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最后时光

　　当年心系灾民，治水封沙，奈何天太无情，万里黄河流浊泪；此日梦圆兰考，丰林茂草，如是地能载德，一抔厚土护苍生。

　　令人感慨的是，焦裕禄最后魂归之处曾经是黄河故道，焦裕禄纪念园也建在黄河故道的河滩上。墓碑上有焦裕禄的照片，照片上焦裕禄的脸庞清瘦坚毅，眼睛凝视着远方，仿佛要实践自己临终前的愿望：“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本文作者采访了焦裕禄的同事和家人，还原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伟大……

　　生命倒计时的忙碌

　　1964年春节刚过不久，焦裕禄把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份《人民日报》说：“你看，《人民日报》正在讨论县委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问题，我看咱县委决心领导群众除掉‘三害’，就是思想革命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你到河南日报社汇报汇报，看看，能不能突出地报道一下，鼓鼓群众的劲儿。”

　　于是，刘俊生找到河南日报社总编辑刘问世，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兰考除“三害”的情况和焦裕禄的建议，刘问世听后当即表示：“我们商量一下，再向省委请示，再答复你们。”

　　10多天后，河南日报社把刘俊生召到郑州。刘问世高兴地告诉刘俊生：“省委领导同志认为你们县的除‘三害’搞得很好，同意发兰考县一个专版。你回去，转告县委负责同志赶快组织人员撰写文章，20天内把稿件送来。围绕除‘三害’斗争方面的，请县委书记写一篇文章，你们再写一篇通讯、几条消息，可以配发些照片、诗歌……把版面搞得活些……”

　　回到县委，刘俊生向焦裕禄汇报了河南日报社的版面策划。焦裕禄听后，说：“好！这是省委对我们的关怀，这是报社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组织写作力量，尽快地把材料整理好！”这时，刘俊生提出几个骨干通讯员名单请他审定，焦裕禄看后随即表示：“可以！现在就通知他们到县委办公室来开会。”

　　在焦裕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骨干通讯员会议。在会上，他作了一番鼓励后，又让刘俊生传达了河南日报社发兰考专版的具体意见。接着，几位骨干通讯员各自认领写作任务。最后，焦裕禄说：“县委的文章，由我来写。我想写的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除掉‘三害’保丰收》。”他略停一阵后，随即又说：“把题目改成《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吧！”

　　3月1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焦裕禄要同志们搞“四摆”——摆成绩、摆变化、摆进步、摆好人好事。还搞“两找”——找差距、找原因。搞“一树”———树各种标兵。搞“两订”———订规划、订措施。在讲到如何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时，他讲道：“比，比1963年各项指标完成情况，比勤俭办队，比爱国，比奋发图强，比自力更生，比收入，比巩固集体主义，比共产主义风格，比实事求是。学，学先进思想，学生产管理，学技术革新，学‘三老”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赶，赶的目的就是比。帮，自愿结合，一个先进带一个后进。”晚上，他通宵达旦写材料。他仍然在与肝病“赌气”：“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

　　3月17日，焦裕禄出席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县直机关全体党员会议。他讲了3个问题：一、坚决纠正工作一般化现象。二、立即行动起来，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三、切实改进领导作风。讲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问题，他激动起来，越讲越有劲。突然，他的肝部剧烈地疼痛起来，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一下，明天再讲，他稍微停息了一下，疼痛一过，继续讲下去。

　　3月18日，焦裕禄召开县委扩大会，主要研究生产救灾、春耕生产、种植经济作物等安排问题，最后研究了如何抓好典型问题，他列举了大量的典型事例、典型单位和个人。大会开了一整天，焦裕禄十分激动、亢奋。

　　3月19日上午，县委扩大继续进行，研究了群众生活安排和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开封地委副书记延新文参加了会议。

