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铸就军风纪

　　战士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幅写着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包袱皮。

　　1947年12月20日在武安出版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上最早刊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诞生于革命年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党为人民军队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纪律。它最早诞生于1927年的“三湾改编”，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了若干次纪律条款的增补和调整，直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这项人民军队的“铁律”才最终确定。

　　从根据地到全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仅是军规，更是传唱于人民军队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军歌”，在许多战士的记忆里，它曾是行军路上最嘹亮的曲调。

　　从口号到军歌再到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共产党塑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从行军纪律到三项纪律

　　1927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休整和改编。一个小插曲的发生，让毛泽东意识到，抓纪律已是队伍管理的当务之急。

　　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回忆了这个“插曲”。

　　1927年10月，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乡们地里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出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乱拿群众的东西。

　　“红薯事件”很快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特意在枫树坪对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当时，对这三条还没有概括为“三项注意”或“三项纪律”，毛泽东称之为“行军纪律”。毛泽东这次讲话提出的“行军纪律”，是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萌芽。

　　“行军纪律”宣布当天，部队进驻古城。

　　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三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及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等问题。除此之外，毛泽东专门谈了纪律对工农红军的重大意义。

　　此时着重谈及纪律工作的重要背景，正是因为要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他们是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带有浓厚的绿林色彩，队伍成分复杂，人员缺乏革命理想。这部分人员的加入，让部队人员瞬间变得复杂起来，党组织必须制定团结改造的政策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要对井冈山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首先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给他们做出好样子，使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我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敌人，“安家”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于是，更加具体和严格的“纪律”出台了。

　　10月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向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讲话，核心意思还是强调“纪律”问题。他说，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和山上的群众以及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为此，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那晚，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热烈欢迎。这“三项纪律”，即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的基础。

　　从六项注意到八项注意

　　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

　　很快，随着战事更加频繁，“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又发生了变化。俘虏越来越多，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另外，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于是，毛泽东又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但这仍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终版本。

　　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回忆：“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规定战士们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厕所）。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纪律规定内容的变化，总是与部队在当地的具体情况的变化紧密相连。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才第一次明确地以训令的方式发布到全军，真正成为一种“铁的纪律”。

　　从口号到训令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训令要求各地各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重新明确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故作统一规定；另一方面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提出的要求。和训令同一天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口号，号召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担负起“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在宣言中同样指明“必须提高纪律性”，“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1947年7月，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阶段。战争形势及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发展要求人民解放军在英勇作战的同时，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但是，由于部队扩编，新成分增加，特别是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部队的纪律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毛泽东曾指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与此同时，一场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检讨活动在全军展开。

　　重行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掀起了新式整军运动，目的就是加强军队纪律建设，又称“三查三整”。实践证明，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已经深入了战士们的骨髓。

　　其中，“锦州苹果”的故事在全军中广为流传。

　　1948年11月8日，东北野战军负责同志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里，详细汇报了所属部队纪律情况，其中提到了一个故事让毛泽东十分动容，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他还反复提及此事。

　　前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上将也在他的《辽沈战役的政治工作》中回忆过这件事：“当时，正是金秋时节，锦州地区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伸手可得，尽管在此地构筑工事的战士们劳累饥渴，但是都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一个去拿苹果的，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在此事过去了八年以后，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锦州苹果”并不是一个个案，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因其严明的纪律，才能够真正作为“人民的军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从最初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

　　它是人民军队铁的纪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这是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的头几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由毛泽东提出。但作为歌曲，这首军歌的出处却有很多版本。

　　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词作者程坦。

　　程坦，原名程宗寿，生于1906年，1927年，他参加了著名的黄麻武装起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0月，程坦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时，因为身患重病半路上掉了队，但又很快返回苏区，先在家中休养了几天，随后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此后不久，程坦就成为中共鄂东北道委秘书长。在坚持鄂东北艰苦斗争的两年间，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9月，程子华受中央指派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在军中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程坦担心战士们没有文化记不住内容，便萌生了把它变成歌曲让战士们传唱的想法。程坦与程子华几次交谈后开始着手编写。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作曲人才，红军早期革命歌曲一般多是用填词的方法，套用当地民歌小调或其他创作歌曲的曲子。

　　关于曲调的出处，也曾有很多说法。有学者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史实根据。更加靠谱的说法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程坦对两首军歌的创新性改编。

　　1929年至1930年间，鄂豫皖苏区出现了两支军歌，其中一首《红军纪律歌》就歌词而言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可以说是一致的。虽然无从查实歌词的编者是谁，但在歌词的末尾却又明确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当时另外一首流行的军歌叫《土地革命歌》，根据学者估计，很可能是冯玉祥部队流传出的一支军歌。词曲作者及歌曲产生年月已无从查考，但这支歌的曲调，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

　　从1931年到1934年，原属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序列的岳维峻、张印湘等部10多个师（旅）都参加过“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军。红军当时也俘虏过不少西北军官兵。被俘官兵带来他们部队中流行的歌曲，被红军加以吸收、改动和运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这两首歌的出处虽然都不明确，但是程坦把《红军纪律歌》的词和《土地革命歌》的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歌词定为九字句，内容上进行了全新创作，形成了全新面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继而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传唱，后由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传唱至延安，后传遍全中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做过相应的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后，就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