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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始末(一)

唐润明

2017年08月24日08:5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岩春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为了抵御外侵,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与进程。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那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什么要迁都重庆?迁都重庆的背景怎样?迁都的决策与经过又是如何?迁都重庆的作用及其对重庆的影响又有哪些? 值此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重庆著名抗战史研究专家、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唐润明为读者朋友一一道来。

面对近代国际局势的中国国防战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长时期的友好关系。但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并由此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成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一水之隔的中国,既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又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加之近代以来国贫民穷,长时期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所以侵略并占领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野心跃然纸上。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御敌方略——“拖”及向中国“内陆”转移。

中国国防大势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融合、变迁与发展中,虽然中华民族的版图不断拓展、扩大,但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在内的广大的中原及部分西北地区,最早且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自古以来,中原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地,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在长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中华民族也曾遭到外来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种“入侵”势力,直到明代中叶以前, 除东南沿海地区有少量的倭寇(即日本海盗)骚扰外,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北宋时的蒙古、明朝时的满人等。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所以我国古代的国防防御,大多采取陆上的东西横向防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虎山,横跨15省区市,绵延2万余公里的“万里长城”,就是古时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在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

除了用人工修建万里长城, 汉民族国家的防御方式还包括固守三条天然河流,作为防御北方“入侵”势力的基本策略:第一步守河(黄河);河不能守时, 第二步守淮(淮河);当淮河也守不住时,则取第三步守江(长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对这种防御策略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专门提到,大意是:当没有外敌入侵时,则中原无事,汉民族国家可在中原地区立国;当北方民族入侵中原、中原多事之际,汉民族国家就只有迁居长江之南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中原板荡,衣冠南渡”。

进入18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东方岛国的日本,受此影响, 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仍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之下,清王朝虽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 但此时已走向腐朽没落。当资本主义各国因国内原料市场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开始了疯狂的对外侵略和扩张。不幸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的中国,沦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吞噬的首要对象。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从海上向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1840年的鸦片战争,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无一不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进入中国大陆。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大英帝国也在陆地上觊觎中国的东北、新疆与西藏。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错综交织。

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的国防大势开始由单纯的陆上防御(即陆防,也称塞防)向“海防”或“海陆防”并重的方向转变。如发生于清朝中后期的有关“海防”“塞防”之争, 就是中国国防大势由单纯的陆上防御转向“海防”的最好说明, 也是中国国防由古代的国防形势(进攻者从北向南,防御者自东向西横向防御)转向近代国防形势(进攻者从东向西,防御者自北向南纵向防御)的标志。而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是这种转变的最后完成。

与这种转变紧密相联的是, 作为一国之都的首都,由过去的“衣冠南渡”转向了抗战时期的“衣冠西迁”。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

首都地位显赫,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本身的建设,视为“国之大事”。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代变迁, 否则轻易不会变动。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

中国历史上,不乏积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的“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 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北方偏僻地区迁都北京等,均属此类。虽然迁移方向各异,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地驾驭全国局势。因此,迁都之后的这些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盘庚迁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为商朝取得灿烂文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不仅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鲜卑人也因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的“胡虏”形象,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也有一些朝代,在经历国势衰颓、“外敌”入侵之际,为挽救危局、延续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进逼,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伺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迁到较为安全的东都洛阳;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但为了避金国之锋芒,将国都自归德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东南;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金朝为了延续其统治,不得不将国都自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等。这些迁都,大都发生在其统治末期,是一种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权后的被动行为。迁都之后,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其影响可见一斑。

孙中山建立“海都”“陆都” 的构想

南京,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饶与鄱阳之富,加之在军事上龙蟠虎踞,长江及其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设都”“金陵王气”“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先后有多个历史朝代与政权,选择在南京建立国都,南京也因此成为与西安、洛阳、北京齐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将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但孙中山是主张以南京为国都的,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随后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但附加了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孙中山坚持认为, 自己辞职后的临时政府地点,必须设在南京。

在这场“南北二京”的争夺战中,虽然孙中山最后失败了, 但他对南京情有独钟,矢志未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嘱,要求死后归葬南京钟山之下。