　　延新文在会上讲：“到兰考后，下去看了4天，把你们县的大部分地区都看了。总的印象是，兰考正在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干劲大，信心足，不但有规划，而且有行动。变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县委领导思想比较明确，摸透了县里的情况，下了决心，方法与措施都对头，都具体。如压沙，原来听到了消息，总考虑：行不行？压了的沙会不会再被风刮起来？下大雨会不会冲走水土？顾虑重重。这次看了，确实不错，这条路走对了！”“兰考县委的同志很好，去年虽然困难很大，但在困难的情况下办了很多事情。别的地方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效果很好。从去年看，你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没有被困难吓倒，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兰考过去要饭的多，闻名全国，现在转变过来了，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地委很注意你们的做法，并且大力推广你们的经验。”地委副书记的话，无疑对焦裕禄来兰考的工作情况是一种肯定，与会者没有想到这似乎在提前给这位鞠躬尽瘁的县委书记做的总结语。

　　3月20日，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公社、县直机关的干部调整问题。

　　最后一次骑车下乡

　　3月21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骑自行车去三义寨公社检查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车下乡。

　　焦裕禄看着路边的每一行树木、每一道沟渠、每一片庄稼，都露出爱恋的神情，像老人看着可爱的孩子。在一个上坡的地方，他蹬自行车实在上不去了，便下车蹲在了地上，以手抚肝。张思义建议：“你的身体的确不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突然，焦裕禄站了起来，推起车子向前走去：“事情等着我们去办！”他没有更多的解释。张思义语言直率：“焦书记，你的病很重了，万一出了问题……兰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焦裕禄听后，笑了起来：“我一个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党和36万兰考人民才是改变灾区面貌的力量嘛！再说我这病，我就不信治不好！”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三义寨公社，公社书记看到他脸色不对，明知他的病又犯了，却不敢说病，只说不忙谈工作，请他先休息一下。焦裕禄不容商量地说道：“我不是来休息的，还是先谈你们的情况吧！”

　　公社书记只得开始汇报。焦裕禄气喘吁吁地记笔录，字写得歪歪扭扭，笔在手中掉下了几次。所有的人都看不下去了，齐声相劝。焦裕禄却站起来，执意要到下边去看看。

　　刚刚走出了大门，一阵强烈的疼痛袭来，几乎使他昏倒在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回县城治疗。

　　可是，百忙中的他只要肝痛减缓，就要东奔西走，根本不能按时到医院打针。为了不使治疗过程中断，医院安排一位上下班经过县委的护士顺便为他打针。他又意识到这是享受了特权，注射了两次之后，他便坚决谢绝了这个“特殊照顾”。终于，这个忘我的人被强行送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客观的：病情严重，必须立即转院治疗。

　　3月22日，县委决定于当日12点钟，派人护送焦裕禄去开封治病。但是，焦裕禄改变了这一日程，他详细地部署了县委的工作，找这个同志谈谈，找那个同志问问，忙了整整一天。晚上，他躺上了床。开始面对墙壁“过电影”，明天将要离开兰考，是生离？是死别？他自有感觉。

　　在兰考的最后一夜———在肝疼难忍之时，在儿女熟睡、妻子准备入院诸物之时，他披衣而起，奋笔疾书。在总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书于稿纸顶端之后，又列下了4个小标题或提要：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去，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写着写着，肝又疼起来了，无论是茶缸盖、鸡毛掸、钢笔管的顶压都无济于事，写作实在无法继续下去……

　　有关《河南日报》的专版写作任务落实后，大家都积极深入基层，开展了采访和写作活动。不多久，几位通讯员把各自的稿件送到刘俊生手中。

　　3月23日上午，刘俊生得知焦书记要去外地治病。于是，拿着稿件赶到书记的办公室——一是请焦书记再审阅一下所收上来的这些稿子，二是看他的文章写好了没有。

　　刘俊生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只见焦裕禄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着一个茶杯顶着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他见刘俊生来到跟前，放下手中的笔，侧着身子对刘俊生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刘俊生看着他那清瘦的脸色，望着他那因肝部阵痛时时颤抖的身体，又瞅见他为了压迫止疼肝部把藤椅顶出的那个大窟窿……为难地问：“那怎么办？”焦裕禄交代说：“你先把写好的稿子给河南日报社送去……我的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呆呆地望着桌子上铺开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有4个小标题或提要。刘俊生清楚，这篇文章凝结着焦书记的心血，充满着焦书记对兰考人民的无限热爱。可是，焦书记刚刚开了个头，病魔就硬逼着他放下了手中的笔。

