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2017年08月31日08:4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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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她铁心干革命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南方，工会、农会、妇女解放协会，如同雨后春笋，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成长起来。
仿佛一夜之间从噩梦中惊醒，18岁的湖南妹子李贞凭着直觉，意识到“革命”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当地的妇女解放协会，填表时，堂堂正正地写上了“李贞”两个字。18年了，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而在这之前，人们都喊她“旦妹子”。
对于出身贫苦的李贞，妇女协会的大姐们格外关怀，她们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有空就教她学文化。为了回报大姐们的关怀，每次妇女协会有什么活动，李贞总是走在前，抢在先——随共产党员到各处去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最拿手的是送文件，因为她经常上山砍柴、割草，胆子大，山路熟，当时党的许多秘密文件，就是经她的手送到了指定的地方。在火热的革命熔炉中，她天生的组织活动能力也日益显现，因为成绩出色，她先后被选为浏阳县永和乡妇女协会委员长、区妇女协会委员。
李贞入党一个多月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天晚上，在团防局当伙夫的叔祖父趁着夜色来到李贞的住处，进门就说：“快逃吧，他们的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妇女协会的王兴大姐将3枚铜钱递给李贞，让她赶快逃走。
在山里躲了几天后，一天深夜李贞偷偷跑回自己家里。母亲又惊又喜，抱住女儿痛哭。李贞的眼睛也湿润了，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母亲，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妈别哭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么？”第二天上午，本镇的一个自首分子跑来劝李贞去自首，遭到李贞断然拒绝。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响，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对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此时正隐姓埋名在浏阳县城一个税务局职员家做女工的李贞，零星了解到一些外面发生的情况，她急于离开，但又没有合适机会，只好焦急地期盼着，耐心地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攻打浏阳城。李贞冲出房门，来到浏阳河边的战斗现场。她找到自己的队伍，把所知道的城里的情况全盘托出，并接受任务去送信，参加了攻打浏阳城的行动。
血腥的屠杀，并不能吓退真正的革命者。敌人的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外出活动，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老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与李贞取得联系后，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年底，他们又组建了浏东游击队。
在浏东游击队期间，李贞曾有过一次类似“狼牙山五壮士”式的壮举。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游击队遭遇到敌人。战斗从黎明打到黑夜，最后子弹打光了，敌人叫嚣着逼上来。剩下的六七个游击队员最后退到狮子崖上，已经无路可退，眼看就要被敌人俘虏，身为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贞向同志们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崖下跳！”说完，自己带头喊着口号跳了下去。幸运的是，她落在了一棵树上，由于树枝的遮挡才没有死。苏醒后，她挣扎着，与另外一名幸存的同志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然后相互搀扶着走了六七十里，才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3年，湘赣省委派李贞到江西瑞金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在那里，她学习了世界历史、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并到会昌实习。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加上革命理论的指导，李贞在职业革命军人的道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在战场浴血奋战多年，李贞经历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各个时期，走上了一条艰险但终将通向辉煌的人生道路。
绝望的日子，她挑战命运的安排
有谁能想到，新中国首位英姿飒爽的女少将竟是童养媳出身。
1908年深秋，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小板桥乡的一户贫苦农家又添了一个女婴。年近40岁的父亲李光田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已是第6个女儿了。失望的父亲连女儿的名字都没有心思取，于是，人们便都叫她“旦妹子”。
李光田是个穷苦的农民，全家8口人，全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收的粮食不多，除了交租剩下的更少；捕鱼更是靠不住，时多时少，有时干脆没有。李贞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父亲辛苦一天，回到家时不住的叹息声。
因为家境贫寒，迫不得已，李贞的几个姐姐都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李贞也难逃苦难命运的安排，6岁时被父母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父母哄她说，那一家因为没有女孩，喜欢她才让她去的。
临走的那天清早，无奈的母亲把李贞从睡梦中唤醒，拿出一身新衣服让她换上。长这么大，李贞还是第一次穿新衣，但穿上新衣，就要给人家当“闺女”。她喜欢新衣，但要是让她在新衣与母亲之间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母亲，可是她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古家是医生，虽然日子过得也不宽裕，但比一般人家好得多。出于礼貌他们对李光田还是客气的，答应好好对待李贞，可当李光田一离开，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更使李贞想不到的是，古家有3个女儿，而且都比她大，其中的一个对她说：“你还不知道吧，你是来给我弟弟当老婆的！”
当老婆？小小年纪的李贞还不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可她从对方那口气神色上猜到了，当老婆不如当闺女。她哭了，叫着喊着要回家，要找她的妈妈去。可小小的她怎能抗拒得了命运呢？她不可能回去，只得在古家住下来，开始了她的童养媳生活。
旧社会，童养媳是底层的底层，是奴隶和下等佣人的代名词。李贞的童养媳生活就如同一场噩梦——这个6岁的小姑娘要担负起古家繁重的家务，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要挨打；砍了柴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就连比她大4岁的未婚夫古天顺也常常抓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打得她鼻嘴出血，身上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在古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
光阴荏苒，李贞长到十四五岁，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少女，但沉重的生活和心理负担，压得她不长个头。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
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10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古天顺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感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两人婚后的生活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辩解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60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以后的变故，也许李贞也会如刘婆婆所说的“认命”，做一个对丈夫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但当社会变革的潮流汹涌翻滚，在李贞身边腾起巨浪时，不屈服命运的她岂会放过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她加入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思想落后的婆婆、丈夫百般刁难、威吓也丝毫不能阻挠她干革命的决心。
1928年，李贞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街上贴出了通缉她的布告，她那胆小怕事的婆家被这种阵势吓坏了，反复申明这个儿媳已与婆家断绝了关系，并急急忙忙给李贞的母亲送去了一纸休书。当时的李贞正躲在娘家屋后的深山里。当送饭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她时，李贞欣慰地笑了，她庆幸自己终于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斗争了。
战火纷飞的年代，成就一段“双子将星”佳话
李贞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当童养媳是旧社会强加给她的不幸，因双方人生理想大相径庭而分道扬镳。参加革命后，她与入党介绍人张启龙结合，但在红军“肃反”时期被迫离婚。后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做媒，李贞和甘泗淇组成了一个家庭，这段婚姻成就了一段“双子将星”的佳话。
