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一致同甘苦

毛泽东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井冈山八角楼。

朱德同志用过的扁担。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朱德、康克清夫妇的“伙食尾子”。

1965年5月，阔别井冈山36载的毛泽东再次来到井冈山，忆起往昔革命岁月，毛泽东问道：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在场人员有答“艰苦奋斗”，有答“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却笑着说：“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一种组织形式，其背后却是人民军队军内民主的起源——官兵一致。

回望人民军队成长史，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生活同甘共苦，战场生死与共，官兵才能同仇敌忾，一路走过千山万水，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罚了连长 威名大振

士兵委员会，最早出现在1927年1月的大革命时期。那时，在北伐军中担任营长的彭德怀，认为自己所带领的部队已不是军阀队伍，不能再用闹饷等办法来团结士兵，就将自己营中秘密的救贫会改为公开的士兵委员会。

不过，此时的士兵委员会仅局限在彭德怀所在的营，实践并不深入，章程也与过去的“救贫会”类似，核心仍是“救贫”。而在更多的北伐军队伍中，实行的还是雇佣兵制度，士兵为领饷而打仗，军官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官兵关系对立更是司空见惯。

这样的雇佣军队，注定无法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历史把使命交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1927年9月29日，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为改变部队吃了败仗后军心涣散、官兵关系恶劣等现状，毛泽东决定对这支队伍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三湾改编”。

除了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外，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改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即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惯有的雇佣关系。

提出改编部队的毛泽东，身体力行。在三湾村钟家祠堂前面有一口水井，部队到来后，由于用水人数增加，井水变得浑浊。一天，毛泽东路过井旁，二话没说，便去老表家借来铁铲和担箕，带着几名战士，卷起衣袖裤脚就开始清修水井，铲宽水源。不到两个小时，井水清澈见底。为了防止井水再被弄脏，毛泽东还捡来鹅卵石把水井围了起来。后来，这口井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双井”。

10月3日清晨，经过4天的短暂休整和改编，脱胎换骨般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带着全新的革命火种向井冈山进发了。

10月27日，部队抵达井冈山腹地茨坪。不久，毛泽东和战士们又迎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队伍，以及被称为当地“山大王”的王佐、袁文才队伍等。“拼凑”的队伍作风各不相同，官兵素质参差不齐，但根据三湾改编确立的建军原则进行整编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根据改编要求，红军连以上的部队中都选举产生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只是遇事开会研究，但他们的任务却与每个士兵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做群众运动；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据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王紫峰回忆：“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利。”

一天，士兵委员会发现有人玩牌赌钱，仔细一看，赌钱的人里居然有连长徐彦刚！徐彦刚的资历可不简单，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来，还被毛泽东委派到“山大王”袁文才的部队参与改造工作。不过，士兵委员会不管这些，照常上报到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果然，陈毅当即表扬了士兵委员会，又差人把徐彦刚批评一通，最后徐彦刚承认错误，还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罚站岗三天。经此一事，士兵委员会威名大振。

同吃红米饭 同住茅草房

从红军抵达井冈山的第一天开始，吃饭问题就困扰着大家。多年来，井冈山一直自给自足，生产力水平有限。初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带着队伍打土豪，筹款子，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

1928年4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队伍到井冈山。历史性的朱毛会师，红四军诞生，本是井冈山革命力量壮大的喜事，但没过多久，毛泽东、朱德就锁紧了眉头：朱德的队伍有2400人，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多人。

“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的井冈山，处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中，怎样才能养活骤增的这么多人？

红军决定下山挑粮。挑粮的地方是山下的宁冈县茅坪，从井冈山过去，一路都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往返一次六十多里，空手来回都相当吃力。但是，已经40多岁的朱德却坚持跟年轻力壮的战士们一道挑粮。每一次，他的两只箩筐都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常常把小伙子们都甩在身后。这让战士们又是佩服，又是心疼：朱老总每天日理万机，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可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谁料，朱德没了扁担，急忙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连夜自己动手，又赶做了一根扁担。为了防止丢失，他还在上面刻了“朱德扁担 不准乱拿”八个字。第二天，带着新扁担的朱德，又出现在挑粮的队伍中……