　　当天，成群的兰考县委机关干部、群众都来给外出治病的焦书记送行。焦裕禄谢绝了那辆美式旧吉普车护送，也谢绝了架子车、自行车的载送，而是气喘吁吁地弯着腰，缓慢地走向火车站。他努力地挥挥手，劝同志们回去，不要远送。

　　临上车之前，焦裕禄把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叫到面前，以深沉的低声一字一顿地说道：“除‘三害’是兰考36万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你一定要领导群众做好！我看好病回来的时候，还要听你全面汇报除‘三害’的进展情况呢！”卓兴隆噙泪频频点头。

　　这一走，竟是永别。

　　将办公室安在了医院

　　焦裕禄住进了开封医院。

　　人进了病房，心却留在了兰考，口中念叨、嘱咐的仍是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医生对病人负责，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好生休息，好生养病。他苦笑了一下，说：“不行啊！兰考是个灾区，那里有许多工作在等着我，我怎能安心躺在这里休息呢？”

　　肝疼，腰也疼起来，于是烤电治疗，烤得皮肉起了水泡。病情有了大致的诊断结果，地委领导决定，送他到郑州的医院再行诊治。焦裕禄说什么也不愿意：“我的病没有什么了不起，灾区那样穷，何必把钱花在这上头？在这里诊断出病情以后，我还是回到兰考去，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嘛！”

　　地委领导得知他的态度，多次派人到他床前，反复说明：“叫你去郑州，是为了尽快地治好病，使你能更多地为灾区人民服务。”他终于同意了组织上的决定。

　　进入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后，诊断为“肝癌早期”。妻子徐俊雅看到了这个诊断，如雷击顶，焦裕禄察觉到了她神情的变化，笑着问她：“你怎么啦？”徐俊雅回答：“没什么，只是想孩子了……”焦裕禄没有再说话，他大概已经明白了一切，因为郑州大医院的医生要他转院到首都北京。

　　于是到了北京医院，专家会诊，专家剖开了他的腹部，确诊结果触目惊心，上面写：“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交给焦裕禄看的是虚拟的一份，上面写：“慢性肝炎，注意休息。”是他本人早有恶性病的判断。专家摇头表示：“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无能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多天的时间……”这样，焦裕禄又被送回到郑州的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年焦裕禄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时，赵自民是河南医学院医疗系的一名学生，正在医院实习，他跟随学习的医生就是焦裕禄的主治医生。那个时候，赵自民曾询问过焦裕禄的病情，为焦裕禄做过病历记录。

　　“当时只知道他叫焦裕禄，是个干部。”50年后，赵自民回忆说，焦裕禄住院时，肝病已经很严重了，虽然身为县委书记，但他为人和气，当时住在大病房里，没搞一点儿特殊。“我作为实习医生，按照医生的安排，问问病情，做做记录，虽然只做了这些工作，但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在郑州住院时，来看望焦裕禄的人络绎不绝。每次见面，他总是告诉同志们：“不要来看我，自己病了不能工作，花了国家的钱，还麻烦同志们看我。”“都不要来回跑了，耽误工作，我心里很不安哪！”他似乎有问不完的话，多是问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他告诉护送他的县统战部负责同志，应该快一些回兰考，向组织汇报他的病情，叫同志们团结一致，治服“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5月4日，焦守凤到郑州探望病重中的父亲，只见他嘴唇干裂，脸黄如纸，说话要用很大的力气，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门外暴雨如注，疾箭般的雨点射在窗上。焦裕禄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无限忧愁的念叨：“小梅，咱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焦守凤含泪摇头。可是，他不相信，便劝徐俊雅回兰考一趟，看看庄稼到底淹了没有。

