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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与他的严师良友毛泽东

王超

2017年09月01日08: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与湖南老乡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缘:早年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课,踏上革命征程;在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中,得到毛泽东的多次具体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仍保持着书信往来……

讲习所里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课

“浏阳男儿多豪杰,湘东女子倍娇娆。”1906年4月13日,王首道出生于湖南浏阳河畔张坊区上洪乡一个农民家庭,本名王芳林。兄弟姊妹7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四。一家9口的生计,仅靠父亲王文礼每天挑着百斤的担子,往返四五十里路,赚点脚力钱维持着,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尽管家里的日子很艰苦,1915年,9岁的王首道还是被父亲送进上洪小学学习。贫苦农家出生的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总是努力苦读,年年都考第一。在好心老师的极力推荐和族人的热心帮助下,王首道取得了受资助上高级小学的优待。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张坊区高等小学读书的王首道,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同学一道组织了学生会,并被选为学生会会长。1922年,高小毕业的王首道进入长沙读农校。在那里,王首道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书籍与杂志,广泛地涉猎马列主义,同时还积极参与省里(湖南)的革命活动,常到乡间演讲,组织农民联合会,传播马列主义。不久,在学生会长廖长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农校3年学习期满毕业后,王首道正为何去何从发愁时,一个喜讯传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接到中共湖南区委指示,为培养一批在农村开展革命群众运动的骨干,要在青年学生中挑选35名优秀分子去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期半年,毕业后由党组织分配工作,挑选的名单中就有王首道。接到通知后,他感到自己今后就是革命事业的一分子,决心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终生,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便改名为王一分。

1926年3月,王首道一行35人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经上海,来到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王首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一起,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

据王首道回忆,毛泽东讲课时,常常采用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因此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学员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农、雇农身上剥削来的。毛泽东用很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在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并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学员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在毛泽东的教育下,王首道等学员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农讲所,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思想教育学员,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设立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学员听课之余,还被组织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等各种战术动作。学员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王首道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王首道和其他学员全副武装,正龙腾虎跃,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学员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

毛泽东还将全体学员按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江西、两广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研究会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经济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每星期开会一至二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毛泽东将对宗祠的看法作为题目提交给学员解答。经过研究讨论,王首道等几位湖南学员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王首道等人的解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作了认真的修改,并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讲习所学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就组织王首道等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游行过程中,毛泽东和王首道等学员一起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60年后的1986年5月3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市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60周年,王首道与其他几十位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王首道高兴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60周年,同时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60周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60周年。”

毛泽东麾下刀下救人的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1933年11月,王首道被调往中央苏区,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他随毛泽东到兴国、瑞金等地调查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和工作作风给他极大教育,他常说这段经历令他终生受益。

毛泽东经常教育王首道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经常深入下去,摸准情况,否则就当不好参谋。要想学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要从理论上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它的重要性。如果思想认识有差距,思想方法不对路,即使你下去了,仍然会走马观花,潦草从事,别想抓到真材实料。

1933年冬,毛泽东想要了解苏区基层组织状况,王首道就依照毛泽东的教导,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兴国、瑞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回来后向中央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对他的报告很感兴趣。

不久,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把王首道调到瑞金附近做扩大红军的工作。在工作中,王首道表现突出,后被调到中央组织局担任秘书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党中央机关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王首道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的中央首长。当时随行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又调王首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担任执行部部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刚到陕北,王首道就受毛泽东和党中央指派,参加刘志丹冤案的平反工作。

当时,毛泽东正在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陕北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刘志丹等人被捕,还有人遭到杀害。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主持公道。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仔细倾听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党中央和毛泽东当即决定,派王首道和刘向三等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按照毛泽东“要慎重处理”的方针,王首道等人立即进行调查访问。通过调查走访得知,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一位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陕北当地还流传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为了解更多事实,王首道等人还直接与刘志丹见了面。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王首道等人提出:如果刘志丹等人是反革命的话,那么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王首道等将审查刘志丹一案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实事求是的汇报。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等释放的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毛泽东身边的“好管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王首道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先后担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职,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经常性的秘书工作,包括文电收发、保管,会议筹办和有关记录、行政等服务,以及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有时也随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工作本身虽然比较繁琐,但他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被大家称为党的内务工作的“好管家”。

1938年农历除夕,是个让王首道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和张启龙、谭余保受毛泽东邀请前去做客。

当王首道一行高兴地走进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时,毛泽东立即放下工作,同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坐下。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近况之后,接着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王首道他们听了,心情激动万分,立时回忆起湘赣苏区的那段战斗岁月。当年,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湘赣苏区的革命工作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后来,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许多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工农干部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保卫部门当成AB团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搞得人心惶惶。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和张启龙等人对王明路线进行了抵制,结果王首道被说成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遭到撤职和严重警告处分。张启龙则被直接撤职,开除党籍,还被判处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的党籍和工作。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工作。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王首道等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后的今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他们!

