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2017年07月19日08:0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被叶剑英称为“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任弼时勤于思索，足智多谋，思维缜密，讲究效率，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面对革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与解决方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了顾全大局，八路军取消了政委制，采用了与国民党军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和官阶制，原有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政治工作的地位有所下降。红军改编后，任弼时与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开赴抗日前线后，任弼时便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实地调查后发现，自从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并出现军阀主义的倾向，因此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并责成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情况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汇报。三人一起研究，觉得是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于10月19日将黄克诚的报告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
这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于保持与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着重要的意义。1938年1月2日，任弼时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该文于1938年1月中旬被武汉的《新华日报》刊载，后来又被《群众》《前线》《解放》等杂志转载。
“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
任弼时一贯注重制度建设，讲究效率。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这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但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中央直属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均在蓝家坪，由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互不统一。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供给制度也不健全。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
针对这种情况，任弼时上任伊始，就把调整机构、理顺关系、干部定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首先，他建立起党中央的办公机构———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李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时的左膀右臂。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三个处，各处职责明确。接着，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继而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干部供给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中央机关走上正轨后，任弼时又开始整顿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将中央直属机关集中到杨家岭办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
任弼时还帮助整顿西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原来，陕甘宁边区有个边区党委，还有个和边区党委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机构重叠，不利于工作开展。任弼时提议必须改变这种情况，经中央研究决定由他负责领导，将这两个平行的机构合并为中央西北局。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考虑中共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1943年3月16日，他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个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工作；明确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权责；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民众运动委员会等。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任弼时提出的方案，于3月20日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全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大政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决定》基本采纳了任弼时提出的方案。
这次中央机构的变动，是中共中央在组织机构上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任弼时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建树，确保了党中央工作正常、科学、高效的运转。他的秘书师哲如此评价：“工作正规化，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塌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九条方针的公布，将审干运动拉回到正确的轨道
1943年，全党整风运动尚未结束，延安就开始了审查干部的运动。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也由于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大搞“逼供信”，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在延安，仅仅半个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比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组成“国民党县党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重压之下，许多干部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任弼时反映情况。
任弼时先到西北公学，又到关押人犯的后沟，询问被审查、被关押的人，了解他们被审查、被关押的原因，个个都很荒谬。任弼时表示：“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反革命越来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任弼时几次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必须马上刹车，迅速纠正。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审干工作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做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议》（即九条方针）。《决议》强调，“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决议》特别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九条方针的公布，将审干运动拉回到正确的轨道。
任弼时提出的方案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任弼时十分强调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除了自己带头以外，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通过调整政策来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生产积极性。
一天，有个外号叫“小胖子”的勤务员，在公务之余，割草卖给机关，用赚来的钱给自己添置了衣物。有人将这事向任弼时报告，并要求处分这位勤务员。任弼时问：“为什么？”
“为什么？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天下的穷苦人，怎么能为自己捞好处？况且，整个延安的军队与机关，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捞外快！”
