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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中篇)

刘 源

2017年08月16日08:2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写在前面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作点新试、破点规矩,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本应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阅读起来过于烦琐,甚至超过正文篇幅。故仅注释史实出处、部分专用名词和个别人物简介,以便读者和研究者详尽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身为国之干城一将军,人民养育一小兵,军人的责任和儿子的义务,都决定我必须写这篇文章。只是竭尽全力精练浓缩地讲述,仍是既粗略又超长。敬请读者体谅。

编者的话

刘少奇,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但他漫长的军事生涯,虽早有记载著述,却鲜为人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围的中国建设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刘少奇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代国人应知当知,后代军人不可不知。

独闯白区掀天揭地

中央到瓦窑堡后,在公开报纸上看到北平(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报道。白区还有爱国学生运动?我们一直挂在口头上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红一、二、四方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出征前的总人数到最后(包括红十五军团)就剩约百分之十。白区与党中央的联系,长征前已中断,到陕北时竟一个人都联系不上,确实叫“损失百分之百”。此时,居然发现白区还有学生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决定赶紧联系。谁当此任?又落在父亲身上。他对白区最熟悉,主持过顺直省委、当过满洲省委书记;他对领导白区有极深刻的认识和最丰富的经验,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无疑问,他最合适。简单征求刘少奇的意见——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焉得虎子?中央决定派他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

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父亲化名胡服(刘少奇自解,是胡服骑射、抗击外敌之意) 赶赴平(京)津,孤胆独身趟地狱。对刘少奇来说,“长征”继续前行,他肩负新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打探、联络、疾行、智对……

当年的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晚年时回忆:到天津北洋饭店,见一位学者,手持当天的《中央日报》为接头暗号,无言相跟、示意对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写“刘少奇”三个字……消息传回北方局——老家来了熟悉长辈——那份激动啊!此时,父亲才知道北方局仍驻地天津,仅剩一个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于平津地区,仅有党员30多名,全国各地均无联系。

一二·九时期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刚调任天津书记。刘少奇询问了解各方面情况后,经中央批准,林枫任中共中央代表兼父亲的秘书,朝鲜国际主义革命家李铁夫接任天津书记。不久,父亲派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接任北平书记。北平女一中学生、地下党隐藏的“一二·九”学联执行主席郭明秋与林枫假扮夫妻,实际是当译电员,他们与父亲 ,既当代理人、联络员,又当警卫、哨兵。

父亲废寝忘食,与北方局领导昼夜深谈,立即任命“老顺直”彭真为北方局驻冀东代表。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林枫、李葆华、李铁夫、郭明秋是将“一二·九运动”成功推向全国的关键人物。

满眼萧杀的白色恐怖中,千头万绪的工作忙碌展开:恢复各级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省委;传达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政方针;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与中国大学(新中国时撤并)教授吕振羽 到南京,联系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联合抗日” ;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导正学运。

首要的,就是坚决铲除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疾。刘少奇响亮地喊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彻底转变党和群众工作” 。

为了安全可靠又保证高效,每项工作必须单线联系、单独面谈、分别布置、反复安排。父亲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一刻也没耽误,把党在白区各地各级组织凝聚到抗日上来,迅速扭转北方局工作,带动人民大众,掀起救亡热潮,发展党的组织 。

这些工作看起来似是远离硝烟,但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国防、军事吗?所谓的白区正确路线,就是要卫黄保华,为民保国呀!

“一二·九”运动学生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刘少奇完全肯定,因势利导,就势提升,将其推广至全国。在群众运动中,他禁绝冒险激进做法,尽量避免牺牲,养护有生力量;又坚决克服“关门”问题,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团体,人家想入,敞开大门;共产党从中选优,秘密吸收大量新党员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必须有公开的活动,不能全是秘密的,要进行区分。“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 ”群众,才能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不然共产党就丧失存在的意义了。我们的旗帜就是抗日,必须团结、拉动尽量多的党派和群众团体。

父亲领导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到上海召集全国各救国团体,成立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为理事。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高度秘密的,而群运、民运,“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多少冲破了一些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使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活动……重新配合……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 。

一系列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的“彻底转变”,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数,显现出惊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绝的,硬是让秀才去见兵,讲清道理!

本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高喊打倒汉奸宋哲元,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他下令弹压,九门禁闭、开枪示警。父亲即令停止过去的那种“飞行集会”和“抬棺游行” ,主动领导师生,将“打倒卖国”的口号转变为“一致抗日”。先在天津“五·二八”万人大游行成功,宋在报上发表谈话,说“不便取缔”。

接着,1936年6月13日,北平万名学生上街 。时任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刘杰叔叔叙述,宋哲元路过,眯眼细看从车窗塞进的传单,赫然大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侧耳细听学生们高喊的也是。这下宋兴奋起来,派北平市长素德纯召集游行学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宋自己也接见师生代表即席演讲: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过日哒!老子打日本出过血啊!几句慷慨激言,欢呼声起,他自己也感动流泪。瞬间,整个二十九军、华北政府全转过来,抗日运动由非法变合法了!警察宪兵维持交通秩序,社会各界声援支持 。

父亲立即指示地下党因势利导,发动师生民众前去军营拥军。姚依林叔叔向我回忆,二十九军欢迎,请学生野营骑马,给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艺作品蓬勃传世。宋哲元冲动,也拿一个师到天安门示威。地下党迅速组织群众和学生们夹道欢迎。本想是绕天安门转这么一圈儿就行了,但军队顺着站满百姓的街道下不来,如此热烈场面真是从没见过,沿街欢呼、披红挂花。几百骑兵真是好拉风,被欢送到长城才算完。军民乐翻天,延安派出张经武为联络代表,秘密常驻二十九军。

地下党精心组织学生们到北平宪兵队等东北军,慰问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松花江上》“九一八”——恸哭泪雨满军营!