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两支队伍转战到湘西，开创新的根据地。当时，李贞从红六军团组织部长任上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天，李贞从农村刚回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找到她，询问了农村工作的情况。而后，陈琮英若有所指地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见李贞没反应，陈琮英就挑明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甘主任，你熟悉的！”甘主任就是甘泗淇，此时已由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他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李贞在吉安县委任军事部长时，湘赣省委有意调她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但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坚决让贤。于是，1930年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甘泗淇，即从独立一师党代表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当时李贞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两人从此就认识了。
甘泗淇与李贞后来又曾一起在红六军团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比较透彻。有几次，他俩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的工作，极为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
与甘泗淇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在李贞头脑里闪过，她非常敬仰这位有知识有才华的战将，但从来想都没想过要和他谈婚论嫁。“恐怕不行吧。”李贞心有顾虑，“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你说他的文化高，这不正好让他帮助你学嘛！”陈琮英认真地说。见李贞还是摇头反对，陈琮英又说：“甘主任对你印象可是相当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这句话说得李贞心里一动——甘泗淇对她这样评价，而这个人又是自己所敬慕的。她的心不觉地向甘泗淇靠近了。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在婚礼上，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大伙儿全被逗乐了。
了解甘泗淇和李贞的人都知道，他们夫妻二人晚年虽然有20多个孩子，但那都是烈士遗孤，没有一个是他们亲生的。实际上，他们曾生过一个儿子，但由于长征中艰苦恶劣的环境，小生命仅存活了十几天便夭折了。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供应紧张，气候多变，人地生疏。为精简机关，军团组织部只留下3个干部，人员少，工作量大，这对于已经有身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当时，李贞有一匹马，有一顶小帐篷，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还是艰难地跟着部队。战友们发现后，纷纷来看她。伤员流着泪将马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最后大家不由分说，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强行捆在了马背上。
由于战斗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当得知妻子病重时，他急速赶到了她的身边，把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才把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恰恰是在最艰难困苦的过草地途中，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缺乏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尿布，送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的夭折、产后的虚弱、伤寒病的侵袭，这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使李贞病痛缠身，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扶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临时做了副担架硬要抬李贞。甘泗淇很受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解放后，有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经常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可甘泗淇对她说：“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腔爱意呢？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李贞、甘泗淇夫妻二人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丈夫是上将，妻子是少将，他们是开国将星中唯一一对“双子将星”，这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从此，中国光辉的革命史上，有了第一对将军夫妇。
坎坷而又荣光的一生，她无怨无悔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60岁生日刚过2个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相依为命30年的妻子。此后，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更大的磨难在3年后汹汹而来，因为长期在彭德怀、贺龙领导下工作，李贞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林彪、“四人帮”之流为她成立专案组，把她发配到湖南长沙，专门接受审查。这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
专案组勒令她揭发彭德怀、贺龙的“罪行”，李贞对此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软的，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们去调查好了；二是硬的，没有什么好揭发和交代的，历史就是历史，都在那里摆着，谁也改变不了！
接连的审讯逼供，使李贞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李贞身上本来就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抗美援朝时期，她落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来又得了心脏病，还做过胆切除手术。被关押在长沙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忍着病痛应付专案组的折磨。在那愤懑和压抑的生活中，李贞始终坚信真理，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历史终有一天会恢复本来的面目。
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恢复了名誉。后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可是，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沈阳军区的一位老战友帮她买了一双大头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晚年穿的衣服，大多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都是一个补丁接一个补丁。平时去参加会议，她就穿一身褪了色的青布衣服；冬天外出，就是一件旧的棉布军大衣。她住在一套窄小的房子里，一到节假日，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小小的会客室就挤得坐不下。直到在组织上的反复要求下，她才搬到北京市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的一套军职干部楼房里住。在这儿，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后6个春秋。
李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种菜高手”，这在全军是出了名了。早在战争年代，她在打仗闲暇便抢时抢工种菜，就连后来上朝鲜战场，她还精心选了一袋菜种带着。在北京香山一所平房里住的时候，每年春天一到，李贞就坐不住了。清明节前，她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院子前面的土地翻了又翻，施上有机肥，然后撒下各色菜种。五一节后，园里的西红柿、黄瓜、辣椒等都挂果了，一派生机。家中走廊上，李贞摆上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这都是她亲手腌的咸菜。生前，她曾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之所以身体好，种菜有一份功劳。
1985年，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写信，申请辞去最后身兼的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职务，为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这一举动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
1990年3月22日，83岁的李贞走了，她在遗嘱中交代：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她最后一次履行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贞使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下一代的殷切关怀，作为一个妻子对情深意笃的丈夫及其家乡的无尽爱意。
李贞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祖国和人民给了她这个英雄女儿至高的评价。几十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战功、奉献毕生，李贞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将星已从历史天幕上陨落，但她曾经发出的光和热将永远在宇宙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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