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士李维波回忆——我将敌机击落在中国境内

写在前面

1950年，为了保家卫国，辽宁地区的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当时年仅18岁的李维波和马世勋就在其中。

为了守护辑安（今集安）鸭绿江桥，李维波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几乎没离开过自己的炮位。他指挥战士用火炮击落了入侵我国的美军战机，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由此受到东北防空军司令部的嘉奖。

青年热情高涨，辽宁地区掀起参军参战热潮

马世勋和李维波今年都已是85岁高龄，他们一个生在新民，一个长在绥中，二人本无交集，但在18岁那年，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打出生起，就处在伪满的统治下，当了10多年的亡国奴，受了太多的气。”7月17日，马世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谈起了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初衷。他说，美帝国主义纠集了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作为一名中国人必须奋起反抗。

为此，在1950年，刚满18岁的马世勋，毅然放弃了在辽西干部学院财经班学习的机会，申请参军。由于他所在的学校是专门为地方培养专业人才的，所以并不在参军之列，但他一而再地写申请，表达自己强烈的参军愿望，领导最终批准他去当兵。

和马世勋一样，在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时，李维波怀着一腔热血参加抗美援朝。

“事实上，在那之前，一个不经意的决定，让我走进了革命军人的行列，开始了军旅生涯。能够为抗美援朝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一直感到自豪。”李维波说。

1949年9月，正在绥中中学读书的李维波得知东北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虽然对这所大学并不了解，但他觉得能读大学是个很好的机会，就瞒着家人报了名。之后，李维波以学校文工团组织下乡演出为借口离开家乡，和同校的14名学生一起到东北军政大学报到。

到了东北军政大学后，李维波才了解到这是一所军事院校，完全按照军队的编制来设置，而且课程内容也以军事为主。虽然和自己想象的大学并不一样，但李维波留了下来。

当时的东北军政大学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分为5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为4个中队，接下来是排、班。每个队的侧重方向不一样，李维波被分在二大队四队一排二班，学的是战车防御炮，主要用来打坦克。

李维波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抗美援朝，他提前毕业，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像马世勋和李维波这样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积极参加志愿军的热血青年还有很多。

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2004年毅然辞去沈阳军区联勤第二分部副部长的职务，潜心研究军史。他告诉记者，抗美援朝期间，辽宁地区的广大青年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当时的辽西省锦州市在1950年11月的十几天之内就有1000余人报名参加志愿军，抚顺市1951年有1185人参军，旅大市（大连）仅长海县就有130名青年农民参加志愿军。

从军校提前毕业，在战场上学习高射炮

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我军兵力迅速增加。然而，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是战争初期，制空权完全被美军把控。

“美国人的飞机整天盘旋在上空，是志愿军入朝作战最大的威胁，那时候我就想把美军的飞机打下来。”李维波说，1950年11月，他从军校提前毕业后，和其他10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4团学习苏式高射炮，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歼灭敌机，保证重要目标的安全。

当时504团的主要守护目标是位于鸭绿江下游的水丰发电站，它是供给我国东北及朝鲜的重要动力基地，人民的用电，机器的运转，都是靠它来保证。

由于时间紧迫，李维波等人被直接带到了504团高炮阵地，在战争中学习。位于朝鲜水丰洞的东南山头的三连阵地，火炮排排长宁克诚教李维波他们使用先进的85毫米口径火炮，教具是一门有故障的火炮。在教学过程中，每一个零部件都被拆下来，让学员们更好地理解火炮的应用及原理。

“那时候，大家都特别认真，下课了也不愿意离开。”李维波说。

来到阵地没多久，李维波便遇到了美军4架F-84型战斗轰炸机轮番攻击三连阵地。看到敌人飞机来轰炸，李维波等人都跃跃欲试，想上阵杀敌，但首长指示“学员不准参战，必须在山下掩体内隐蔽”，李维波只得听从指挥，和同学们隐蔽起来。

虽然时隔几十年，李维波对那次战斗依然记忆犹新。“敌人轰炸机的火力极为凶狠，火炮排二班班长身受重伤站不起来，爬上阵地指挥战斗，直到牺牲。在前一次战斗中胯骨受伤的二炮手当时正在营房养伤，听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声，担心新战士操作火炮不够熟练，忍着伤痛跑到阵地装填弹药，最终也牺牲在炮位上。”