此时,父亲大力倡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彭真直接领导总队部)也迅速发展,在全国、甚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建立了支部。疾风烈火般的抗日民运、兵运席卷全国,盛况空前,《义勇军进行曲》风靡神州!青年朋友们请牢记:当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千百万青年扑向抗日战场,唱响的正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声震寰宇!

被毛泽东称为“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有经验的 ”实干家刘少奇,还被党内誉为理论家。这时期,父亲创作发表了大量文章 ,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他的理论不复杂:力求知己知彼,顺势转变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业有成。

不到半年时光,随着斗争方式的转变,整个革命形势为之骤变,路线的正确与否,很快由实践检验出来:民众的抗日热情和救亡意识,与军队共鸣、拉政府转向,转眼大变天。为什么我们党过去不多做这样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群众不理解、与各界相抵触,甚至是严重对立、极其危险的工作呢?既然我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群众支持呢?显然是我们的策略、方法、口号不对头,甚至做反了、做错了。共产党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拥护。

当群众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心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刘少奇写道,“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用” 。

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道理,却让我们党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经历千辛万苦才真正懂得。当时党内也有反对声,说这个“老右”太右了(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等)。父亲反问,保国家救民族怎么不正确呢?我们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和领导全体人民,抗日救国!毫不迟疑,刘少奇果断撤换柯庆施,任命彭真为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再三强调,父亲是戴着“老右”帽子,“万方多难此登临”。基础,比早年在顺直、满洲省委时更弱;内里,力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利箭恶风;外间,隐蔽于嗜血屠刀下,不分昼夜拼搏。杀戮险象环生,保存实属不易,况求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

无论红区白区,正是在这种“两条路线两重天”的比较中,我们党才开始萌生并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的抗日热情迅猛高涨,救亡运动成燎原之势。原先由几所学校进步青年发起的小范围行动,还遭到强力弹压。此时的“一二·九”却已迅猛扩展成全国性、全民性的重大运动。你说这算不算国防?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时代无法离开这个主题;这是刘少奇们的事业所决定的,革命离不开军事。北方局搞兵运,动员起二十九军“七七事变”在卢沟桥跟日军交火作战,将 “抗日战争”推上惊天动地的新发端!这不算军队之事?当然算!

多年后,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某人某事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并不仅仅是简单随意的一个评价,而是由领导人民大众掀起波澜壮阔的潮流、创出排山倒海的伟业所决定,由历史检验定格的。

营救战友建功山西

刘少奇刚到北方局的时候,能够联系到的共产党员也就30多人,而在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分院”里却关了60多名,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一方面我们党急需干部;另一方面这批干部都服刑到期,甚至过期多年。只因为出狱手续要签一份“悔过启示”,保证不再犯法犯错误之类的,大家都不签,所以一直拖延在押。1929~1930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刘少奇就曾遇到过:监狱里囚禁大量共产党人,“九·一八”后全遭残杀,令人痛心疾首。近期,日本人可能就要侵占华北,这批同志肯定又会遇害。父亲当机立断决定营救,经请示中央,张闻天(时任总书记)、毛泽东批准后迅速行动:三次下通知命令给草岚子,分九批出狱。同时,还在各地搜寻,先后营救出王若飞等许多同志。“成熟的老同志”被安排到全国各级当领导,迅速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出巨大作用 。

薄一波为其中之一。阎锡山曾派人到大牢里拉薄回山西,被拒绝。1936年9月他刚出狱,阎锡山又托人带话邀请他放下国共之争,“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再回绝,但这么重要的情况,必须向党组织汇报。刘少奇知道后说:送上门来的工作,怎么能不去呢?“不想去也得去!去谈嘛” 。

薄一波“单刀赴会”,看了一圈、听了数遍,没有表态,也不见阎,只说自己已经脱离共产党刚出监狱,得回家去见见老人,请给他时间考虑,一定回复。刘少奇听罢汇报说:太好了,阎锡山不是拉我们抗日吗?自然要送人过去。立即请示中央,成立了一个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定义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指示大胆去做,放手去干。

回复见阎,当场商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会长阎锡山,1936年9月18日成立。这个时间建会,就是向外界展示抗日的姿态,但冷冷清清没声势,搞不起来。阎想试试看,共产党搞群众运动可是拿手。11月,组织了多种大会造势,被营救出狱的老同志杨献珍,开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学习班,向村一级派出“村政协助员”,往每个县派遣“巡视特派员”,发现旧县长不合适,马上就建议换。阎锡山也觉得旧县长确实不行,只要不抗日,就换新县长,先将沦陷的七个县换上“有牺牲精神的”青年“游击县长”。如此这般,有200多个我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山西当“县官、区官”。农村、工厂、学校还派驻大量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青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年时间,牺盟会轰轰烈烈地发展到一二百万人,阎锡山超满意。牺盟会领导机构7名常委中除阎会长外,6位均为我秘密党员;山西100多个县,最多时约70个县的政权由共产党暗中掌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进驻太原,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前出山西的边缘地带。刘少奇提出要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枪,当时多数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梦吧?其实,父亲心里有底:“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告诉他们办法,要求党派人去领导他们打游击” ,而这些地方的山西县长全部都是我们地下党掌控,可全力动员参军。何愁无兵?宋平叔叔多次对我生动回忆,因为群众强烈期盼,青年急切投身抗日部队,有深厚文化积淀,有我党掌控的地方政权支持,果然,大量爱国热血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仅仅山西地区,就扩展了十万人。进入华北地区的两万多“老八路”,一年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 !(不包括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这次扩军开始叫“扩红运动”,包含河北、河南,而山西最为突出。这当然与牺盟会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可见,白区工作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意义非凡、功不可没!