任弼时没有马上回答，心里却想，这倒是个好办法。如果把延安的机关工作人员、战士都组织起来，利用工余时间搞些副业，既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又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根据任弼时的提议，中央作出决定，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开展多门路的副业生产，如种菜、养猪、纺线、织布、搞运输等等，生产所得提成一部分归各单位所有，其余自由支配。这个政策的出台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机关、学校、部队都行动起来，千方百计地组织生产活动。当时，杨家岭的中直机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也起了表率作用，除种菜、纺纱外，还搞运输，利用机关的骡马、车辆组织运输合作社，中央领导同志也把自己的马让出来搞运输。中直机关生产搞得好，收入也不少，伙食有很大改善，大灶每餐三个菜，小灶每餐八个菜。每人还发了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任弼时还抽时间听取边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汇报，并与他们一起研究加强经济建设的有关措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0年10月初，任弼时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经济建设的初步方案：一是边区中央局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和中央直属机关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二是留守部队用官督民运的办法，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实行经济自给。三是三五九旅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资金40万元。四是加强边区政府的民政和建设两厅，拨款70万元，用于边区工农业建设和发放农贷。
任弼时提出的方案实事求是，切实可行。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方案。
经过两三年的艰苦奋斗，边区各部门的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胜利地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是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
1947年初，为了激励前线战士英勇杀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延安各界组织慰劳团，其中张仲实副团长带队来到了山西省文水县进行慰问。在县委会议上，有同志汇报了云周西村15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大义凛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张仲实听了很受感动，认为刘胡兰同志的事迹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材料。在实地调查后，张仲实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其时，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等正率部转战陕北，任弼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日理万机，但他仍然认真地听取了张仲实的汇报。
任弼时认为，在解放战争最严峻的时刻，大力宣传刘胡兰，宣传她的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勇于献身的英雄事迹，对于坚定广大群众的必胜信念，激励我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任弼时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任弼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深为感动，当即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随即，新华社广播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一个学习英雄刘胡兰的热潮迅速在各个解放区兴起。从此，刘胡兰的名字和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在各个解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强调在“区别”上建立政策
1947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后，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更加深入。但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有些地区也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因此，毛泽东委托任弼时进行实地调查，并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从1945年11月起，任弼时的血压就开始升高。艰苦的转战，紧张的工作，使他的血压越来越高了。中央决定让他在杨家沟附近暂时休养一段时间。任弼时住下来后，说是在休息，实际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杨家沟周围的村子做调查，一共调查了30多个村子。他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询问生产、生活情况，征求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甚至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土改运动。在调查中，任弼时发现“左”倾错误十分严重，心急如焚。他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所了解的问题，并提出纠正错误的意见和办法。对于任弼时的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随即中共中央根据任弼时的建议，重新印发了1933年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
此后不久，在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上，任弼时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了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他特别强调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知识分子应区别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他还特别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他不但提出要将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区别的政策界限，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任弼时的发言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
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又委托任弼时向有关领导讲一讲有关土改的政策问题。任弼时受命后，将几个月来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看法进行归纳、总结和提高，写出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稿，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演讲。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充分的说服力，对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主要问题给予了正确的阐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赞赏并高度重视任弼时的这个讲话。当天，毛泽东就批示：“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布发表，并印成小册子”，“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不久，任弼时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修改，作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转发全党。
中央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中农情绪逐渐稳定，生产积极性显著增高；破坏工商业的行为得到制止，经济的正常发展得到保证；乱打乱杀现象得到遏止，农村过度紧张的阶级关系有所缓和，社会秩序渐趋稳定。总而言之，这个文件对于提高全党各级干部的政策水平，纠正种种“左”倾做法，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进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建议对二局身体病弱的工作人员实行休息制度和发给健康补助费”
延安时期，军委二局主要负责对国民党电台的监听与破译，是中央的耳目。任弼时高度评价二局工作，对二局局长戴镜元说：“你们住在安塞，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与你们的工作是天天见面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前线打仗的同志也常常夸奖你们，这是你们的光荣。”
任弼时十分关心二局的技术人员，特别是体弱有病的同志。
1947年11月14日，任弼时专函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建议对二局身体病弱的工作人员实行休息制度和发给健康补助费。信中说：戴镜元同志来谈，二局一部身体病弱之人员，“须实行一种休息制度以利长期工作，除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之休息外，对少数体弱者决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受补助者确以身体最弱，确须特加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的同志。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打破二局传统的平均主义。经与戴同志初步商定在三交约有四十五名左右（河西除外），拟每月每人补助三斤小秤的猪肉，从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价由特会科付款。四十五人名单附上，是否还应有变更，要戴同志回三交后再与二局几个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并最后取得你们同意作最后的决定。至于休息制度与办法如何规定为妥，请你们考虑。”
据戴镜元回忆，他当时确实反映了二局有一部分同志体弱多病，但由此而建立休息制度与给予特殊补助的办法，则是任弼时自己的想法。任弼时对同志们的关心、爱护真是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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