孙中山生前对南京的发展与建设,也极为重视。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南京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建设计划。孙中山认为: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 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孙中山坚信:“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为此,孙中山建议,整治长江航道,“削去下关全市”, 以拓宽长江水道,将沿江码头移至江心洲,并阻塞江心洲上游长江支流,形成天然港埠,以便于巨型船舶的航行、停靠,同时购买城市界外界内的土地作为国有,“以备南京将来之发展”。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建议将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建设成为长江与北方各省铁路载货之大中心, 横贯大陆直达海滨的主要干线。同时建设长江过江隧道,以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两个重要交通枢纽——镇江与浦口,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

孙中山对南京十分看重,但对南京所面临的日益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及国防上的局限性,也有清晰的认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主张以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时,就有建立两个“都城”(一个陆都,一个海都)的构想。他认为,南京具备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时可以南京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国若与外国如日本等发生冲突或战争,或者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日本都会先攻击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孙中山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并以此作为“作战的根本,扫荡入侵之敌人”。

如此看来,当年孙中山亲手规划设计的发展蓝图,可谓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既为中国后来的仁人志士在阐述、制定应对外来侵略之方略时所遵循和弘扬, 也为1932年中日局部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国人的御敌之策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受交通、气候、地势及开发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跨入近代门槛以后的中国,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国家政治中心的建立、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的开办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东部沿海地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东西部地区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给没有强大海空军作支撑的军事防御、国防部署带来诸多不利。

这些不利因素,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掠取中国东北、侵略中国最大中心城市上海,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傅斯年、胡适、蒋百里、 钱端升等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紧迫 性,并以他们的所学、所思与所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步骤与办法。

傅斯年:“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1932年8月,傅斯年在刚刚创办不久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倡导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

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天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8号上,傅斯年再次发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文中,他犀利地指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我们以这一年的经验,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看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傅斯年详细分析了“浅看中失望”的四个方面:第一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第二失望是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第三失望是世界上对此事件反应之麻木;第四失望是中国的政治似乎竟没有出路。随后,傅斯年又从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分析了“我们不应该失望而应该抱有希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能够屹立于世,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他指出:“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最后,傅斯年得出了“今日中国事,皆不足悲观”的结论。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其潜藏的大力量,3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气势之下,像傅斯年那样坚持“中华民族不可亡”信念的人,并不是少数。

1934年2月24、25两日,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的文章,也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论点。文章写道:“以吾族论,具有数千年悠 久之文化,永有数千万方里之广土。过去兴亡,非止一次,今后成败,谁能断言?平心而论,吾族数千年来经列祖列宗发扬化育,惨淡经营,优美之德性,伟大之精神,已深植于吾辈不肖子孙心坎与血液。吾人今日有共同惟一之信念焉,即今后无论经过如何困苦艰难,盘根错节,吾族终不失为人类最优秀民族之一种;吾人更自信中国民族决不会亡!即亡亦当与世界人类皆亡耳!此非豪语,此非狂言,此乃吾族心理上伟大坚韧之基石!”

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关于“中国必胜”“中华不会亡”的深刻论述及其广泛宣传,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树立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胡适:“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作为学者和文人,胡适同样站出来,不时大声疾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胡适通过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经常发表自己以及当时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时评和政论文章,全面阐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形与巨大的国力差异,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将出现怎样的惨烈场面?战 争的进程会一帆风顺吗?中国的抗战将面临如何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研究。当中最典型的代表,非胡适莫属。

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国际联盟调查并一致通过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谴责,宣布退出国联。嗣后不久,胡适即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慷慨陈词:“我们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同时,我们要保存信心,才经得起大牺牲!”“全世界道德的贬义是在我们敌人的头上,我们最后的胜利,是丝毫无可疑的。”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步窥视华北,并于1935年5月起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鼓动汉奸流氓发起“华北自治运动”,推进“华北特殊化”。面对日本的无耻行径,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

