3000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去世的哲学家金岳霖,在留给“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的遗书中,轻描淡写地说“我可能很快结束”;又接着写道:“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

  至于一向以生活朴素著称的钱钟书先生,则在去世前明确立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形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并非偶然的是,2016年去世的杨绛先生,也在生前亲笔写道:“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2003年去世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则为自己的身后事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表达。他说,“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也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按照党的要求,用相声,用笑声,为人民服务。”并反复强调,“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在自己的丧事上,马三立先生的诉求则极为简单:“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就是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我不愿让各级组织再为我费心费神;同时我的朋友、学生和再传弟子也比较多,所以不搞遗体告别,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

  视死如归,彼岸便是理想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临刑前这番话,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在这方面,巾帼亦不让须眉。1907年,文风铿锵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即将被处死的事实,挥笔写下这样的遗书:“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她写下“巾帼英雄”的匾额。

  抗日英雄吉鸿昌算得上“视死如归”的楷模。这位变卖家产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者,在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说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更写下这样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纸上,时为1934年。

  中国共产党人中,向来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篇章早已写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决心。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为国牺牲,成为许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选择。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个“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员张国立便泣不成声,后撤一步,鞠了一把泪。今年人气很高的电视节目《见字如面》这一幕,得到上千万次点击。

  张国立所读的,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生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无限深情地畅想着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极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爱女儿,妻子也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1942年5月,写完信3天后,左权将军被炮弹击中头部,不幸殉国。那年,左太北刚刚两岁;40年后,她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放声痛哭。

  寄语世界,留下谆谆教导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世界的责任心与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让许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贡献出最后的光与热。

  烈士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表达了对死的淡然,和对生者的无限牵挂。那是1911年,林觉民参与广州起义前,写下这样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时光荏苒,黄花岗永载他的功绩,遗书永载他的柔情似水。

  曾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在1916年病逝于日本之前,留下了简单的遗嘱,其中包括“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以及“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这样的谆谆教导。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启蒙人物严复,则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包括“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到了1940年,曾经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仅留下“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两句遗言。但这两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就连“美育”这个词,都由他亲自翻译引入国内。在北大校长这个位置上,蔡元培立下丰功伟绩,以至于,冯友兰赞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而被中国人民高度赞扬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一份让人感怀的遗书。在这封信里,他不但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给相应的中国同事与友人,还不忘交代,“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他对八路军医疗事业的关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遗书的最后,白求恩这样深情地写道:“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又到一年扫墓时,人们在暮春的日子里怀念过去,为当下和未来积蓄前行的力量。这世上有许多承载过去思想和情感的介质,而那些伟大的遗嘱无疑在其中占有了相当的分量。

推荐阅读


2017年,你不可不知的6个党史国史纪念日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源自哪

红军里为何流传“毛委员有主意”

领略毛泽东诗词里的四大情怀

毛泽东的批评艺术:有如良医看病

周恩来与共产党人老战友何香凝的深情厚谊

1955年许世友特批哪位小学校长保留军籍

哪对姐妹被周恩来誉为“长征姊妹花”

贺炳炎甘当“补缺官”一生“五下五上”

黎东汉:与红色电波同行的开国将军

(责编:赵晶、谢磊)

推荐阅读

一周内至少11省21常委履新 12人异地调任   近日,地方人事变动频繁。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统计,从28日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至少11省份21位省委常委履新。公开简历显示,年龄上看,这21位履新的省委常委均为“60后”。从性别上看,19名男性,2名女性。从调动的岗位来看,2人中央“空降”,12人异地调任,6人本地提拔,1人国企高管转任。【详细】

学习路上|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微平台”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