上面讲牺盟会与扩军的关系,再说山西新军的事:

1937年5月,刘少奇前往延安参加会议期间,到山西了解情况。他满意地肯定了工作成绩后,明确了下一步骤:拿到兵权、掌握武装。因为抗日除了发动群众、团结各方,还必须有军队,有军事实力,并说阎锡山会赞成。阎细闻动议,果然高兴,一拍即合,当场决定建立一个团新军,随后筹备工作迅速开展。

“七七事变”后的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时的政府和报纸都不敢明提“抗日”)正式成立,为区别晋绥旧军队而称“新军”。“换旗抓枪”,这可是我党领导的军队呀,人、枪、弹药以及其他配置一应俱全。共产党有特别强的号召力,很会做基层工作,农民、工人和大量的知识青年踊跃加入。决死队发展极快,两年组成4个纵队,50个团,10万人(包括各县3万决死队)规模。素质也很高,名列世界各国军队大中学生占比的前茅,很明显看出官兵的觉悟水平、爱国热情和技能战力比旧军要强。

阎锡山啧啧称赞,超爽之余,可诡诈精明得很。新军的军事长官由国民党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主持人基本是地下共产党人,当时叫政治部主任,个别设有政委。无论是牺盟会还是决死队,一律由山西人组成,阎曾表示,只要合作抗日,共保山西,就没问题。然而,阎老西儿及其部下始终暗打算盘,眼见新军飞速壮大,利用之心瞬息变幻、过河拆桥断然行动。

1939年底,蒋介石提出抗战要胜,必先灭共;暗示“宁亡于日,勿亡于共”。阎锡山下令将决死队负责政治工作的人都拿下来,污蔑“叛变”的同时,旧军大举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史称“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这成为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顶峰。新军外遭攻击、内陷厮杀,自古兵家断言:此兵必溃无疑。而薄一波等“顺阴阳之数、审藏用之机”,索性带四个纵队半数官兵(包括县属决死队共5万多)连人带枪加弹药,公开进入八路军新序列(自组建就是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军队)!我军的内乱外攻顿时化解,攻守强弱瞬间逆转。八路军未及拉开架势,已大获全胜!

大胜大功对应出大败大过:后来有话说,阎老军阀机关算尽,没把小书生看在眼里,错一招砸锅崴泥,彻底晕菜!算计人一辈子,唯一后悔莫及让他哭掉泪的,就这一次。

事后,毛泽东以薄一波的名义给阎写了一封信 ,表示特殊情况下统一战线还是必须维持的,这些部队进入八路军,还是你的部队,目标不变,一致抗日、共保山西,决死队的名义仍保留。阎锡山只好“低头向暗壁”,自吞苦果、蹰遛台阶。这几万人分别转隶一一五、一二O、 一二九师,县属决死队就地转为我县大队或游击队,一纵队主力进入了太行、太岳地区,陈赓(1927年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任太岳纵队司令、薄一波为太岳书记兼纵队政委,直属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指挥(后解放军14军一部和武警41师,原28军已撤)。

刘少奇在七七事变前提出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到此结束。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自然撤销,其所领导的万千党员(无一人向阎承认是共产党员),全都是冒死赴险的英雄儿女!

再插两句题外话:当年,康生、柯庆施等人就“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刘少奇叙述),指责父亲营救战友出狱,拉宋哲元抗日,做张学良、傅作义工作,与阎锡山合作、“换旗抓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文革”时,将所有从大牢里营救出来的同志,都扣上“叛徒集团”之名。然而,即使在随意栽赃陷害的年代,也没听说过哪个人将共产党的军队拉走投敌。而事实上,仅“新军”这一次就拉起倍于当时“江南老新四军”(不包括刘少奇在华中拉起的新四军)的“枪杆子”入列归建,还“扩红扩军”人民武装数十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叛徒集团”?为正名祛污,立此存照,我浓墨记叙这一段。

所谓“换旗抓枪”,就是以统一战线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规的、“白皮红心”的革命军队。杨尚昆(当年接任北方局书记)主席后来说:北伐时我们就想搞,但没搞成,只搞了个叶挺独立团。抗日时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当时,这可是震动朝野军地的大功啊!父亲从来是为而不争、功而弗居,以至整个白区的领导都很低调 ,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但作为个人回忆,如“一二·九”时的彭真、薄一波、林枫、李葆华、刘杰、周小舟、徐冰、王林、黎玉、魏文伯、黄敬、姚依林、宋平、黄华、郭明秋、蒋南翔、李昌、袁宝华、刘玉柱、杨秀峰、陆平、康世恩、朱穆之等;亲历牺盟会、新军和晋西事变的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华国锋、戎子和、宋劭文、李立功等,却常常谈到。

前些年,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阿姨写过一篇文章《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谈及这一段,非常生动,感人至深。

在红军时代,江西和福建人民对于革命和军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抗战初期,山西人民和党组织为全国抗日运动和军队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八路军十倍增长的主要兵员在山西,比河北加河南的数量还多。这是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直接结果,与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直接相关。

看了以上史实,谁能说“白区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刘少奇说:一二·九运动“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对中国的国防军事,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来说,偌大史功!

另一方面,刘少奇说:革命的青年学生“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工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走上“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对人民来说,偌大贡献!