每日挑粮维持的部队生活，依然是艰辛的，“天作房，地当床，盖的金丝被（稻草），吃的红米南瓜汤”，是那时战士们最真实的生活。尽管如此，红军战士们的精神头却一个比一个足。原来，士兵委员会下设了经济委员会或小组，他们管理部队伙食，坚持官兵同吃一锅饭，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都要清理账目，公开经济，接受每个战士的监督。杨至诚上将曾回忆：“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曾经有一次，军部后勤处长见彭德怀昼夜操劳，就买来一只鸡和半斤牛肉，想给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彭德怀知道后，当即批评说：“我们又不是旧军阀，对我搞这些特殊干啥！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责令后勤处长把鸡和牛肉送到医院去给受伤的战士吃，同时还警告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就得处分你。”

毛泽东自己更是坚持不搞特殊化，甚至比军队的规定更加节约。按照军部规定，连以上单位办公、开会只用一盏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不开会时则不用灯。毛泽东天天晚上办公写文章，但为了省油，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警卫员担心长期熬夜他的视力会出问题，悄悄加上两根灯芯，可他一进房，就挑开两根。

就这样，在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下，毛泽东夜夜伏案，写出了照亮中国革命前途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名篇著作。而就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总结了这样一句话：“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三大民主铸就新型军队

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毛泽东带领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新型关系，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中得以正式确认。《古田会议决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举行废止肉刑运动，废止辱骂，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彻底清除了军阀作风的红军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队伍越来越庞大，官兵平等的作风始终不改。

在最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面对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无论军长还是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都是五分钱、三钱油、五钱盐，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一样穿草鞋、吃野菜、露天住宿。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受伤的战士，过草地时队伍断粮，彭德怀含泪杀掉跟随自己一路的坐骑黑骡子，只为给战士们充饥。

老红军刘守仁在日记里记录的故事更是让人落泪：他所在的一方面军进入草地第四天，几个战士轮流抬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师长路过时看到死者衣着单薄，生气地喊道：“把你们团的经济管理处长叫来，他居然让我们的战士冻死、饿死，我枪毙了他！”战士们却含着眼泪向师长报告，“他就是我们的经管处长，进入草地后，他把自己的粮食和衣服都给战士了……”

1938年，面对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和国内部分人士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官兵一致的原则同其他诸因素一起，并列为抗日战争胜利所“离不开”的重要原则之一。

从井冈山到万里长征，从十四年抗战到和平的今天，人民军队的具体任务在变化，但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始终不曾变化。如今，正是在官兵一致的基础上，人民军队逐渐形成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大民主，成为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军队。

朱德夫妇的“伙食尾子”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藏有三块银元和一枚铜币，它们是朱德、康克清夫妇在长征前后保存下来的“伙食尾子”。

伙食尾子的来历，还得从三湾改编时的经济民主说起。当时，士兵委员会负责管理伙食费用，定期公布账目。每隔一段时间，部队的油盐柴菜钱省下一点，就会平均发放给每个官兵当零花钱，这就叫做“伙食尾子”。

长征途中，“伙食尾子”的制度一直在延续。1934年冬，红军击退敌人的围追堵截，突破四道防线，终于抵达乌江以南喜迎新年。部队结算1934年12月的伙食情况时，每个人分到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为了庆祝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又给每个人发了五角钱的伙食尾子。同年6月，每人又领到五毛钱的伙食尾子。至此，每个战士共分得伙食尾子一块五毛，朱德和康克清两人加起来就是三块钱。

拿到银元后，朱德和康克清一直保存着这三块钱的伙食尾子。此外，康克清还把在中央苏区时结余的五分钱铜币的伙食尾子也保存了下来，铜币上刻有镰刀、斧头、红星标志，还有“苏维埃政府制造”的字样。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立，朱德、康克清夫妇就把三块银元和五分铜币捐献给了博物馆。这几枚普通的钱币，不仅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更见证了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记者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