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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创”:开国将帅们的“光荣花”

2017年07月31日08:20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投身革命即为家,此头须向国门悬

刘伯承元帅曾在战斗中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伤到了右眼珠。为了避免损伤大脑,刘伯承拒绝在手术中使用麻药,虽然疼得浑身冷汗,但他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还数出医生一共动了70多刀。

罗瑞卿大将曾被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他后来还是站立起来了。

许世友上将在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时,被敌人用竹竿给捅了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

梁兴初中将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共负了9次伤,其中一次被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

龙书金少将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

“战创”:开国将帅们的“光荣花”

“战创”是开国将帅们曾经出生入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据统计,十大元帅中有七位曾负伤,如: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十位元帅累计战创近20个,平均每人1个以上。十位大将中有七位曾负伤: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计战创至少37个,平均每人近4个。兹举几位将帅经历战创的历史细节如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说,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出生入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令人震撼的数字:200多位开国将帅平均每人有2个以上战创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情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的。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计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也就是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北洋军对四川的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伤了。

一位德国医生主刀动手术,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上汗水直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怎么知道的?”刘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勇敢的人。”

刘伯承在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9次: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帅们负伤最多的时期

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帅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大多数是在那时留下的。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先生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光牺牲的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罗应怀少将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那个年代,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四肢中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就是这条腿,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罗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梁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9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职。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了他们经历的“非常”战争史

龙书金少将是我军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地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

在采访中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1939年龙书金的左上肢骨头被打断后,一直未能接上。龙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龙书金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战场,开始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再后来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之战等。从辛亥革命起,大多有三十多年的战斗经历,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罕见;其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说他们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甚至可以说身经上千战。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肉搏、面对面拼刺刀,往往血流成河。试看哪一个国家的将军们像他们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长的战争、那么惨烈的战争!

残酷激烈、瞬息万变的战争,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令人震惊的战创形态,反映了开国将帅们走过万水千山、历经风雨的人生之路、奋斗之路。

颜文斌少将在一千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为10次负伤、3次开刀所致。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人一枚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将弹片撬出。颜将军说:“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人的子弹由前面进,由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时不清楚,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在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负两次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在1946年国共中原大战前夕,刘昌毅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他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刘昌毅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勇猛,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胡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胡奇才的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上部中了“炸子儿”,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中,他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中,他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他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他的事迹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帅中战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战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个战创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徐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开国将帅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那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被寨上的敌人用竹竿给捅了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敌军一弹击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因失血过多,他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钱钧竟奇迹般地醒来了,还清楚地听到三十三团团长与战士的对话声:“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当时大家高兴极了:“政委活过来了!政委活过来了!”钱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刘昌毅中将也有类似死而复生的经历。在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中。在抬刘昌毅进棺时,他的警卫员拿出他生前用的一支手枪说:“连长最喜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于是把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这时,警卫员突然发现刘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于是大家把他从棺木中抬出。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国将帅们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开国将帅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他指着自己鼻梁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杜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杜将军身上有9个战创,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战创是其中最轻的一个。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大彻大悟了。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胜于敌人优良的装备。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他们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照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从容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元帅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他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有人称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令开国将帅们拥有一种不灭的青春活力

开国将帅们不但战胜了死亡的考验,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光阴和质量,拥有一种不灭的青春活力。

余秋里中将于1936年3月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他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他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直到9月才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领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军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个人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仍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在79岁高龄时,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书画篆刻名人录》,1990年他还分别在济南、北京举办了《左齐左笔书法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时才动手术取出来。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浊气呼出来,增强肺活量,活跃脑细胞,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国防而战》《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命运之神》等七本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死之威胁。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敌人一颗子弹从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他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将军断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刚强和倔强。1977年8月,罗瑞卿将军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他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200多名开国将帅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在临终前那种既珍惜人生,又看透生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开国将帅们都有过经历死亡的体验,每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都使自己获得了凤凰浴火似的新生,即使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也比一般人活得坚强。他们是一群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6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20年的生命早在九公山就预支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他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去世。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被告知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凡有人来探视,他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地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而杨将军反而安慰大家:“你们去吧,我要休息了。”杨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没有想到在这之前4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上将到医院来看他,问:“老聂,你怎么样?”聂凤智将军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聂凤智真的得了肺癌时,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份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在患了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5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不仅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还承载着一份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的同时战胜了自己,实践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战争的危险、灾难的威胁,还存在着苦难和死亡,开国将帅们的中国故事就不会过时,他们的名字将长久地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军旅作家、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 吴东峰)

(责编:曹淼、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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