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王驾吾

　　日前，我在采访杭州师范大学林正秋教授时，他谈到：“1978年，我写的两篇地方史论作在杭州大学校刊《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驾吾师读了后，饶有兴趣，对徐规老师说：‘这位作者很有培养前途，要好好培养指导。’”林老师又说，由于驾吾教授的鼓励，自此开始，才把南宋都城杭州作为重点课题研究，锲而不舍，直到今天，得到社会肯定。

　　王驾吾教授对后辈的关怀何止于此，以我为例，也可说恩重如山，如果没有当年恩师的关怀，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

　　王驾吾教授是我父母的挚友。我的母亲当过语文教师、爱好文学，尤其是对古典诗词有特殊兴趣，凡有了疑难问题，就牵着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到驾吾教授家请教。因此，我自幼就熟知，在驾吾教授的书房里，书架、地板上，全堆着层层叠叠的书，许多是线装书，甚或有古董，让人肃然起敬。

　　在驾吾教授家中，我们认识了刘子衡先生，也得到刘先生的不少指点，正是受他们的感染，才使我对文史学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我到浙江建德农村插队落户。在建德当了3年农民后，我被调到村里小学当民办老师。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可是我没有参加考试，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知青可以由贫下中农推荐进工厂或读大学。每次上面如有人来抽调知青时，虽说贫下中农一再推荐道:“小龚人老实，表现好。”

　　可是，总有人跑到公社告状：“这个人的家庭成分是五类分子，怎么能上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刷下来，早就习以为常，我灰心丧气，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王驾吾教授听说了，马上告诉母亲：“现在政策有了松动，应当马上动员儿子参加考试！”

　　父母听了，立即给我写信，让我参加1978年的高考。其实，我下乡前只是一个初中生，到初三就碰上“文革”，还是个“半串子”。母亲安慰我说，驾吾教授告诉她，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程度远不如你儿子，叫你尽管大胆参加考试！正因为驾吾教授的一番劝说，才使得父母一再写信，让我参加1978年高考。

　　到了1977年，驾吾教授以杭大图书馆馆长与校务委员的身份，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常委。

　　1978年，我在建德的杨春桥中学参加了高考，果真如此，获得了“体检资格”，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坦率地说，我已有多次被“刷”下来的经验，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命运也不会例外，只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已，完全没有信心。大学的殿堂，对于右派儿女来讲，在那个年代，几乎“难于上青天”。

　　妈妈看了我的信，又一次找到了驾吾教授，他宽慰地说，只要有了“体验资格”（考分过了线）就好，招生办我有个熟人，我去问一下。妈妈听了，感激得几乎要流泪了。

　　那年，我如愿进了大学……

　　（作者系杭州市下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