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香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的胜方之一，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归还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并且通过了一个损害中国权益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中国非但没有赢得战胜国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反而再次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对象。

　　一次大战前，英国政府策划借助日本的力量牵制德国。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国驻日本大使格林会见日本外务相加藤高明时提出，当大战波及远东，香港受到德军袭击时，英国希望日本能给予援助。8月7日，英国政府又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英国企图依赖日本的力量，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之机，扩充在中国南部的势力。短时间之内日本在香港的侨民人数即远远超过了欧美各国。当时，英国不仅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还在香港给日本以特殊照顾。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一带，日本人竞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以及理发、照相等行业。在香港的外国侨民中，日侨的人数最多，他们大多居住在湾仔春园附近，不仅有专门的日侨医院（马岛医院）和日式小学为其提供服务，还享有港英政府的特别优待和保护，从事各种商业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五四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港督梅含理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规定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

　　对于梅含理的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香港的爱国同胞同样牵挂着祖国的命运，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冲破港英当局的重重阻挠，以自己的方式投入五四运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所谓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活道租赁地方，设立“策群夜义学”，担任教员，免费供应书籍纸笔，教育贫苦儿童。青年学生抛弃旧礼教，提倡科学，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种种封建遗俗。

　　居住在香港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日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五四运动期间，各行各业的进步工人逐渐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海员工会、同德工会等相继成立，这些工人组织为以后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