面对如此惨烈的战斗场景，学员们奋不顾身地冲上阵地，有的抢救受伤的战友，有的补上空位继续战斗。李维波和另外3人把一名伤员抬下了阵地。

这次战斗让李维波了解到战争的残酷，他也下定决心为了国家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军人的鲜血应洒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三年没离开过炮位，首次将敌机击落在我国境内

1950年12月，李维波等在高炮504团学习的108人被分配到驻吉林省辑安县解放村志愿军高射炮兵第四团（后改为501团）。

“高射炮兵第四团虽然驻地在国内，但同样属于志愿军，而且任务极为艰巨，负责保卫中朝通道辑安鸭绿江桥和朝鲜满浦。”李维波说，辑安鸭绿江大桥是中朝两国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30万人，有一部分就是从辑安鸭绿江桥过境参战。

据统计，美军1950年8月27日派出两架 B-29型轰炸机首次对辑安鸭绿江桥进行侦察，之后的3个月里，出动151次上千架飞机入侵我国领空，疯狂进行侦察、扫射、轰炸。

李维波告诉记者，为了保卫辑安鸭绿江桥，他从分到高射炮兵第四团二连的那天起，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将近3年的时间里，几乎没离开过自己的炮位。“无论冬夏，晚上就睡在炮位旁边。最远就是到炊事班打饭、打菜，距离炮位也不过200米。”

由于敌人频频来袭，部队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李维波也说不清自己到底经历了多少次战斗。不过，1952年12月28日那场战斗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当时，李维波已由高射炮一炮手提升为排长，负责各炮位的指挥协调。上午7时左右，战士们刚刚吃过早饭，远方监视哨报告，西南方向发现敌机8架，飞向我军防区。

得知敌情后，大家迅速各就各位，进入战斗状态，就在敌机分成两路向鸭绿江桥及阵地俯冲扫射时，连长路时义下达射击命令。李维波紧紧盯住敌机，根据指示，在前两架敌机进入我军的火力范围后，指挥全排中炮猛烈射击，小炮边追踪边射击。一时间，几百发炮弹在空中织成密集的火力网，击中了两架敌机，其中一架拖着黑烟向东南方向逃去，另一架F—84型敌机越飞越低，烟火越冒越大，最后一头栽进了远处的大山里。后面的几架敌机看到我军火力猛烈，没等进入火力区就胡乱投了几颗炸弹，然后掉头逃跑了。

“那场战斗打得十分漂亮，前后一共才20分钟，我军无一伤亡。被我军火炮击落的那架飞机，第二天在吉林通化的南山山林中被找到，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公安人员和民兵俘虏，这个家伙就是经历过二战、飞行上千小时的美国高级飞行员拉尔·卡麦隆。”李维波说，击落这架敌机意义非常重大。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高射炮兵击落、击伤敌机上万架，但只有拉尔·卡麦隆驾驶的这架飞机坠落在中国的领土上。它不仅证明了美国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也证明了抗美援朝是一次保家卫国的行动。

这件事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周恩来总理派电影工作者到我们连拍摄作战全过程，列入抗美援朝系列片之一，全连官兵深受鼓舞。”李维波自豪地说，他们受到了东北防空军司令部通令嘉奖，连队荣获“英勇奋战炮二连”称号。（记者／王敏娜）

人物档案

李维波

1932年生于辽宁省绥中县，1949年9月从东北军政大学入伍，1950年11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兵第501团。1980年任空军高射炮兵第六师副参谋长。

马世勋

1932年12月生于辽宁省新民市，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一直在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四大站做统计工作，直至1956年10月回国，后转业到地方。

我在山沟里

给前线调拨物资

“抗美援朝是我军首次走出国门作战，一切装备、物资全部由国内供应。”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徐文涛说，抗美援朝期间，我军在朝鲜战场兵力最多时达130万人，百万大军的供给对后勤保障工作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挑战。

马世勋就是志愿军后勤部队的一员。因为学过会计和统计，他在入朝后被编入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四大站，负责军需物资货运统计工作和物资前运后转调拨。

马世勋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工作地点在朝鲜江东郡的山沟里，因为白天敌机经常来轰炸，所以调配物资只能在夜里进行。