6月27日,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订立《秦土协定》,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此前的6月20日,身在北平的胡适曾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阐述对时局的看法,主张对日本要有一个应对办法,不能让日本再将察哈尔、河北、北平、天津侵占。胡适希望政府当局:“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 (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安然整军经武,此可断言也。”同时,他对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局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预测:“(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胡适希望将此预测作为“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同时也希望王世杰能慎重考虑,并设法将他的想法转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

为了促成“不很远的将来”的到来,以求得中国“翻身的机会”,6月27日,胡适再次写长信给王世杰,坦陈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在信中,胡适写道:“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

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就是“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为此,他主张:“我们必须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三)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胡适也指出,上述三方面的毁灭与牺牲,“都不是不战而退让,都是必须苦战力竭而后准备 牺 牲 。 …… 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在这封长信中,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的“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思想。认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胡适在信中反复强调:“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苦痛。”“公等如不甘仅仅作误国的‘清流党’,必须详细计画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又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此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 复兴条件。”“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当时与胡适持同一见解者,亦不在少数。据王世杰7月11日复胡适的信中称,国民党中央的高官如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其见解“与兄第三函(即6月27日长函)所言略同,而其主要方法则在‘团结’。”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回答友人“中国打得过日本吗?”这一问题时,其回答也是:“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最初三四年抗战形势的演变,证明了胡适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蒋百里的御敌理论

傅斯年、胡适等著名学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独立的思考,纷纷提出御敌之策。那么,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的战略家们,对此又有什么高见呢?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后专赴德国研习军事,系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被誉为“观时局,崇国防,论抗战,纸上能谈兵,当真国士无双”。他自然对日本侵略我国的阴谋感悟更多,也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的御敌之策。

蒋百里在其早年撰写的《裁兵与国防》一文中,不仅将日本作为未来侵略中国的惟一假想敌,表现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而且还提出了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应取之策。他在文中写道:“呜呼,我国今日,乃日日在威胁中者,非彼侵略性之国家为厉哉?然则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

1922年,蒋百里又于《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中,充分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表明了誓死守卫国土的决心:“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与此同时,蒋百里还明确指出御敌制胜的惟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

1923年,蒋百里因母亲去世,由北平返浙江硖石老家奔丧,事后偕湖南吊丧代表龚浩返回北平。当乘坐的火车经过徐州时,蒋百里若有所思地说:“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三阳为根据地,即洛阳、襄阳和衡阳。”龚浩听到蒋百里这样说,并不当成一回事,反而认为是他的老师太敏感。在龚浩看来,“将来无论怎样,中国半壁河山不会沦于敌手的”。只是碍于老师的面子,不好抬杠,“只好付之一笑”。

不曾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的话就应验了。不仅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很快沦陷,连河南省政府也被迫从开封迁到南阳。此时已升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龚浩,忆及蒋百里十几年前的预言,敬佩之余,“乃在卧龙冈造了一座小亭,颜曰‘澹宁读书台’,还镌碑记载当年津浦车中的一席话”,留为纪念。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刚刚出狱不久的蒋百里,即向蒋介石建言,称中日必有一战,要警觉日寇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亡南宋的路线,即由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占领汉中,再攻四川与湖北,彼计若成,亡国无疑。必须采取抗 战军力“深藏腹地”,建立以陕西、四川、贵州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新疆为根据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等候英、美参战,共同对敌的策略,方能最后胜利。在蒋百里看来,无论从地理上看,或是从民族性讲,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如同欧洲的德国。“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中国南北各地的防务,他的足迹走遍了北方的青岛、济南、北平、太原、石家庄、郑州,也涉足中部的武汉、长沙、衡阳,还到了南面的广州、香港与福州。在福州,他与陈仪“谈到中日问题,两人同以为战争不能免,而且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同时认为“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至于中日之战的最后结果,蒋百里在1937年结集出版的《国防论》之扉页中,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同时,他指明了抗战的方略,那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蒋百里相信:虽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势在必行,但其最终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傅斯年、胡适、蒋百里等人有关中国对日抗战所采方针策略的主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国民党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的手中,同时也得到了执政的国民党中央一些高官要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当时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对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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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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