白区春秋游击战争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年”,指1927年至1937年,从大革命“国共分裂”到抗日战争再次“国共合作”。

主要分两层:中央领导层,从“八七会议”开始到临时中央转移苏区(1927~1932年底),中断三年后,1936年初刘少奇回归联系上全国各级组织,恢复并重新大发展;第二层全国各级党组织,1932年与中央断线失联后,大部分停止活动,仍在坚持的也是分散隐蔽,影响甚微,所以叫“几乎损失百分之百”。1936年春又井喷式发展至1937年7月为止。

全面抗战开始后,地下党秘密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后称城市工作部或社会部的工作,长期由刘少奇领导或总负责,但就不叫“白区工作”了。

所谓中共的“白区工作路线”,1927~1932年是“左”倾错误路线为主,但有正确的部分和抗争;中断三年(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后,1936年春至1937年7月逐步“转变”为正确路线。所谓路线的正确与否,是由实践的结果验证出来的。

1937年2月、3月,刘少奇给总书记张闻天连写多封长信,再三重提他在遵义会议上出的题:全面检讨从“八七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

5月17日,在延安召开中共白区工作会议,由政治局成员与北方局所属省特委以上20多位负责人出席。刘少奇作两万五千言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深刻地总结惨痛的教训,尖锐地揭露错误的传统,特别是彻底转变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等,引起巨大震动。会议热烈讨论、激烈辩论、猛烈争论,甚至有领导当场悲愤气死过去!指责父亲“老右(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声再起,而维护呼声也日盛。6月3日,毛泽东态度鲜明地长篇发言,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明确指出“我们党中存在着错误传统”,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毛泽东还谈到,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是完全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 )——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接着,张闻天在白区会的总结中肯定刘少奇的正确和成绩 。

会议对推动“彻底转变”起了积极作用,对“白区工作”,开始以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父亲后来说“结果是不好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是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的。 ”会议刚结束,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历史进入全面抗战新阶段,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史上唯此一次白区工作会议,成为“白区工作十年”结束的标志。直到四年多后的1941年,“九月整风会议”才成为”改造的关键”,在中央层形成新“白区”观,而六年多后的1943年“九月会议”,全党认同。但真正确立“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已是过八年的”七大”前后了。

“七七事变”当天,正好在延安的父亲,代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次日发出)。与中央各主要领导商议后,他先赶到抗日前方指挥部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央精神,又马不停蹄到前线的太原。此时平津失陷,刘少奇亲任书记,重建北方局,指挥地下党:尽力做好隐蔽工作,将有可能暴露的同志,全部撤到新驻地山西。

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报告和“持久战”方针。刘少奇因正忙于敌后和前线指挥,没有参会 。

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摘下红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陆续开赴山西。此间,党内军内领导层的思想很不统一,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全力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正规化的运动战,顶住华北日军进攻,并与阎锡山、卫立煌商定拉开阵势。

9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聂荣臻等率八路军总部也赶到太原,当天下午就和北方局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发生重大争论。

刘少奇仍是“卷旗不缴枪”,坚持洛川会议战略方针。他说,我党所领导的部队就一个八路军(新四军尚未组建),还有刚成立的“半个决死队”,以及地方游击队,加上白区地下党人,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打正规战不会有大的作为。我们当然要服从统一战线,但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正确的。蒋介石排斥异己、个人独裁,“中国是不能统一的”,与人民的“和平也不能保持”。因此,国民党实在靠不住,几十万国军必败。“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我们应该独立自主运用“拿手好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刘少奇强调:“游击战主要是在敌后进行的,是站在抗战的最前线,是最困难进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应站的岗位,是“党的全盘工作中之中心环节”。

那天,大家畅所欲言,争论非常激烈,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多数人,都反对刘少奇的意见,甚至有人(如稍后的王明)指责刘为“老右”、“失败主义”等。争论到凌晨,激辩的情况上报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就回电支持刘少奇,“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第四天毛又追来电报,说务必按照少奇的意见,“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要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必须服从洛川会议精神。毛泽东的话,几乎与刘少奇的言辞语句都近似相同。早在父亲到北方局之前,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1935年11月18日)中,就针对游击战争进行过讨论。当时会上不同观点很多,而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俩都属“赞成派”。

历史上,国内外军事理论都没有游击战争这一说。游击战,古今中外皆有,但属于小规模袭扰,历来不登大雅之堂。将之上升为战略甚至战争层次,提出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理所当然包括刘少奇所做出的贡献。毛刘均反复强调游击战争概念,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实践,逐步上升为理论。此时,毛刘又同时提出“持久战”。专门考证下来,最早系统论述游击战争,最早见诸于文字公开发行的专著,是刘少奇发表于1937年10月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8年2月他再出版另一篇专著,二者后被称为刘少奇“论述游击战争的姊妹篇” 。这本合编小册子《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是为了统一北方局和八路军很多同志的思想而写就,在各种军政训练班讲授,下发各级军地干部 。接着,公开向社会发行,实际践行。

父亲写道:“共产党人素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愿意自己成功,也愿一切抗日的政府、军队、团体、党派和游击队大家成功,所以共产党愿意提出自己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全部基本政策,贡献给华北一切从事抗日的……志士之前”。“最后的胜负要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中去解决”!自然,日寇也当成“防范教科书”,但帝国主义者学不会、更对付不了!

随着伟大的游击战争打遍天下,满世界唱起《游击队之歌》,经久不衰!

近八年后党的“七大”上,彭德怀总结经验教训时讲道:这一道理“在今天看来,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由城市转入农村,由运动战转为游击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 。”

此处说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并不是反对游击战,事实上,早在红军时期他们就是游击战争的创始人和伟大实践者。只是在那一特定时期他们认为,应协助国民党军打运动战,才能抵抗住日寇大举进攻。平型关大捷堪称正规运动战的典范,超棒!但却助长了以此类作战为主的观点。而父亲也从未反对运动战、正规战,而是主张“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以持久抗战解决胜负。刘少奇一贯认为,在党内展开正当的争论,严肃认真地发表不同意见,是健康和必要的。当时有争论,确属正常,绝无褒贬。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军事界普遍认为:靠游击战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打赢战争必靠正规战,包括运动战。而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的实战成功,证明游击战争无疑是一种战争形式,一系列实战和理论总结,证明游击战争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现在甚至还包括中东数国战争)。越南打赢美国后,世界才承认了这一概念。包括美国军校也专设热门课程讲游击战争——人民战争,并承认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其创造发明权,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人。这是那一辈军人从实践中打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游击战并不新鲜,但将之上升为游击战争,上升为理论又成功地指导实践,上升为依靠人民的战争并视之为取胜的法宝,当之无愧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

