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被冤抄袭

蒋维乔

说起蒋维乔先生，很多喜欢健身的朋友会想起他更有名的名字：因是子，和用这个名字命名的因是子静坐法。其实，蒋维乔一生中还有很多角色值得一说：民国初年的教育部秘书长、蔡元培的副手，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早期小学教材的编撰者等等。

这里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蒋维乔被冤枉的故事。

清末的常州府，分为武进和阳湖两个县，蒋维乔是武进县人。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年，这一年蒋维乔23岁。蒋维乔弱冠那年进学成为秀才。蒋维乔出生贫苦，中了秀才后，常常去应府学的月课，如果能取在前几名，就能博取几块银元的膏火之资。这是穷秀才们除了坐馆教书之外的一项好收入。23岁那年秋天，蒋维乔应常州府学龙城书院的月课。

这一年，阳湖知县是四川合江的李超琼，他是从苏州元和县任上和阳湖县知县叶怀善对调而来的。为了防止地方官久留一地而产生营私舞弊，清朝有一个制度，就是一省的藩司有权让属下互相对调。李超琼就是这样，从苏州的元和来到了常州的阳湖。

地方上的县令，培植人才是一项公务，为了不让当地读书人荒忽懈怠、也为了资助贫苦而优秀的读书人，他们每月要组织士子们考试，由两县县令和教谕组织出题和批卷，凡是考在前列的，都有一笔钱的奖励。很多贫苦的读书人不是靠做“猢狲王”开“子曰店”教书，就是靠博取膏火钱度日，所以月课常常有很多士子们参加。

这年阴历七月，常州府的龙城书院进行月课，题目是：子曰诵诗三百合下章。也即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和下一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根据这两章写一篇八股文。

这次考试，蒋维乔参加了。不过，他是化名王文虎来参加考试的。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来考试？蒋维乔没说。因为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当年月课化名的较多，如果考得不好，不至于损害自己的名声，可以糊弄过去；而如果考得好，只要提出证据，钱也不会落空。

王文虎的这篇文章，恰好落在阳湖令李超琼手里。李超琼则是委托他的苏州门生陶欣皆批阅的。

陶欣皆中举后，经常在李超琼手下帮忙，这一年刚上北京做了一个小京官。后来，陶欣皆还和吴禄贞一起到东三省考察过边界，除了这件事，就很少有陶欣皆的信息，而《李超琼日记》中对陶欣皆的记载则不少。

陶欣皆看到王文虎的这篇文章，第一反应是抄的。原因是写得太好了。用李超琼的话来说，是“渊懿可观”。易言之，就是写作此文的人学问太博洽，气息也好，不像是一个秀才在月考时写出的。所以，陶欣皆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抄袭了别人的旧作，至于是抄了谁的旧作，陶欣皆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认为不是这个陌生的王文虎能写出来的。于是，陶欣皆就把文章写得太好又陌生的王文虎的名次排在最后。试卷文章，李超琼也并不是完全依靠他的助手，他也要过目的。他复看的时候，也同意陶欣皆的看法，因此，他也决定把王文虎“置为下等”。

有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然而，发光的金子也可能未必被人当回事。蒋维乔看到自己辛苦结撰的文章竟然被李超琼归到末等，简直大失所望。私下里也许会骂父母官李超琼瞎了眼睛吧。然而，冷静下来想想，也许李超琼未必看过，也许……他是个认真的人，相信这样的文章再怎么差也不至于末等吧，他要李超琼为自己评评这个理。

蒋维乔写了一封信，说明月课的前后经过和自己的化名，再把这篇被评为末等的文章一起寄给了阳湖县令李超琼。

李超琼明了了前后经过，知道这确实是蒋维乔当场写的一篇好文章，他很愧疚。他在日记中说———

蒋生乃缄其文，并作书来询，此诚吾过矣。因手书牌，示以明己过，用以谢多士而自引咎焉。

李超琼悟到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冤枉了属下的一名秀才。他贴了张布告，感谢蒋维乔让自己避免了进一步的错误，并为自己无根据的多疑而道歉。

事已至此，蒋维乔的膏火银子是得不到了，却得到了父母官李超琼的重视：原来自己的治下还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