“单位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个手电筒，但不能轻易使用，任何一点光亮都会引来敌机的轰炸。”马世勋说，后来他找到了既能顺利安排运输，又能保障物资安全的办法，就是用大衣或雨衣把头盖上，再把手电筒的前盖拧下来，只用灯泡的微光来照明。

白天的时候，马世勋也忙个不停，他和战友们一起堆放、清点物资，进行伪装，以防敌机轰炸。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又开始做账、汇报库存，以便物资的快速调拨。即使敌机来袭击时，他也得守着办公室电话，唯恐漏掉出库转运任务。

由于长期夜以继日地忙碌，马世勋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胃病和关节炎，但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至1956年才回国。（记者/王敏娜）

读者反馈

编辑同志：

您好。

我是凤城一位老读者。我读了辽宁日报18日09版《马良山战斗中打退敌人72次进攻》一文，深有感触。我一直保存着一张老照片，它距今已有65年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曾经在我家住过的志愿军战士李林生叔叔送给我的。

记得当年，李叔叔得知部队要换防，特意买了一件蓝色的厚秋衣，走了10多里路到县城去照的相，并在照片的背面写道：“赠给贵兰作为纪念吧！李林生”。

65年了，许多东西都损坏或舍弃了，唯独这张老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经常拿出来看看，总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到李叔叔一面。

记得那是1952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放学后回到家里，看见5位志愿军叔叔在院子里，有的扫院子、有的挑水、有的在铡草，忙个不停。

从此，爷爷不用再扫院子和挑水了，我也不用再铡草了，因为这些活全让志愿军叔叔包了。

我家只有爷爷、奶奶、妈妈和我四口人。当得知我是独生女又自幼丧父时，叔叔们对我非常宠爱。他们把饭菜打回来后，先盛出一碗饭和一碗菜送给我吃，我们全家人非常感动，这是他们从自己的口中节省出来的饭和菜送给我吃的，他们一定吃不饱。所以，妈妈就经常把我家炖的土豆芸豆盛给他们，把贴好的玉米饼子送给他们，可他们坚决拒绝。妈妈说：“你们既然是贵兰的叔叔，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们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只准我们吃你们的，为什么就不能吃我们的呢？一家人就别分里外了！”在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劝说下，我们真成了一家人。

平时，我们一家四口比较清静，自从志愿军来到我家后，我家人来人往，热闹极了，全村也沸腾起来了。他们每天早晨出早操，口号声、队列的脚步声响成一片，白天学习，饭后唱歌，星期六晚上还放露天电影，把身边的好人好事制作成幻灯片，配上解说词放映，受表扬的村民备受鼓舞。从此，军民鱼水情深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志愿军送来的精神食粮价值连城，使小山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这5位志愿军叔叔对我相当好。李林生叔叔送给我一本小字典，并教我查字典，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拥有字典、会查字典的人。赵常岱叔叔给我买了一支钢笔，唐文顺叔叔给我买了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郭海春叔叔给我一个日记本，本的副页上印有一个女跳伞员正在跳伞的图片，下面写着，中国第一女跳伞员——林莉。这些礼物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我爱不释手，他们为我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我备受鼓舞，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并且立志要当一名女空军，保卫祖国的蓝天。

在朝鲜战场上败退后，美帝国主义竟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细菌武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记得当时我被毒蚊子咬了一下，右眼睛肿得睁不开了，右耳垂也肿得像挂个大肉球，全身滚烫，发着高烧。爷爷、奶奶和妈妈吓得不知所措，后来爷爷听邻居说黑牛屎敷上能解毒，爷爷赶忙找来了黑牛屎给我敷上，结果不管用。李林生叔叔知道这事后，报告给王连长。王连长到我家来看望我，并派李淑清医生每天到我家来为我诊病、打针，把最好的“盘尼西林”药也给我用上了，在李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我很快退烧消肿了。我又能上学了，是志愿军叔叔阿姨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至今还历历在目，这张老照片虽然距今已65年了，可李叔叔那英俊潇洒的面容仿佛就在眼前，我还给花染上了红色，表达我的思念之情。如今不知道李叔叔家住哪里，身体如何，我的心永远怀念着他。

此致敬礼！

读者：陈贵兰2017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