　　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焦裕禄仍在努力学习，阅读书报，也就一张报纸他也需间断几次才能看完。徐俊雅与护士都劝他多休息，不要看书报了，他总是说：“有病更应该学习，病人有了精神食粮，才能正确地对待疾病，战胜疾病。”

　　“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

　　就在焦裕禄病重期间，他看到除“三害”初见成效，劳动人民将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曾激情满怀地想接着写完那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是，这篇文章刚写了一个开头，他的病情就恶化了。焦裕禄对办公室的同志交代说：“看样子，我的文章写不成了，让张钦礼书记写吧！他写好稿子署他的名字也行，署俺俩的名字也行。”

　　5月初，刘俊生到河南日报社去送稿。一位编辑告诉刘俊生：“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叫赵文选的打电话找你，说你们县的县委书记在那里住院，他找你有事叫你到那去一趟……”

　　当天，刘俊生赶到医院，找到随同焦裕禄治病的赵文选。赵文选告诉刘俊生：“焦书记让我往河南日报社打电话，找你好几次，他想问您些情况……”

　　刘俊生来到焦裕禄的病房，看到他半躺半坐地歪在病床上，眯缝着眼睛。刘俊生轻轻地喊了一声：“焦书记！”焦裕禄看到刘俊生来了，抬起放在胸前的手，指指凳子，示意让刘俊生坐下。刘俊生看着焦裕禄蜡黄消瘦的面孔，看着他说话少气无力的缓慢情景，很难过。一个多月不见面，焦书记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焦裕禄说：“我想问问……咱县除‘三害’斗争那组稿子……报社发不发？”刘俊生回答：“这次，我到报社送稿，专门问了这件事。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兰考的专版，暂时不发了’……”

　　焦裕禄听后，表情凝滞，用低沉的声调一句一停地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好……发不发，这是省委的事，报社的事……发了，对我们是个鼓舞；不发，对我们是个鞭策……”

　　焦裕禄沉默了一阵后，又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前几天，一连刮了几场大风……又下了一场大雨……沙区的麦子打毁了没有？洼地的秋苗淹了没有？”刘俊生告诉他：“咱县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作用了，连沙丘旁的麦子都没有打死，长得很好。洼地的秋苗也没有淹……”

　　焦裕禄问：“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刘俊生高兴地告诉他：“林场里育的桐苗，全都栽上了，都发出了嫩绿的新芽，看样子都成活了。”

　　焦裕禄又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咋样？”刘俊生说：“我刚从那里采访回来，群众看到深翻压碱后种的小麦，都高兴透了，形容说：今年的小麦长得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弹，钻进一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由于问话太多，太激动，太疲劳，焦裕禄竟然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一把拉住身边的刘俊生的手，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兰考的小麦丰收了。你这次回去，一定请人捎一把秦寨碱地上的麦穗来，叫我看一看。”刘俊生点头称是。

　　这时，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端着一碗面汤走来……接着，一位护士拿着针管走来……赵文选拉了拉刘俊生的衣角，刘俊生领会了他的意思，只好和焦书记中断谈话，说了声：“焦书记，您休息吧！我走了。愿您早点康复！我们在兰考等您！”焦裕禄缓缓挥挥手……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

　　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问：“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抖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

　　不久，医院连续两次发出了病危通知。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建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赶到医院看望他，他已处在了昏迷与抢救之中。

　　在昏迷中苏醒后，焦裕禄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会有多少了，便严肃认真而又温和地告诉医护人员：“不要给我使用那么贵重的药了，应该留给比我更需要的、更有希望的同志。”

　　临终前几天，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焦守凤说：“小梅，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用过的，送给你作个纪念。你要好好工作……按时上下班。”焦守凤哽咽着说不出话。于是，焦裕禄将目光转向妻子，嘱咐妻子不要向上级伸手。

　　焦裕禄随后，又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们姊妹几个，数你大……是大姐姐……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她……带好弟弟妹妹。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也作为送你的礼物……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后来，这块手表与这套《毛泽东选集》成为纪念馆的重要藏品。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因患肝癌晚期而不治的焦裕禄与世长辞，终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