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组新军

反映三湾改编历史的油画

三湾改编纪念碑

三湾毛泽东旧居协盛和杂货铺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仅仅一周，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马。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军队从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为什么会遭遇接二连三的失败？一路上，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9月29日，起义军翻越大山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永新县三湾村。次日，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一、整编部队；二、党支部建立在连上；三、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将一支成分复杂的旧军队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神秘的两天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本打算带领起义军向湘南退却，但中途他改变计划，决定率队进入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才有了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以说，从集兵文家市到转向井冈山的十几天时间，毛泽东每一天的活动和所思所想，都影响着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发展。因此党史专家非常重视对这十几天的研究。

不过9月27日、28日这两天，毛泽东有过什么活动和他的所思所想，史料上语焉不详。党史学者刘浩林研究发现，27日早上，部队从莲花县城出发，日落时分来到九陂村。这次，毛泽东没有住在师部，而是在村民刘日九家住下。

秋收起义失败后，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许多战士对革命丧失了信心，部队中逃跑成风。新中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将军回忆：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住在刘日九家的两天中，毛泽东不停的找人聊天，交换意见。他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团连指导员何挺颖。

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短短两天中，毛泽东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何挺颖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些天他心中一直盘桓着一个想法：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

之后，毛泽东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更加坚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决心。

通过一天多的思考，毛泽东厘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一、建制零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二、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三、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

毛泽东决定，抵达永新县三湾村后，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

前委扩大会议

9月29日，部队来到三湾村，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住下。第二天，他在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

在与会人员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师长余洒度。余洒度原是总指挥卢德铭的部下，卢德铭在时尚能辖制住他，自从卢德铭在芦溪牺牲后，他对毛泽东就越来越不尊重了。

果然，当毛泽东说完改编军队的想法后，余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问，把一个师改编成一个团，剩下好多军官往哪儿摆呢？毛泽东说，凡是没有安排职务的军官，全部编为一个军官队，以后扩大队伍用得上。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轻轻松松就被毛泽东解决了，余洒度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10月1日清早，师长余洒度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对大家说：“现在人员减少了，部队要缩编，从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改编为两个营……”听到这里，战士们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这时，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当时还是小战士的谭政回忆：“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登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

讲完话后，毛泽东让部下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大洋。一上午，只有几十人选择离队，大多数人还是心向革命。

拉不走的队伍

“支部建在连上”到底有没有用？在1928年8月发生的“八月失败”中，便见了分晓。

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中共湖南省委派人给毛泽东和朱德带来两封信，催红军攻打湘南。朱德、陈毅只得率军出击，结果29团全部损失，28团也摇摇欲坠。此时，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露出叛变迹象。

部队攻打郴州时，袁崇全按兵不动。开会时，第一营党代表熊寿祺根据战士的反映，提出袁崇全有叛变嫌疑。袁崇全气得当场就要拔枪打死熊寿祺，幸亏朱德等人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惨剧。熊寿祺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营里的同志们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讲的。”

其实，陈毅也早发现袁崇全不对劲。他曾主张将袁枪毙，但宅心仁厚的朱德没有同意。后来，袁崇全主动向朱德表示了悔意，朱德仍派他率领先遣队。谁知道出发不久，袁崇全就派人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

其实，袁崇全一直在寻找机会把自己手下的6个连拉走，去投靠赣南独立七师刘士毅。二营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和四连连长粟裕等人发现，队伍走的方向不对。天黑宿营后，一些连、排干部也纷纷向何笃才提出这个疑问，何笃才等人决定当面质问袁崇全。正在以打麻将为名跟同伙商量叛变细节的袁崇全，面对质疑显得十分紧张，但他还是以团部有通知为名掩饰过去了。

回来的路上，何笃才等人发现所有路口都被营部换了岗哨。直觉告诉他们，袁崇全可能就要在今晚行动。于是，何笃才、粟裕等人连夜将袁崇全不能完全掌握的4个连，悄悄带回军部。

28团团长王尔琢跟袁崇全既是同学又是老乡，平时关系很好。当得知袁崇全带着两个连的队伍逃跑了之后，王尔琢痛心疾首，坚持要亲自把他追回来。跟他一同去的人说，一进村，王尔琢便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袁崇全听出是他的声音，拿着枪走出屋。王尔琢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王尔琢牺牲的时候年仅25岁。

28团是从南昌起义走过来的主力团，如果被袁崇全带走四个步兵连、团部机炮连和迫击炮连，那损失可就大了，但袁崇全最后只将放哨的一个排骗走了。

正是因为有“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基层士兵才在最危急时刻选择了站在党一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后来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支部建在连上

共产党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视，可以上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时就提出，要建立一套从支部、区部、总区部到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组织系统，把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2个月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亲身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们直接领导和参加了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组建工作，马克思还亲自担任了支部书记一职。从此，党组织从上至下一直深入到基层，就成为共产党的优秀传统。

俄国革命时期，列宁把党组织从地方转入了军队。1920年，俄共（布）中央专门颁布了《红军基层支部细则》，明确规定红军的党组织均以连的党支部为基本单位。基层党组织在深入连队后，不论部队人数增加，还是在行军千里之外，党中央的精神都可以落实到基层连队中去。部队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苏联红军的成功经验传到了中国。当时，共产党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起了党组织。当时，周恩来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学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南昌起义时，党在起义军中成立了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前委会下，各军、各师都建立党委，在团上建立党总支。党总支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人的行动”。但是，当时党组织都设立在团一级，连队一级没有党组织，党的指示和意图不能贯彻到每一个士兵。

后来，叶剑英将军总结：“南昌起义的部队当中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是把党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到士兵，没有达到全部队，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立后，军队面貌大为改变。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明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