“平原游击战”,是游击战争中极富创造性、极为夺目的,几乎无人不知。而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吕正操为司令),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黄敬为书记)。在冀中、冀南、冀鲁豫的广大地区协助八路军开辟游击战场,打击日军,有效支撑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发展 。

“冀东大暴动”,几乎少有提及。更鲜为人知,这是刘少奇组织并领导的。抗日战争伊始,父亲即把冀东划为“游击战略区”,“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任命“老冀东、老满洲”马辉之(武汉工人纠察一队队长,曾任河北省委领导,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老同志)、李运昌(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顺直省委时在京东党组织)前往任河北省委书记和冀东特委书记。又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联署电令,调派宋时轮、邓华第四纵队5000多人奇兵深入,接应加强起义。

1938年7月6日,爆发“冀东大起义”,波及20多个县,一举占领9座县城。须知,那是日军气焰最嚣张、国人屈辱最低迷的时期,华北陷落,上海陷落,南京陷落,华东、华中大部陷落、武汉大战正酣,突然在敌后异军突起,拉出10万武装,爆燃大战火!阴霾沙场亮战旗,水深火热逞英豪!

回述两个背景:建党以来,开滦煤矿的工人斗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重复上文的1928年,适逢党内发生“京东请愿团”事件,刘少奇指出,地下党与其搞清谈、闹无原则纠纷,毋宁积极动员准备冀东抗日暴动(李运昌正在),之后又以顺直省委名义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 ”。

而这次暴动,与开滦煤矿工人纠察大队长、工人英雄节振国互为表里、令人瞠目的,正是日伪军警七八个旅、拳门枪会成千上万的觉醒义举。这场抗日“大地震”,极大地震撼了中国,激励了民心!冀东人民英勇顽强抵抗日军的疯狂镇压,损失虽惨重(加被烧杀的百姓超过唐山大地震死难者数字),却真是“坚持游击战争”,建起冀热辽根据地。“老满洲”马辉之、李运昌(都在满洲工作过)还联系上东北抗联!

期间,刘少奇直接领导,现存的电报信件、命令指示诸多 ,并着重称其为“很值得研究的人民大起义” !

抗日战争一结束,李运昌和冀热辽军区一部最先进入东北 。后来成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后解放军42、54军各一部);宋时轮、邓华部队进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解放军27军)。抗美援朝时,这两支部队都参加志愿军,把美军打得屁滚尿流,创出全歼美军最大建制部队的历史记录,声震全球!

这往前,可以追溯到“冀东大暴动”;或许再往前,可否追溯到顺直省委的前期准备?——诸果皆有因,先果为后因。那么往后,可否延续想到今天满世界的“平原游击队”?这一切,肯定是令河北人民最为自豪的英雄壮举,肯定是令中国人民倍感钦佩的惊世奇功!

路线是非决定国运

这里,再重复几句背景:

1931年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回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的“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作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 。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刘少奇深知共产国际和王明就里,站在毛泽东一边,以华北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的不可靠反驳王明。因此,父亲再度被冠以“老右”遭到围攻。王明点名批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过分强调游击战争的作用、游击战争“小册子提的太多”、“对战争的估计是失败主义”,明确指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不能允许的行动”。

历史往复谕示:真理之初,常在少数人手里!“市中可信有虎”、毛刘一同挨批,胸中自信有为、他们同守战壕。激烈地抗辩和抵制,使会议没能形成错误决定 。

极其自负的王明带团到武汉(南京已沦陷)去见蒋介石。出乎意料,蒋介石根本不甩什么共产国际书记或“中共原代理总书记”,倒是照顾周恩来的面子。在长江局,王明更是大力推行“两个一切”的右倾路线,跟着国民党走,不许建立独立政权等。项英负责,将八省十四支坚持在老红区的游击队收拢,组建成新四军,自然完全听信并执行了王明的路线。

当时,王明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周恩来语)”。中共中央常委在延安只有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位,在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和项英。王明认为,长江局占了常委的多数,没把延安放在眼里,持对抗立场,严重违背组织原则,拒不遵守组织纪律。武汉即将失陷,王明与周恩来回延安 ,项英留在新四军军部任长江局书记 。后来,批判王明“另立中央”、“分散主义”、“武汉中央化(周恩来语)”,就指的这一段(半年)。

“十二月会议”后,刘少奇和彭德怀带几十名干部回前线。

前面说到,刘少奇提出要在短时期内发展“数十万人枪”的人民武装。通过北方局全力发动,到1938年底八路军扩军近二十万,加地方部队、游击队、武装民兵,真的发展到几十万人枪!而国民党军抗日一败涂地,大多溃散逃离,我人民武装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军队(刘少奇语)”!

刚才说到,1936年初北方局仅有30多名党员,一年后党员已经发展到5000多名,按现在8000多万党员来说不算多,但从30多人到5000多人,还不算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得以恢复发展的人数,已是百倍的增长啊!共产党在极其凶险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搞起如火如荼的运动,发展成百上千的党员,堪称奇迹!再一年(1938年)党员17万人,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政党(刘少奇语)”!

八路军进山西时,刘少奇说我们有了抗日的旗帜,需要人、枪,需要钱、粮,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个家呀!必须要建立一个家,马上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发出大量电报,指示彭真(原代理北方局书记)、聂荣臻(一一五师政委)如何在晋察冀建立根据地(调北方局黄敬为书记) ;又给贺龙(一二O师师长)、关向应(一二0师政委)和林枫(北方局副书记)发电报 ,指示如何建立晋西北、晋绥根据地;并依托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等,建立晋东南根据地。同时,开辟山东、冀中、冀鲁豫、冀热辽。这一片片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与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中共着手建立“新中国的雏形(刘少奇语)”,向建国迈出一大步 。

最大的政党、最大的军队、最强的政权、最大的地盘。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正是人民给了共产党、给了刘少奇及其战友们这个支点,他们已撬动整个中国,也将撬动整个世界!

