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抗战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正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决定回国，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他虽然对妻儿多有不舍，但更无法舍弃抗日救国的民族责任感，于是，在好友的相助下，郭沫若经几番周折回到了祖国。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郭沫若归国抗日80周年，此文记述了郭沫若归国前后的经历，以飨读者。

“我是预备写遗嘱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蛰居日本10年的郭沫若，在事变发生之后不仅买了大量的日文报纸，还想办法搜集到不少中文报纸。他仔细阅读，对比着中日报纸关于事态的不同报道，推测着时局的下一步发展。他注意到日本媒体为了欺骗日本人民，宣传扩大出兵的正当性，不断渲染胡宗南、商震、陈诚等将军带兵北上的消息。他注意到周围满是送年轻人参军赶赴中日战场的母亲和妻子。他还观察到，附近航空学校老有飞机飞进飞出，滑翔演习。他明白了，在日本方面的扩军备战和挑衅下，事态的扩大不可避免。一面是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一面是亲爱的妻子和5个成长中的孩子；一面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敌国处境，一面是国内政局的不可捉摸。接下来怎么办？郭沫若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7月15日，友人金祖同来访。两位一向谈的是古文字研究，但这天却一直在谈时局。窗外白云悠悠，远处的钢琴声悠扬飘荡。郭沫若突然对金祖同说：“我是预备写遗嘱了。”

金祖同并不吃惊，他心理清楚，郭沫若因附逆共产党的罪名受国民党通缉，避难日本，其处境越来越困难了。日本最近向华北守将宋哲元提出了共同防共的条件，假如双方达成一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那么日本的宪兵很容易就能要了“附逆共产党”郭沫若的命。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宪兵、警察不断地来到郭宅，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郭沫若对中日战争的观点，对蒋介石的态度，这是监视他，也是要给他制造罪名。危险离郭沫若越来越近了。

郭沫若抽出一张日本稿纸，金祖同替他磨了墨。郭沫若坐在床沿上，沉默片刻，便毅然挥毫写下遗嘱。遗嘱没有保留下来，据金祖同的回忆，其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在物质上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郭沫若将写好的遗嘱交给金祖同，嘱咐说如果他在日本遭遇不测，就请在国内发表。金祖同直率地告诉郭沫若：“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并表示愿意为郭沫若归国出力。

“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

其实，国内文化界、政界部分友人，为了郭沫若归国，早就做出了积极努力。

最早为此奔走的是老朋友郁达夫。1936年11月，郁达夫造访日本。中旬，郁达夫访问郭沫若，并和郭沫若一起出席改造社的宴请。席间郭沫若赋诗一首：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郁达夫从这首诗中看出郭沫若对祖国的关心和思念。月底，郁达夫请郭沫若和他的两个孩子去小饭店吃便饭，看见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他对郭沫若的困窘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12月5日，郁达夫的一次跟政治并不相关的演讲被禁止了，由此及彼，他对郭沫若在日本生活的不自由感同身受。

郁达夫回国后，向自己的上司、福建省主席陈仪反映了郭沫若的情况，请陈仪帮助请求最高当局让郭沫若归国。

1937年3月，陈仪致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请他探询蒋介石意见。何廉等人也正有此意。在接到陈仪信之前，何廉和翁文灏在为蒋介石准备参加庐山国是会议的人员名单时，大着胆子将郭沫若的名字列上了。蒋介石看后表示认可，说“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并详细询问了郭沫若的近况。何廉接到陈仪信后，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允许，但条件是郭沫若回国后在福州居住，由陈仪负责监视，不得有“越轨行动”。虽然应允了，却形同软禁。郁达夫只得继续努力。

4月底5月初，郁达夫前往杭州参加航空学校毕业典礼，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宴游，借机请钱大钧等人向蒋介石进言。钱大钧等人委托郭沫若的老乡、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向蒋介石提这件事。当初要求国民党中央通缉郭沫若的，正是张群。5月17日，张群见到蒋介石，提及郭沫若归国之事，得到蒋介石应允。5月18日，郁达夫接到南京方面来信，谓蒋介石对郭沫若“有所借重，乞速归”。郁达夫喜不自禁，一面致信南京，要求先取消通缉，多汇旅费，一面致信郭沫若：“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同时，陈仪打电报给驻日大使许世英，要求他为郭沫若提供帮助。

