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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郁达夫与《乱离杂诗》

沈小惠

2017年05月18日14:54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流亡的郁达夫与《乱离杂诗》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新诗兴起,出现了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和他们脍炙人口的名篇,旧体诗被边缘化在所难免。

郁达夫是个例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有一种评价,是以旧体诗为最高。从青年至中年牺牲,旧体诗创作贯穿他的一生。只有在创造社时期,他才停止旧体诗写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逃亡的日子里,郁达夫仍旧坚持旧体诗作为内心情感的记录和抒发。《乱离杂诗》是他在逃亡途中写就,由12首七言律诗组成,笔调清新、用典贴切,是南洋时期旧体诗创作的代表。

“憔悴的天涯客”

1938年12月底,郁达夫一家三口从福建闽江口的川石岛乘坐邮轮经厦门、汕头,再经由香港于当年12月28日抵达星洲(即新加坡)。在香港换乘邮轮期间,他访晤了若干友人,包括叶灵凤、戴望舒,游览了香港虎豹别墅,因陆丹林之邀写下《远适星洲,道出香港,有人嘱题〈红树室书画集〉,因题一绝》。

陆丹林系香港《大风》杂志主编,郁达夫与他素有交往。《大风》第32期刊登了郁达夫《槟城杂感四首》,就在《毁家诗纪》发表后的20天。郁达夫自己在诗中说“故园归去已无家”,但是关于家乡的景物,杭州的钱塘江、西湖,绍兴的沈园,一再出现在他的诗句中,既然故园已无家,何以如此留恋家乡?如此留恋家乡,为何离开家乡来到南洋,要做“憔悴的天涯客”呢?

远走南洋的原因,郁达夫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郁达夫对此次星洲之行的性质定义为“投荒”,他的“投荒”,是为拯救自己的“燕垒”、保卫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而所作的一种自我放逐,带着失意的“诗意”的去国离乡。

至于“投荒”中如何度日,郁达夫对此做了一个小小的“规划”:“新得天随消遣法,青泥梳剔濯莲花。”他在远离祖国抗战中心的星洲,极力效仿唐朝的隐逸诗人陆龟蒙的高洁品性,以诗书舟自遣。从初来星洲的诗作上看,当时的郁达夫是消沉的。当地华人以祖籍闽南和广东的华人居多,排斥这两地以外的华人,郁达夫不会讲闽南语和粤语,一时难以融入当地的生活。

随着郁达夫一家搬入市政当局在中峇路营建的住宅区,生活逐渐安顿下来。据郁飞的《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一文,住同一宅区的还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胡愈之、沈兹九、王纪元、徐悲鸿、任光等。郁达夫逐渐适应了赤道炎热气候,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结交当地侨领,与文化界人士“日夕往还”,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期间有不少的纪游诗、题画诗在《繁星》上发表。

开始了逃亡生涯

从1938年末初抵星洲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逃离新加坡,郁达夫三年多的星洲生活,并不像他原先“规划”的那样“逍遥”。思乡之情、忧国之心,也容不得他悠闲度日,即使远离抗战前线,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他还是要为抗战积极奔走呼号。郁达夫在倾力于抗日宣传活动、与国内文艺界保持联系的同时,还热心扶持鼓励新加坡当地文学青年。在新加坡期间,他撰写了很多政论、文艺评论、散文等,并仍坚持旧体诗创作,写了70多首旧体诗。

1941年12月,郁达夫来到新加坡的第4个年头,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作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活跃在各个抗日组织,并担任职务。随着日军的轰炸、攻击,以及联军的软弱失利,日军很快攻占了马来半岛,新加坡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很多人因不愿留下来为日本人统治,纷纷逃离新加坡。

一直从事抗日活动的华侨文化人,既不被英殖民当局保护,又被本国领事馆抛弃,陷入了靠自己开拓生路的绝境。1942年2月4日拂晓,郁达夫随同胡愈之、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等文化人及家属,搭乘一条破旧不堪的机动船,开始了逃亡生涯。

在隆隆的炮声中,在日本战机的盘旋轰炸中,小船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马六甲海峡。逃亡路线,根据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大致路线如下:

新加坡→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石叻班让→望嘉丽→保东村→彭鹤岭→末旦→卜干峇鲁→巴爷公务