华北的“轰轰烈烈”与华中的“冷冷清清”(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形成鲜明对照。武汉会战之后,华中地区基本上遍地是枪、到处是匪,国民党军队战败后仍留在敌后,与日军犬牙交错,恰恰就是没有共产党军队。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国统区”,一无地盘,二无政权,枪弹和粮食都得找国民党要,难以发展。到处要钱要粮要装备,成了叶挺军长最重要的事务。蒋介石再三催逼,新四军分兵江北敌后作战,断了后勤不说,连兵员都成了大问题,顽强坚持,进退两难。

1938年7 月,王稼祥从苏联返回,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泽东的政治路线。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父亲为主席团成员。

开始阶段(先开了十几天政治局会议),王明先声夺人,抬出国际吓,乱扣帽子压,继续他的“一切经过、一切服从”那一套,俨然掌控主导局面(此时武汉失陷,急令项英返新四军)。会议的后半段,毛泽东作了酝酿已久、胸有成竹的报告,议程大转折;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使会议整体大翻盘。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否定了王明的路线和“配合国军打运动战”主张,肯定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肯定了刘少奇对王明的批判,肯定了北方局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正确性。

早在1937年6月的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去“对少奇问题的处理态度上完全不对的……应该做出正确的结论”。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中,代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结论:对“左”倾宗派主义错批错整的同志予以平反,其中包括对刘在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上海时受到的批评和撤职处分予以纠正,明确宣布:“少奇同志历来是正确的,过去的帽子(中央职工部)、打击(满洲)、批评(顺直)等等是不对的 ”。

会上,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并主持起草了我党第一份党法党规党纪的报告和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 。

巩固壮大华北很好的局面,同时全党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华中地区。刘少奇又成为不二人选,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再次“深入虎穴”。马不停蹄,他继续披荆斩棘“长征”,开辟新天地。

逐鹿中原正党保民

新成立的中原局辖长江北、陇海线南的豫、皖、苏、鄂广大地域,驻地河南确山。1938年11月,刘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杨靖宇的家乡老红色游击区,确山县竹沟镇,组建中原局。

当时要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是大量干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干部。父亲向中央要,特别是在延安有点“问题不清”的,说把他们给我,在敌后抗日他们都会是英雄好汉!

朱理治、徐海东、戴季英,因处理陕北红军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刘少奇安排朱回北方局为河南省委书记,此时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组织部长;徐到新四军(江北)四支队任司令,戴任政委。

李先念、刘瑞龙、王必成,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将。刘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进支队、与陈少敏 (支队政委)开天地,派刘瑞龙到豫皖苏、同彭雪枫辟江山,派王先任团长,后当旅长。

彭雪枫(原红三军团)和罗炳辉(原红九军团)在“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副主任。父亲又把他们要来,安排罗先在陈毅部当副职,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彭先到河南任军事部长,后任六支队司令,以上仅列举少数。

当时,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走的干部全都要来,对有思想包袱的老同志,他挨个儿进行思想教育,然后分派到各地各处任要职。至于新干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刘少奇到达中原地区后,就提出要扩展军队,反对摩擦。但情势要比华北更为复杂:日、伪、顽、匪盘踞,日寇、汪伪、中央军汤恩伯等、非嫡系韩德勤等,加上占山为王的帮会土匪,蜂拥横行、硬挤强压。共产党的军队想要在这豺狼蠹蝎之地、犬牙虫蛇之间插足、生存、发展,更难上加难,如赴汤蹈火。长话短说,中原局在竹沟,谋篇布局统一思想,指挥用兵派出干部,融于百姓培训战士,厉兵秣马、蓬勃兴旺,被誉为“小延安”。

不久,父亲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务。这段时期,可谓是到处、多方、诸事需要他。仅举一件在当时远悖功利、绝非彰显,日后却历久弥新、隔世生辉的大作为。

1939年夏,全国抗日已两年,敌后抗战大发展。我党在陕甘宁、华北、中原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成几何级数增长。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踊跃参军热情高涨。新形势、新党员、新青年、新官兵,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什么组织,什么宗旨,知之甚少。知识青年与工农兵怎么结合?党和军队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发挥?怎样做合格的党员和战士?谁是楷模榜样?缺少准绳。

毛泽东(45岁)、张闻天(38岁)和刘少奇(40岁)等,深感必须回答这些大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时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渑池,父亲手拿几页提纲演讲,反响甚佳,众呼由衷。

回到延安,刘少奇又丰富了思想内容。宋平叔叔多次对我回忆:张闻天让他接父亲到马列学院。因听众越来越多,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刘少奇生动地讲了好几天(每天三四小时),实事入情、鞭辟入里,经典哲理、深入浅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情绪思考、随声起伏,全神贯注、如饥似渴,甚至忘了记录(宋平记了厚厚一大本,课后许多同志借去补记传抄),轰动延安。后来,几经压缩提练(许多精彩的实例、经典和故事减了),精品发表,成为那一代以至几代共产党员与军人的教科书 。

后来的情况和影响,我就不重复和评价了。

只讲一段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故事:1961年,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原为无党派红色律师)在天安门上对刘少奇主席说:“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产党,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一本西班牙文的书,告诉我:这是共产党人的‘圣经’,一位中国人的著作。”

30多年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中国的外交部长吴学谦也说道:被监禁32年,一本共产党人的“圣经”,激励我从容以待,是中国人刘少奇的著作,并背诵了其中的段落 。

多尔蒂科斯读《修养》时与曼德拉一样,并非共产党人。他们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时候,但后来都被公认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家。父亲的《修养》,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与最现实日常的行为操守,统一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要经历的“所以动心忍性”,阐述清楚;把战士必须从容应对的历练考验,必须具备的品格修养,摆出亮明;把为官、做事,还原成为民、做人!而父亲奋斗毕生,诠释出典范楷模。我想,正因为如此,《修养》才被奉为圭臬,为众铭记,历久弥新!

