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聆
2017年04月26日08:2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朱德在长征中三过草地，走了40天，在泥泞的草滩上露宿，吃树皮、食草根，历尽千辛万苦。图为到达陕北时的朱德。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工作的方针，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朱德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对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理论观作出了非凡的创意和宝贵的实践。
一、朱德群众思想的形成
（一）佃农家庭的生活背景把朱德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朱德出身于佃农家庭，“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朱德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父亲和养父也都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了一辈子。母亲是留在朱德记忆中最早而且最深刻的勤劳、善良、含辛茹苦的典型中国妇女。她一生生育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全家20多口人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从四五岁起，朱德就受母亲影响，参与家务劳动，到八九岁时就能挑水放牛甚至下地干活了。可以说，朱德与生俱来的那种“田舍翁”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坚毅、和蔼的长者风范和根深蒂固的敬民、亲民、为民思想，与其家庭的熏染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正如朱德后来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的表述：“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父母为“支撑门户”而节衣缩食，送朱德念书识字。从10岁到18岁，年轻的朱德怀揣一颗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带着一身尘土两脚泥，从劳作的田地走进私塾学堂。在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启蒙老师席聘三教育影响下，开始知道了“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逐步懂得了“人不做事业，没什么用”，“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而就是从这时起，朱德开始关注千百万与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的命运。他看到的是连年水旱灾荒，饿殍遍野，农民四处逃荒、卖儿鬻女，而官府和豪绅则是欺压百姓、鱼肉乡民。国家是山河破碎，人民是水深火热，当意识到这一切时，朱德便下定了致力于富国强兵，救民于水火的决心。
（二）早年的军旅生涯萌生了朱德最初的群众思想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朱德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决心到云南讲武堂从军的，也最终以刻苦好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逐步成长为滇军的一名优秀将领。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始终处于痛苦的思索和抉择之中。一方面，朱德想用自己掌握的武装实现拯救民众的理想，但从军以来，更多时间只能在军阀混战、争抢地盘中冲杀，从而发出“家园在望我当归，无奈人民盼解围”，“几度慰忠亭下望，困民水火泪沾巾”的感慨。另一方面，朱德理想中的军人，应该是像他敬重的护国军领袖蔡锷那样“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和无私”，为此，他关注时政、勤学苦练，不仅自己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还把两个弟弟送上前线，但不幸战死沙场；他同情备受兵灾匪患之苦的老百姓，对驻地土匪必予剿灭，并“请求政府对遭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予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抗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在担任旅长移防泸州期间，他提出“既处此区域，忧患安乐，当与民同”，坚决“以兵卫民”，为此，当地民众自发地建造了颂扬朱德“救民水火”“除暴安良”的德政碑。但是，令他愤恨的是，周围的许多人却是在投机革命、欺压百姓、打骂士兵、以权谋私。他们有的身在效忠孙中山和民国的部队里，却“竖起耳朵谛听段祺瑞总理的代表手中的银元声”；有的一旦权势在手，“就先刮地皮，后买田地，并把现款送到上海的一家英国银行，两年之内，据说就有了一百万中国大洋的积蓄”。所有这些，让朱德对旧中国、旧军队的腐败有了具体而深刻的认知，从而深恶痛绝。
正因为在旧军队无法实现自己救民为民的抱负，朱德毅然挂印封冠，开始了寻求真理的旅途。1922年6月，朱德赴上海路过重庆时，四川军阀杨森很赏识朱德的才能，许他一个师长的位置和丰厚的俸禄，邀他入幕，被朱德拒绝了。“杨森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败军之将，既无家产，显然又无前途，竟对此加以拒绝。”他不知道，此时的朱德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鸿鹄之志，不愿再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高官厚禄，对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1922年七八月，朱德在上海曾有过拒绝一位伟人而又被另一位伟人拒绝的难忘经历。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请他重回滇军，进行整编，帮助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权，并表示可以先付10万元。朱德拒绝了，因为他“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则拒绝了朱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并对他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如果说，前一个拒绝，反映了朱德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救国救民的失望和无奈，那么后一个拒绝，应该是一种激励和召唤，促使朱德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员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强烈的追求。从此，他亲民、爱民、为民的朴素特质开始向为阶级、民族、人民利益奋斗终身的信念升华。
（三）领导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形成、发展了群众思想并自成体系
大革命失败后，朱德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起义军南下广州受挫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南，并领导了规模浩大的湘南暴动。此时，朱德已经自觉地把革命战争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清楚地意识到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了发动群众的方法，即开展土地革命。朱德在回忆湘南斗争的历史时说：“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当年参加湘南起义的萧克说：“当时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朱德领导的湘南斗争，为其群众思想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的重要的实践舞台，这场斗争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伟大开端，也充分表明朱德的群众思想基本形成。
