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坡，另一个名字叫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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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家迁至重庆，通过艺术创作和举办画展等推动重庆美术事业空前活跃。重庆这座城市，给予了这些美术家创作灵感和艺术滋养，对新中国美术发展进程影响重大的徐悲鸿、傅抱石、张大千、林风眠等人，在重庆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期。

在这个时期，徐悲鸿绘制了《巴人汲水图》《愚公移山》等重要作品；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下找到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张大千潜心研究敦煌石窟，在重庆等地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让敦煌的绘画艺术走向了世界。70多年前的重庆，不仅是一座硝烟弥漫的英雄之城，也是一座墨香四溢的艺术之城。

迁居重庆城，泼墨金刚坡

1938年，34岁的傅抱石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应郭沫若之邀，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老小辗转到达重庆，落脚在沙坪坝西郊金刚坡下的一个农家院子，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傅抱石在重峦叠嶂、远离战火的金刚住了7年零6个月，直到1946年10月迁回南京。在金刚坡的岁月是傅抱石艺术实践的飞跃时期，同时也是成就显著的重要时期，傅抱石自谓此时期是他“一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

傅抱石之子傅二石在《金刚坡的回忆》中写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往重庆。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三厅把文化工作委员会安在重庆市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参加三厅工作的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画家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以及我父亲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

从傅二石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获悉，当时很多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曾经在金刚坡下落脚过。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创作了数百幅画，是其创作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很多代表作都诞生 在这一时期。如世人所熟知的《潇潇暮雨》《万竿烟雨》《丽人行》《屈子行吟图》等等。

金刚坡与傅抱石可谓彼此相互成就，金刚坡给予了傅抱石对于神州山水的更多感悟，傅抱石也让群山环绕的金刚坡被世人所熟知。傅抱石有一段话是对金刚坡风物的最高赞美：

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

傅抱石在其“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也曾对金刚坡如是描述：

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原来是做门房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全靠几块亮瓦透点微弱的光线进来，写一封信，已够不便，哪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所以这半年来，内人和三个小孩子，都被我弄得莫可奈何，当我作画的时候，是非请他们在屋外，竹林里消磨五六小时或八九小时不可的。

从傅抱石的记叙中，可以看到“金刚坡下山斋”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有竹林，有远山，犹如傅抱石画作的意境一样。

如今的金刚坡，巍巍青山似乎蕴藏着说不完的故事。盘山公路在松林之间蜿蜒盘旋，山脚曾被傅抱石提及的坡脚商店仍然有迹可循，只是已经破败，山下是繁华的大学城西永微电园，宽广的马路四通八达。如今的农家院子，似乎还是70多年前傅抱石所居住的样子，当年曾为傅抱石磨墨的房东家小孩儿，现已是白发苍颜的古稀老人。

一直以来，许多文人墨客到金刚坡寻踪觅迹。金刚坡上青山依旧在，金刚坡下轶事永流传，只是少了那个身着旧青灰色长衫、脚穿黑布鞋、手拿油纸伞的青年画家。

独创“抱石皴”，山水开生面

1939年至1946年，傅抱石在金刚坡进行了大量探索，他在旧法的基础上创制新法，其绘画基于传统，体现自然，又蕴含着对现世的态度与情感。重庆多雾、潮湿的气候很难用完全传统的皴法去表现，傅抱石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创造出了独特的绘画技法——“抱石皴”。

“抱石皴”是一种被运用于中国画中的笔墨技法，这一独特技法的创制，得益于金刚坡的山 水和风雨。傅抱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家的基础上，以笔墨技法为突破口，对中国画的创新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这种画法，一笔下去，随势铺衍，顺逆行笔，则轻重、疾徐、转折、顿挫、浓淡、枯湿诸法皆备。一管之笔，能尽大小之用，按而擦之为面，提而勒之为线，数簇笔毫，凌厉飞动，流出的线条恰似铁划银钩，柔韧遒劲，既痛快淋漓，又含蓄微妙。重庆成就了傅抱石，创造出的“抱石皴”表现出他洒落的心境和刚毅的情怀。

傅抱石虽以散锋笔作画，却追求画理的完备。他努力摆脱形象的束缚，着力追求心意的真实表达；打破传统形式的限制，以追求创作精神和情感的净化升华。傅抱石的绘画，颇具个人风格，人物善于传神，山水独开生面。就立场而言，傅抱石吸山水之情，纳上古之意；师古人之心，法古人之迹；最后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他把绘画作为人生价值的投像，最终达到“见画如见人，见人如见画”的境界。就目的而言，傅抱石作画不是为了对美的修饰，而是把绘画作为追逐美的原动力。