被誉为理论家的刘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备的著名实干家。

由于国民党的节节惨败,共产党的飞速扩展,父亲预料到国民,反共高潮将临。再三催促中原局机关及所属单位分批转移。再次响亮号召“到敌人后方去(在北方局时已提出)”,最困难的最前线,是共产党应站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号蕴涵的胆魄与坚毅,仍令人热血沸腾!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挺进“敌战区”,离河南,赴皖东。仅十多天后发生“确山惨案”,国民党军突袭竹沟,杀害我200多同志。回头千百里、“掩面救不得”,故人长决绝,“血泪相和流”——何其悲愤!

刘少奇到皖东定远、滁县,举旗高呼:“东进、东进、再东进!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到敌人后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装,建起军队、游击队、民兵以自卫,“东进!把日寇赶进大海!”成为划时代的口号!同时同步,建立抗日根据地。

几个月中,父亲连续主持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深透分析敌友我情况,明确战略方向,批判片面的“两个一切”口号,提出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敢于“反磨擦”等重大方针,三次会议跨出三大步,解放干部思想,推动工作转变 。

之前,新四军没有建立过根据地。魏文伯叔叔对我回忆:国民党叫我们去杀敌,却不补给枪支、粮弹、资金。我们赶走日伪,打下地盘。没有政权,求着国民党派县长,好给部队征兵、征粮。国民党不仅不派,反倒百般刁难。刘少奇反复说:这就叫“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咱们怎么能办这傻事!又讲起“要人要粮要枪,首先要有家”的道理。当即委派魏文伯去当了第一个共产党县长,叮嘱道: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我们打下的地盘,国民党派县长咱们还不承认呢!就这样,在华中敌后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委派掌控的县(定远)政权。

之后,刘少奇通电:“派遣最好的干部去做县长、区长”,又陆续任命了几百名,确立起小片根据地,再联成几大片 。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武装人民,就是要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那时,共产党地方干部,无工资,吃军粮、穿军衣、同军籍,而军人地方征召,伤残军烈属地方优抚,军粮军费军衣军鞋都是地方筹集。无家哪来的兵?无国哪来国防?无民事哪有军事?谁说地方党政与军队无关?那是营盘那是根呐!

根据地是政权:我党夺权执政为何?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时,共产党舍身拼命,不就是为了报国保种救百姓嘛!中原局建起根据地,没忘这个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众保民权,尊重劳动倡民主,救济难民利民生,组织群众生产生活 、查田均赋减租减息,拥军爱民轰轰烈烈,村镇一派欣欣向荣!阴晦华夏,晴空一方!

著名老历史学家吕振羽当年留诗为证,“心怀人民转乾坤……春风荡漾大江天”。有一桩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举动,在几十年后多次应时创造了中国历史: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首推“包产到户”。在皖东、淮南、淮北,军地开荒平坡、群众拥护,分给无地农民、取信于民、种公田缴军粮、足兵足食,余粮自家全留、成效显著。农民生产生活比“敌占区”和“国统区”都温饱红火。刘少奇击节赞赏,加以推广(许多老革命的回忆中提到包产到户的起源,在老文电中也搜索到证据。)。

追根溯源,“包产到户”打根儿上就是“红色基因”。邓子恢,这位曾留学日本军校却“土得掉渣”、作为闽西红军创始人的“老军头”,后来被称为“中共头号农村工作专家”(1960年代“非常时期”,邓子恢最坚定强烈地呼吁包产到户,父亲支持),或许就此可找到渊源?

“包产到户”,对今日之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可还记得首创的那些人们和功绩!是否想知道他们的遭际命运?

登高望烽火炊烟、千古江山,荒草埋将士村妇、英雄无觅。刘少奇和邓子恢都曾经说过:那是人民群众的创造!

开辟苏北东进到海

红色区域的迅速扩展,人民群众的拥护赞誉,必然会引起敌对方的打压摩擦。

日寇大、中、小“扫荡”不断。我军民同仇敌忾,“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麻雀战、抄后路、劫粮草,村村起火、城城冒烟,袭扰纠缠、昼夜轮番,坚韧顽强、零敲碎打,“捉鬼子敌探”、处处设陷阱,炸炮楼摸哨、天天有进账。

战术上,合孙子兵法,贵胜不贵久、积小胜为大胜,诡道、用间、诈术、野攻,样样俱全;战略上,从老子兵法(不少古兵家新专家认同《道德经》亦为兵书),贵久不贵胜、不败即打赢,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幕幕连台——上演了长年累月、精彩绝伦的“拿手好戏”——游击战争。

日伪军被打得风声鹤唳、胆破心寒,应战不暇、筋疲力尽,实施愈加残暴的烧杀报复,激起愈加汹涌的血仇反抗——“跟着新四军,杀尽小鬼子!”响彻天下。眼见共产党的地盘日渐扩大,日伪占领区盛传,共军来了个“胡子头儿”(刘少奇化名胡服,民间俗称土匪为“胡子”)。父亲闻言,手拂下颚诙谐笑道:“我没留胡子呀?”众皆开怀,传为趣谈。

在中原的国军嫡系、皖系、桂系、奉系、苏系各派系军队,抗日差劲,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却十分带劲。中原局领导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文武并用“反摩擦”,打拉捉放“为统战”,不仅游击袭扰,还调集多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中心开花反包围、出神入化,打了三大场“连环”运动战,政治军事双赢,歼灭摧垮顽军。最后,还活捉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中将韩德勤。此为后戏 。