从2月4日开始逃亡,直到4月中旬到达巴爷公务定居,历时两个多月。从都市到茫茫原始热带森林,逃亡途中,郁达夫仍旧用他熟悉的旧体诗来述说心境。被困厄苏岛小船上时、泊舟于末旦时、到达望嘉丽时、在保东蔽居时,这些诗不仅让人们得知他的逃亡路线,而且更重要的是得以透过诗歌隐约窥见他当时真实的情感和心志。

《乱离杂诗》与李晓音

当年,郁达夫离开正遭受日军侵略的祖国,本着出于挽救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期望,孤注一掷、远走南洋,但事与愿违,他的婚姻最终还是破裂了。后来,郁达夫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位美貌与学识并重的女士——李晓音。李晓音是郁达夫一生中最后倾心和中意的女子,逃亡时两人流散,郁达夫为李晓音作《乱离杂诗》,一片片相思化作一首首真挚的诗。

李晓音是福建福州人,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她离开上海前往砂拉越的一所小学校教英文。后来,她前来新加坡任职远东广播电台(隶属英国情报部门),1949年返回新加坡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乱离杂诗》共12首,前八首都是为李晓音而写。两人的相识,据郁飞的《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一文记载,是在1941年初,“当此多事之秋,父亲生活中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实了《乱离杂诗》中前七首的女主人公李小瑛。”刘海粟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一文中描述了他和郁达夫以及李晓音等友人的交往,并在文中详细记录了郁达夫当时写作《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一诗的场景,郁达夫当时以“孤雁”自比,想到了创造社时期的友人此时天各一方,不知何时相见而伤感不已。

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并有进一步结合的打算。但因郁飞的不接纳再加上局势动荡,郁达夫和李晓音只能分开,结合的可能更无从谈起。两人分开后,其亲密有增无减。在战乱中,前路渺茫,生命如累卵,郁达夫对李晓音仍思念至深,在《乱离杂诗》中显而易见。

《乱离杂诗》中的用典

《乱离杂诗》中典故频繁运用,每首诗中平均出现1至2个典故。郁达夫的旧体诗素来沉稳,《乱离杂诗》也继承了这种沉稳的诗风,这种沉稳的诗风和战乱中郁达夫所表现出来的坚忍是一致的,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坚忍才能胜利,这种信念埋藏得越深,最后爆发出的力量越强大。

《乱离杂诗》中的用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相思有关,一类是与战争或者民族侵略有关。

在前八首中,写恋人之间的相思之苦,长生殿、钗、洛妃、尺素书、鲤鱼、破镜、雨淋铃夜等,这些在古代诗词中都是写分别时赠钗已记取、鱼雁传书、破镜重圆等恋人之间的约定与想念。郁达夫对李晓音的思念中,夹杂着各种担忧和回忆。“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两人隔了一条马六甲海峡,好比咫尺天涯。但是当郁达夫在广播里听到李晓音的声音,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却喜长空播玉音”,《杂诗》七开篇第一个字就是“却”。一个“恐”,一个“却”,一忧一喜,传神地描绘了他当时内心情感的起伏。

最终,郁达夫没有去成爪哇,后来也没有了李晓音的音讯。这段战时之恋,终因战乱和死亡,不得延续。留下的这《杂诗》,是诗人爱情与相思的见证。

另一类的典故运用是抵抗外来侵略而奋勇杀敌报效祖国的励志故事。如祖逖的闻鸡起舞练剑、专诸、南八、两戒、文天祥《正气歌》等,这些典故内涵深刻,其中心就是男儿有志、报效国家,特别是文天祥的《正气歌》,其民族气节,最能代表郁达夫当时的心境。

后四首一改前八首相思离愁似的“苦吟”,而是充满正气与力量,儿女私情暂时抛开,好男儿应当沙场克敌,保家卫国。“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梨庭再誓师”(《杂诗》十一),“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杂诗》十二),其凛然之英雄豪气,字字可见。

郁达夫42岁的时候来到南洋,约44岁的时候认识了李晓音,45岁的时候写了《乱离杂诗》。四十不惑。一个人的不惑之年岁却遭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人类战争,颠沛流离、国破家亡。

《乱离杂诗》是郁达夫流亡的“产物”,是他在南洋进行旧体诗创作最为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乱离杂诗》中述说的就是战乱中诗人的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感,这种情感既包含有恋人之间的相思与爱恋,也有去国怀乡的游子之情,更有男儿精忠报国的豪迈与慷慨。通过随感而发的杂诗和诗中的引经据典,把这种流亡中不离不弃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者系郁达夫研究学会秘书长)

(责编:姜萍萍、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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