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2017年09月07日09: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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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组织大批左翼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秘密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政训处干事张天虚在台儿庄抗日前线，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由军人编辑油印的报纸《抗日军人》。张天虚既是军人，又是记者；既拿枪上阵杀敌，又提笔撰写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跟随六十军驰骋抗日战场，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
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张天虚在省立一中时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当时学校组织晚会，常常邀请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于是，经过多次接触，张天虚与聂耳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聂耳于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73号。他自幼酷爱音乐，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组织了自己的小乐队经常在昆明的各个中学表演。同时，他又喜欢演话剧，扮演女主角玛丽亚，一时玛丽亚成了聂耳的代名词。张天虚和聂耳结识之后，经常一同演出、聊天、游玩。聂耳的家住在昆明市里，张天虚常常登门拜访，他那谦和大方、朴实坦率的性格，给聂家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一起由于军阀争权夺利而引发的火药爆炸惨案，造成320余人死亡，重伤致残者579人，直接受害者320多户、1200余人。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秘密党组织立即通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组织服务团深入灾区，抢险救灾。张天虚和聂耳都参加了“济难会”，积极参加救灾活动和演出，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捐钱捐物，救助灾民，护理受伤灾民，组织灾民子女入学，并以“青年服务团”和灾民的名义，在文庙街召开救灾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查清真相，惩办祸首，揭露反动当局企图把这件事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对此，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抓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鉴于昆明政治形势恶化，张天虚、聂耳于1930年夏、秋分别离滇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张天虚加入了秘密党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中曾担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曾到北平学“政治经济”，利用假期两次到浙江普陀旅游，并为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采撷素材。回上海后，他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巨著《铁轮》，郭沫若为其作序。茅盾后来在《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一文中回忆道：“天虚是个青年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他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铁轮》给我看，那是1936年初，他刚从日本回国。我发现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就一直与他通信。”
聂耳到上海后，于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和百代公司工作，进行进步电影歌曲的作曲创作，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30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行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特别亲密。张天虚在《忆聂耳》一文中说，1931年的一天，聂耳和郑一斋到平安旅店造访张天虚，张天虚把聂耳“抱摔在床上，极度的欢快压倒我们，除了疯狂的笑，什么话也不想说”。
由于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1935年3月，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读社会系。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他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住在一起，畅叙别情，交谈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并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而张天虚则在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中，扮演了邮政局长。他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张天虚闻讯后，悲痛万分，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组织召开了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做出的贡献。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并由聂耳的哥哥聂叙伦1937年8月带回昆明。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张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
毛泽东赠送钢笔留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步的政治中心，国统区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延安。这一年的春天，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通讯股长一职。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对于毛泽东这些重要而具体的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据此发布了相关的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
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战地服务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并且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欢送会之后，战地服务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这期间，张天虚潜心创作作品，突击编写了一些话剧。
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意气风发地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此期间，他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翻越高山，涉过大河，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张天虚还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台儿庄战场上的“战地记者”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面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其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与政训部主任张永和（中共秘密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秘密会晤。张冲请求中共方面选派工作人员到一八四师工作，而且要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张子斋、尹冰等赴一八四师。临行前，朱德亲自与几位同志见面，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
在一八四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他们广交朋友，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平时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张冲决定在一八四师成立纠察队，由张致中任队长，张天虚、蒋南生、张子斋任干事。不久部队开往台儿庄前线，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掌握了该师的思想与宣传工作。
一八四师负责驻守台儿庄城寨，并在禹王山一线设立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和战士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张冲很喜欢张天虚，两人经常在师部促膝长谈。一八四师政训部创办了当时中国军队唯一的由军人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由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期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轮流值勤、巡逻，防敌特的潜入破坏。
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捻笔杆子的，但打起仗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师政训部主任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报道《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士兵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一八四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歌中唱道：“运河河水清又清，千里平原好风光，……运河河水红又红，千里平原起狼烟。……麦子青青藏英豪，专打东洋兵。”
1938年5月18日，六十军奉命撤离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徐州附近整编时，一八四师整编为3个团，其他两个师各整编为1个团。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仍忘我地创作着，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的报告文学《杀过单城集》等。张天虚写道：“相信中华民族是会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他的这些作品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两个集子，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突围后，张天虚跟随六十军转战在安徽、河南、湖北，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有人告发已升任第三军军长的张冲“通共”，张冲被解除兵权，回昆明“述职”。张天虚也被迫离开一八四师回到昆明。
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张天虚又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郭沫若曾评价这一时期的张天虚说：“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1941年1月，张天虚因病回国，8月10日，因肺疾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其遗体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在九泉之下相聚。
张天虚在不足30岁的生命旅程中，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卓越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战友张子斋曾在张天虚去世后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1943年3月，郭沫若为张天虚写了一篇长达500多字的“墓志铭”，镌刻在张天虚圆柱形墓碑上。铭末附诗云：“西南二土，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海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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