傅抱石的绘画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它既是作用于当代、向前发展的新，又是追溯上古、格调高古的雅，所以引人喜爱。

傅抱石以“山水画家 ” 自名，山水画也是傅抱石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最集中的体现。傅抱石审美心胸的蜕变离不开重庆地缘地貌的影响，离不开他对民族文化立场的坚守，也离不开他对整个抗战大环境的感悟。

面对草木葱茏的金刚坡，傅抱石将山水画从传统的“线”转至“面”进行形式突破。几年间，他就地取材，驾轻就熟地演绎这种技法。傅抱石惯用长锋山马笔，笔头、笔锋、笔根并用，结合山形、山脉的分坡走向，皴擦、勾斫、渲染并施，大胆落墨，细心收拾，使水、墨、彩有机地融为一体，淋漓酣畅，气象万千。

在山水画中，论者常以“一半山川带雨痕”来形容其画作，这应该就是傅抱石情绪释放的最直接的表达。在《万竿烟雨》《巴山夜雨》《暴风雨图》《蜀山图》中可以看到，宁静的山河与狂暴的大雨形成强烈的对比，画面展示出磅礴的气势，回荡的是时代的脉动，激荡的是众生的人心。

傅抱石在重庆创造的山水画蕴含故事，且件件精品。1944年，周恩来在重庆赖家桥与文艺界人士相聚一堂，向傅抱石求得一幅《夏山图》。此画强化了崇山峻岭的崔嵬壮阔，以硬笔散锋写就的石壁巍然峻拔，山间升起的淡淡青烟四处流动，一文士执杖携童在万木葱郁的小径上信步而行，本应浓重湿润的暑气似乎已被满目青翠的群峰所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夏山图》1949年后曾藏于中南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万竿烟雨》是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是 他根据屋后的实景所绘。作品气势恢宏，潇洒灵秀，其魅力在于“抱石皴”。傅抱石从自然中提取素材，寻求灵感，在吸收中外绘画技巧长处的基础上，成功地表现出雨水的气势，形成强烈的感染力。

人物善传神，驰骋爱国心

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的创作中，人物画创作的质量与数量一直稳步提高。与山水画较为注重块面相反，傅抱石在人物画中追求“线性”，用笔速度极快且富有弹性，融合破笔散锋，自成一格。

傅抱石善于描绘传统历史人物，或高士，或美妇，不仅服饰是古人，神韵亦是古人，在古朴的气质中散发出浪漫的气息。傅抱石把人物画与“成教化、助人伦”的礼教功能联系在一起，追求心灵上的“古今同契”。其历史人物和古典诗意人物都别具特色，令人感到他不是在画古人，而是在画自己。

傅抱石对历史上的高人逸士特别敬佩，他追求上古遗民的那种不可侵犯的人格。在傅抱石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艺术要阐释传统的道义以传承民族的精神，艺术要彰显传统高士的人格来弘扬民族的气节。他将自己与人物类似的情感融入到绘画之中，通过形象构思将奔放的冲动转化为想象的驰骋，生动地表现出难以言传的人格气息，细腻地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气质。

1942年初夏，出于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认同和对国家的热爱，傅抱石创作了第一幅人物画《屈原》，以自己的创作行动与郭沫若达成心灵的沟通。傅抱石根据郭沫若的屈原生平考证，在画中塑造了屈原披发行吟、投江自沉前一瞬间的生动形象。他将屈原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展现在观者面前，体现了中国人物画塑形传神的最佳境界。

傅抱石的人物画构图大胆、简练，笔下的人物多是气节高尚、性情潇洒的文人逸士，这些作品宣扬了中华传统文人崇尚自然、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

在金刚坡生活的7年里，傅抱石不断宣传抗日，发表学术著作，创作国画，涉足篆刻。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高擎起“在学术上战胜敌国”的旗帜，守望民族文化，重塑民族信心。傅抱石强调民族文化的主导性与自主性，他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是民族的根本，是时代所需。他在《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一文中提出：

我以为在这长期抗战以求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的大时代，更值得加紧发扬中国绘画的精神，不惟自感，而且感人。因为，中国画的精神，既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正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生死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强调，几乎是傅抱石在抗战时期的绘画灵魂。他认为中国绘画思想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应该合而为一、同其消长。他把传统文人的“人品”的含义放大到爱国情感与传统继承的层面，在雅正高古的格调之中，去传播一种家国天下的民族精神。

在傅抱石看来，宣传悠久的中国绘画历史，传播博大的民族绘画精神，能激励民众的爱国之心，从而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