1939年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华北以山西决死队转隶八路军为标志失败。1940年春,反共摩擦的重点转到华中,由于指挥体系复杂、通讯不畅,徐海东、张云逸旧伤沉疴卧床,刘少奇在紧急关头,亲自披挂指挥半塔集之战。

3月,桂系李品仙猖狂攻击我部,并残杀我百余人。我军民被迫反击,立即围歼严惩刽子手,随即在所属各县区“肃清反共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无巧不成书,刘少奇命罗炳辉部,就近分兵前出。罗是前红九军团军团长,曾与父亲一同血战松毛岭。此间,除留守2000人外,倾全力与徐海东部共同歼灭桂系顽军2500人,湔雪远仇近恨。3月21日,正当我军肃清残敌、清理战场时,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万余顽军,趁虚强攻罗炳辉驻地半塔集。面对绝对优势之敌,罗部再次血战坚守七昼夜!与松毛岭一样的英勇激烈,但半塔集战况却不同:进攻之敌身后,被我游击队和民兵袭扰,腹背受击,陷首尾不能相顾之境;而战果更不同:罗部主力火速回援之时,刘少奇就近向陈毅“借兵”,叶飞雷厉风行、率挺进纵队先到,多路强击、里应外合。韩德勤顽军损失过半,仓皇溃逃。半塔集之战胜利,完全肃清定远、凤阳、滁县的反共武装 。

叶飞回忆,几天后刘少奇到半塔集,把叶部“扣”下就地囤守。叶找刘说,军部项英令他归营归建(此时国民党军长官顾祝同强令新四军江北叶飞、陶勇部南调)。正谈着、来人打断,请父亲处理急事。刘起身指着桌上摆放一叠电报叮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绝密电报,外泄可不得了,你守着,千万别离开,等回来接着谈。叶为召回之事正焦心,又不敢离开,踱来踱去,瞄了几眼电报,都是中央发给项英和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军部要向北靠拢,尽快过江。叶飞立省,是中央有意。刚一回谈,叶就表示愿意留下,刘也不罗嗦,立即部署下一步吸引顽军的重要任务 。

不久,陈毅追来。叶飞报父亲,我得赶紧去接一下,不然非被枪毙了不可。陈毅见面就骂,叶笑呵呵地说:到胡服那儿你就知道了,我看了几眼中央发的密电,中央的意思是让咱们离开江南 。陈毅一愣,恍然大悟。

一见面,刘少奇对陈毅说:你是中央直管领导的,这些中央的绝密电报,请你看一下。陈毅看罢,明白了中央的意图,无话可说。刘又反复强调:已急电中央和项英,“江北部队南调,这是准备消灭我军之毒辣计划,我坚决不同意” 。讨兵不成,反而自己也被“扣”下,一起打了郭村和黄桥。多年后,陈毅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

刘少奇到中原一年半(到皖东半年多),指挥各级党组织全力发动群众,积极抗击敌顽,拉起数万军队、几十万地方武装,打出大片天地,开始向苏北进发。

熟知地图的人细想则明,盐城往东,河网港汊密集,交通不便,适合游击作战;我党顺势夺得苏北,北接冀鲁豫八路军,南联江南新四军,就占据成片,是“发展华中”的关键——打开苏北,成为我党重要的战略任务。

当时,华中地区的建党建军和任命干部,由刘少奇操持起家、主持负责。因为是抗日武装割据,各地都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互不统属、密切配合,一个目标:共同打赢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远离直接上级,互相间各无指挥关系。要打一定规模的运动战,刘少奇必向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借兵”,甚至请延安军委下令。

为打下苏北,父亲已领导或“扣住”陈毅、粟裕、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戴季英、张爱萍、叶飞、韦国清、陶勇、王必成等部队;中央军委先调八路军彭明治、朱涤新苏鲁豫支队,稍后又调一一五师黄克诚(原红三军团师长)率三四四旅、新二旅等大部队南下东进作战(后与彭朱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一二九师也调来部队加强。还没算上邓子恢、李先念、彭雪枫、陈少敏、郑位三、刘瑞龙等军地双跨的领导及部队。刘少奇麾下,将帅豪杰云集,个顶个是民族英雄,部队如风如林,眼见皆为虎豹之师。而兵机莫测、军情如火。

刘少奇指挥若定,却心焦如焚,多次电请中央派专精军事的同志来当总指挥。毛主席多次回示“统由胡服(刘少奇)负责 ”。父亲谦辞,索性点名推荐陈毅、徐向前、刘伯承挂帅。毛泽东反复斟酌认为“少奇指挥得不坏”,于1940年6月27日中央通电各方,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统归胡服指挥”。

郭村保卫战正如刘少奇筹谋,由中央军委下令,叶飞率军挺进苏北,诱导顽军包围。八路军南下、新四军东进,驰援反包围。经顽强、机智、英勇拼杀,于1940年7月2日取得完胜 。

黄桥战役规模更大,由刘少奇、陈毅、粟裕指挥。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电:“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经布局谋划、调兵遣将,9月1日刘少奇电告陈毅、粟裕、张云逸、彭雪枫,准备敌人进攻;9月2日,又电令黄克诚部、罗炳辉部,攻占盐城。父亲“未战而庙算胜”,9月3日,韩德勤果然趁日伪军加大“扫荡”之机,起兵三万对我两路攻击。陈、粟一让再让,血战黄桥。10月初,八路军黄克诚率部进攻,与新四军夹击,一举歼灭韩顽军一万多人,取得大胜。

这两场谋定而胜之战,文史记载和回忆甚多,我就不展开了。

1940年10月8日,刘少奇发电:“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10日,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雄军凯旋。东进东扩连海,华北华中连片,一年时限、半年成就。党中央,也是刘少奇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实现!

刘少奇先与黄克诚汇合,11月4日联袂到盐城见陈毅,陈老总兴奋地写下豪迈诗句:“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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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上篇)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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