但南京方面直到卢沟桥事变前，一直没有给郭沫若汇去旅费，郭沫若对国民党的诚意深表怀疑。6月22日他给李一氓写信说：“前月中旬郁达夫由福州来信，言蒋有所借重，要我回去。郁教他们先取消通缉令并汇旅费来。但距今已一月，又渺无消息。大约是并无诚意，只在使用心计吧。”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金祖同从郭宅回去后，第二天就找到了为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钱瘦铁，将郭沫若的遗嘱给他看。钱瘦铁看后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他应走的时候了。假如再踌躇下去，就是再过十年，不仍旧是一个郭鼎堂吗？现在各派合作的声浪很高。我们的最高当局，也不时流露出要借重他的意思。他该在这时候做些有意义的事了。”钱瘦铁的这些看法，相当有代表性。事实上，郭沫若长期滞留日本，国内人士对此多有误解。著名学者金毓黻曾对郭沫若在中日战争的局面下滞留日本表示不理解：“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消除这些误解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国参加抗战。

钱瘦铁和金祖同进行了分工。钱瘦铁负责办理郭沫若归国所需手续，并留下郭沫若的遗嘱，直接寄给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的王芃生，请他向蒋介石进言。金祖同则负责奔走接洽。

金祖同向郭沫若报告了他和钱瘦铁的努力。郭沫若这些天坐卧不宁。他想回国，但又担心安娜和5个孩子，担心他们受不了他的突然离开，更担心在他离开之后，安娜和孩子们会遭到日本宪兵的逼问拷打，身心受到摧残，生活没有着落。尽管如此，他在家人面前还是表现得镇定自若，好像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金祖同临走时，郭沫若请他打听归国的船期。金祖同打听好后，写明信片用暗语告诉郭沫若：18、20、22、24日等双日都有船到上海。由于郭沫若有很多顾虑，又不忍心就这样离开妻儿，他选择了24日。

金祖同陪钱瘦铁去访问郭沫若。郭沫若向钱瘦铁表达了他的两点顾虑。首先，虽然国共合作的呼声很高，但真相不得而知，他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国民党也没有国共合作的明文。他一旦回去了，日本政府或许要借机污蔑中国赤化，国民党为了回应赤化的污蔑，或许要拿自投罗网的郭沫若开刀。其次，他在日本靠稿费生活了10年，如果这次回去受到政府冷落，自己虽然不气绥，但未免取笑于他人。这事实上是在试探钱瘦铁是否真的在他归国的问题上取得了政府的支持。

王芃生可能将遗嘱交给蒋介石看过，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迅速汇给钱瘦铁500元旅费。钱瘦铁跟驻日大使馆取得联系，决定给郭沫若300元作为安家费。但通缉令直到郭沫若回国后的8月6日方才取消。

9月24日，郭沫若见到张群后，才知道国民政府方面之所以没有提前取消通缉令，是从郭沫若的安危考虑的。张群说：“关于取消通缉的事情，不免踌躇了一下：因为如果取消了，恐怕你就不能离开日本了吧。”

郭沫若接过钱瘦铁带来的300元钱，当时觉得很兴奋，因为可以让安娜支撑一段时间，自己对于妻儿的愧疚也能减少一分。但他不久就又踌躇起来。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对金祖同说：“虽然我的去志已经决定了，不过我还有些畏怯，因为我今后的出路，仍旧是毫无把握的。中央政府是否抗日的意思，到了现在还没不见确实声明过，民众运动至今还没有完全解放，而民众的意识似乎也很消沉，到现在我还没有在报上看见上海和各地的民众有什么积极的运动，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果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倒也不怕他什么，只怕民众们的心仍很麻木，那么我回去还有什么意思呢。”此外，他对当时国内的情形不熟悉，不知道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对于回去后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拿捏不准。

他将自己的犹豫非常传神地写在一首旧体诗里：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是早回去，还是晚回去；是在日本危险，还是回去危险？他反复斟酌，把握不定。自己虽然立志要担当国家民族的危难，但是一想到留在日本的妻儿，他又觉得于心不忍。但他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中日战争让安娜非常痛苦，当她知道郭沫若去意已决，无可挽回后，在郭沫若离开的前晚，她对郭沫若说：“走是可以的，最令人担心的是你性格不定，只要你认真做人，就是有点麻烦，也只好忍了。”这些宽容的话，让郭沫若充满了感激。