王首道等人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泽东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他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所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泽东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王首道等人听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时,天快黑了,他们便起身告辞。毛泽东一定挽留他们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但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短缺,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大家吃起来是香喷喷的。窑洞外风雪弥漫,而坐在毛主席身旁的他们,却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

1940年,王首道担任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他认真贯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组织领导中直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劳动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组织形式,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王首道顶住康生的压力,对自己负责的秘书处的审干工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护了许多同志。

南征途中的殷殷牵挂

1944年10月,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党中央决定由第三五九旅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准备到湘粤交界山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0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被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主,全军约5000人,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

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隆重的誓师出征大会。阅兵式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贺龙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都作了铿锵有力的动员讲话。当晚,王首道回到窑洞,久久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床,提笔写下了雄壮豪迈的诗句:“北塞嘶战马,挥师斩敌顽。任凭风浪险,何惧行路难。南征拯父老,壮志凌云端。誓以身许国,破敌凯歌还。”

11月10日,南下支队正式踏上了征程。

11月22日,部队东渡黄河。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遥望着河西延安的方向,在河边站了很久。王首道匆匆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们离开延安整整10天了。现在,我是在黄河边上给您写信。

1926年您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是您的学生。在延安,我又在您身边工作,经常听到您的许多报告和得到您的具体指导。在这几年中,我参加了您亲自领导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深切地感到您是我们党的伟大的领导者,又是我的严师良友。当我离别您进行远征的时候,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啊!……

我们已经渡过黄河了。在离开边区之际,我将带在身边的一张照片寄给您,留作纪念。望您多多给予指导!

祝您健康!

经过艰苦作战,1945年1月29日,南下支队到达湖北礼山县,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在陈家湾举行了会师大会。

2月23日,南下支队渡过长江。3天以后,在王震、王首道部署指挥下,南下支队取得痛歼日军的大田畈大捷。

3月23日,南下支队从江西进入湖北,接着从通城南部的大坳进入湖南。入湘以后,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经报请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的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3月26日,部队夺取平江。28日,在景福坪体育场召开平江全县的民众大会,宣布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4月13日,抗日救国军在汪坪召开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后经报请中央批准,于4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湘鄂赣边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为副司令员,王恩茂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钧为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地的斗争。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之下,抗日救国军在平江处境艰难。4月15日,抗日救国军不得不忍痛撤离平江城。不久,主力迅速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和抗日人民武装,很短时间里,以上各县都组织起县大队抗日人民武装。

5月4日,毛泽东来电指示:一、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

收到电报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决定今后的军事行动。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会议当即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在王震、王恩茂率领主力挺进湖南期间,王首道和张体学留在鄂南的部队也不断向四周发展。我军在湘鄂赣边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宣传、发动了群众,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给敌顽以应有的打击。

7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抗日救国军开始了向湘粤赣边区的长途进军。不久,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美国也在日本本土投掷了原子弹。8月11日,党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日本投降后,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8月29日,部队刚从南雄突破重围,进入一个叫沙坑的小山村休息,王震、王首道就提议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

会议分析、讨论了当前敌情,一致认为,从整个形势分析,日本投降后,时局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军如毅然北返,避开顽军优势兵力,避免内战,配合我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这样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迅速摆脱对我极端不利的局面。据此,会议一致决定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五师会合。

王震、王首道马上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请示的电报,建议北返。不久,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同意他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

北返途中,国民党军在湘赣粤边调动第九战区全部6个军和第七战区一部兵力10万余人对我施行“围剿”合击,以后又层层设防,尾追不舍,意欲置我军于死地。然而,王震、王首道率部在极度艰险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夜行军90公里的惊人速度,抢渡长江、湘江和翻越八面山等天险,克服了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物质生活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

9月23日,抗日救国军返回鄂南地区。9月27日渡过长江天险,胜利地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第二次会师。9月29日,中央军委给王震、王首道发来贺电。10月中旬,抗日救国军在黄陂休整期间恢复了三五九旅的番号,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序列,王首道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9月15日,三五九旅胜利重返革命圣地延安。

南下支队南征北返历时659天,转战于8省百余县。这支部队冲过敌人的100多条封锁线,共大小战斗300余次。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们举行庆功宴。席间,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徇私”照顾毛泽东师友的省政府主席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王首道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递补为正式委员。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当时仅确立了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并拟确定王首道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因为黄克诚担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一时不能离开,直到开国大典之后才到湖南就职,高文华亦未到职,因此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是以王首道为首主持的。

作为湖南省的“父母官”,王首道对毛泽东的旧日师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原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几位老师和同学吃饭。这时,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主席还记得吗?他现在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这次来京前,他托我代向你问候。”一席话勾起了毛泽东对昔日往事的回忆,对老校长张干没有加入国民党营垒而是一心当教员表示敬佩。不久,毛泽东先让周世钊给张干写信表示慰问。后来,毛泽东亲自致函王首道说:“张(干)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王首道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先后两次派人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旧币送给张干和罗元鲲。在王首道等人的安排下,张干先后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和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一定的津贴,加上学校的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另一位恩师袁吉六的家属,也受到毛泽东关心和王首道的照顾。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掀起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张干决定开除学生毛泽东等17人。袁吉六等在张干面前据理力争:“毛泽东等人皆杰出人才,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张干最后收回成命。1927年,袁吉六从湖南大学退休,1932年因病去世。毛泽东对袁吉六非常敬重。1950年,当袁吉六的旧日同事王季范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遗孀生活困难时,毛泽东立即给王首道去信:“请省府酌予接济”。在王首道的照顾下,袁老夫人得以安度晚年。1953年,毛泽东亲笔为袁吉六的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毛泽东书”。在王首道的安排下,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为袁吉六重修了坟墓。

链接:

王首道(1906—1996)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入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家乡从事农民革命运动。1928年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参加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1933年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后又任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工业部部长。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任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后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席。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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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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