在中国抗战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实行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不但消灭和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而且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1945年党的七大上，朱德总结敌后解放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经验，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抗日战争中党的军事路线进行了系统总结，也对群众思想、人民战争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了“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并对其特点进行了详细概括，特别是提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是朱德群众思想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这篇著作，也是其群众思想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二、朱德群众思想的践行
（一）部队工作要走党的群众路线
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的战争就是群众的战争。
首先，要建立一支能够打大仗，打硬仗的部队，也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朱德认为：“如果我们在部队中工作的同志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吃饭在一块，行军在一块，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一定能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朱德还认为，部队的军事教育、战术运用、政治工作、实行奖励都要广泛征求广大部队官兵的意见，充分发动每一位战士的积极作用。他在纪念抗战6周年的文章《我们有办法坚持胜利》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6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其次，朱德在总结三次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其根本原因就是团结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积极支援战争，进行人民战争。因此，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就好比是鱼和水之间，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军队的工作必须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发展经济要依靠和服务人民群众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同样也是经济建设工作的法宝。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生产，满足了军队和人民的需要。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思想。基于这一思想，他亲自调查并选定了南泥湾这块荒芜之地，以奉命调回延安驻防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为骨干，带动边区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去开荒种地，得到毛泽东、党中央同意。朱德为开发南泥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多次亲临垦荒部队视察，进行思想动员，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对生产运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他始终强调部队垦荒的目的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为国家创建“家务”，要求担负生产任务的部队：“不准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赚钱”，“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只求自给自足，结果就会走到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
解放之后，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经济形势，要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也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进行经济建设。朱德认为：“如果不搞好社会主义来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大跃进时期，针对“共产风”越刮人民群众越穷的情况，他严肃地指出：“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961年5月9日，他致函毛泽东，汇报自己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的情况，其中特别详细地反映了各地干部、群众对大办公共食堂的不满及其原因。朱德反映的情况，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有效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代表群众，首先要成为群众中的一员
朱德习惯称自己是“广大群众的代表”，他认为，既然代表群众，就首先要成为群众的一员。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朱德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长征路上“烧水的伙夫”，延安岁月里的“种菜能手”，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已经成了万千军民心中朱德形象的典型写照。而在外国友人眼里，朱德同样是“六十岁的老农民”“一位慈祥的祖父”“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父亲……谈起话来面带安详的微笑，充满成熟而又纯朴的智慧”。
朱德曾深情地说：“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如果说，自幼生活清贫、艰辛，后又起于行伍、身经百战，把饿肚子、干重活、走长路乃至枪林弹雨看作区区小事，使朱德轻松融入普通百姓和士兵群众之中，与他们同甘共苦成为一种本能的表现，那么能够深刻体察人民的冷暖疾苦，自觉置身群众又带领他们共克时艰，呕心沥血为民造福，做人民的公仆，则是朱德共产党人的理性行为。
朱德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他为人民而斗争，人民为他而骄傲。1946年毛泽东为朱德60寿辰亲笔题词：“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的由衷赞誉之情。
今天，探索朱德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群众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树立标杆，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他的优秀品质、革命胆略、卓越才能和优良作风，有助于我们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干部；继承他的未竟事业，有助于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1960年3月9日至11日，朱德回到了阔别52年的故乡仪陇县。他深入社员家庭调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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