7月25日凌晨四点半，郭沫若起了床。几个孩子都睡熟了，安娜躺在床上看书。他揭开蚊帐，吻了安娜的额角，安娜不知道这是离别的信号，连头也没有抬。郭沫若来到庭院，向院中的栀子花、大莲花、池中的金鱼告别，默默祈祷着妻儿的平安。他跨过篱栅的缺口处，离开了家。一路上他默念着头一天步鲁迅韵写的一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鲁迅逝世后，身上覆盖“民族魂”的旗帜，这给了郭沫若力量。郭沫若为了民族，决定“别妇抛雏”。但“别妇抛雏”毕竟是令人悲痛的，为了转移注意力，他畅想抵达上海之后可能出现的“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伟大场面。

郭沫若按照他跟金祖同和钱瘦铁约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车站。他化名杨伯勉，穿着一件家常和服，和服里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着木屐，此外什么行李也没带。钱瘦铁见状，将自己的西装给郭沫若换上，并为他配上一顶草帽，一柄手杖，和一个行李袋。就这样，郭沫若在金祖同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郭沫若一路上最不放心的是留在日本的妻儿，他写了好几封给日本友人的信，还给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各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恳请他们照顾留下来的家室。他还写了一首诗，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今日悲秋甚寥落哪堪儿女化商参”

郭沫若回国后听到一个类似自己家庭的故事：

有位年轻军官名叫吴履逊，他娶了日本夫人，生有3个小孩，夫妻感情非常好。全面抗战爆发后，夫妻离了婚。妻子带着3个孩子走了，吴履逊奔赴华北最前线。这位日本女士在离婚席上对丈夫说：“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候，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我虽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军部的侵略兽性，我是彻底反对的。你的儿女我要尽心抚育，要使他们继承你的志气，使他们永远是中国的儿女。”

郭沫若听完这件事后，“一面感觉兴奋，但一面也感觉会心的微笑”，“中国有这样的军人，中国不会亡！”这些大丈夫的背后，有着他们妻儿的伟大支持。

郭沫若走后，安娜受到日方的非难。安娜当年11月给郭沫若写信说：“十月里被敌人官厅捉去打了一顿，关了一个月，现在已经放出来了。家也被他们抄了，所写的东西都给他们拿了去。”郭沫若读到信后非常悲痛。阿英11月19日访问他时，“入室即见其面窗默坐，若有重忧。即见余，乃告以东京有友人寄书来，谓夫人因彼之逃脱，曾被逮月余，饱尝鞭笞之苦。诸儿在乡，时遭无赖袭击。出信为余译读，声苦颤，泪亦盈眶。余讷于言，相对黯然者甚久。”第二天，郭沫若写了一首七律《遥寄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他将这首七律书一立轴，吟颂不已。他又想起了4年前写作的一首五律：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何当契鸡犬，共得一升腾。

他将其写成另一立轴，并附跋语说：“此四年前流寓日本时所作。尔时虽不自由，家室尚相聚。并且有我在，狂暴者尚未敢侵陵。今岁独归，妻孥陷敌，备受鞭笞之苦。忆及此作，不禁倍加凄切。”

在后来回到上海匆忙劳累的日子里，郭沫若常常触景生情，想起妻儿和他在日本的住所。秋天，他为董竹君女儿夏国瑗作七绝一首，并书挂轴相赠，咏叹：“今日悲秋甚寥落，哪堪儿女化商参。”诗后作跋语：“国瑗今夏曾东渡，访余于须和田之寓庐，就四女淑子钢琴抚奏一曲，及今思之，殊有难言之隐痛。”10月，他为黄定慧的《山居图》题诗：

小隐堪宜此，山居即是诗，禅心来远岫，逸兴发疏篱。有酒还当醉，无鱼不足悲，天伦常乐叙，回首羡康时。

短跋云：“民二十六年夏，日本寇我平津，余别妇抛雏，只身返国，从事救亡运动。对此图画，与余往日生活，有相仿佛之处，不禁有感，故末句云尔。”

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亿万家庭带来了巨大伤害，而郭沫若和他的家庭，正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他为形势所迫，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道义信念，“别妇抛雏”归国抗战，这在当时的社会各界看来，郭沫若此举光荣而又伟大，但其中的心酸和悲痛只有他和他的妻儿才能深深体会得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