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光、方行和李大钊遗著的收集工作

　　李乐光1902年生，原籍河北省乐亭县，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把李大钊生前所著的诗文收集出版，大约在1930年，李乐光就开始进行这项工作。他利用备课之便查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可能登载李大钊文章的书报刊，然后将收集的文稿带到新华大学的地窖中进行编排。

　　随着日军大肆入侵华北，北平的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李乐光让岳母赵玉老太太把文稿埋在自家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当李乐光有空闲的夜晚，赵老太太便将文稿从向日葵下取出，交李乐光继续编选，工作完毕，再由赵老太太将文稿埋入向日葵下。

　　1933年，李乐光不幸被捕，赵老太太怕李大钊文稿和其他党内文件被宪兵搜查出来，便将文稿和文件装入一个罐子内，由于罐子太小，文稿和文件太多，赵老太太只得用剪刀将文稿的纸边剪去，才勉强将文稿和文件塞入罐内，然后在房檐前挖一个坑，把罐子埋入地下。挖坑时，赵老太太怕灯光被院外的宪兵、侦探发觉，于是，她就用小铁铲和双手摸着黑挖，挖一阵，划一根火柴看一看，再继续挖。

　　此后，赵老太太同女儿去南京探监，将大体编好的李大钊文稿转交给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后来，文稿的一部分由周启明辗转送到上海，书稿则送到上海北新书局准备出版。并由曹聚仁出面，请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登在《涛声》杂志上。但是，书稿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不能通过，一搁就是6年。

　　1939年4月，《守常全集》第一版终于付梓了。正当《守常全集》装订完毕，准备运往书店时，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悉，将《守常全集》没收销毁。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守常全集》还是留下了几本。这部被称为《守常全集》的书，其实只收录了李大钊的30篇论文，约20万字，与今天收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章相比，篇目上不及十五分之一，字数上不及三分之一。

　　继李乐光之后，收集李大钊遗稿的还有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方行。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方行共收集到五六十篇。后得蔡尚思的帮助，得到《守常全集》和《史学要论》及其他文章若干。1946年，方行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位先生十余年来一直在收集李大钊遗稿，就请周建人写信给他北方的友人代为接洽。几经辗转，终于得周建人的一位亲友转告，所寻李大钊遗稿存放于一位姓周的青年处，几经周折，终于将遗稿抄来，计60余篇。

　　为了使所收到的李大钊遗稿不至散失，方行等人准备将书稿交生活书店出版。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当局对上海文化界控制十分严密，迫于形势，方行只得将已编好的书稿暂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方行才了解到北大图书馆的那位先生就是李乐光）。

　　1949年6月，上海刚刚解放，北新书局就在报上登出要重印《守常全集》的广告，方行见到后，马上致信北新书局，商讨能否将已收集到的李大钊遗稿全部加进去，如果仅是重印的话，因《守常全集》中有许多重要著作未能收入，可否将书名改为《守常文集》？北新书局接受了方行的意见，7月，李大钊的遗著再一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