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传送的情报让队伍缴获了弹药

抗联老战士周淑玲。 （照片由李勇提供）

提示

采访周淑玲可谓一波三折。由于春节之后的一次肺内感染，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家一直住在医院里。周淑玲的小儿子李勇考虑再三，在采访的前一天决定由自己来讲述父母的革命故事。

不一样的“九一八”

李勇的母亲周淑玲，老家在黑龙江省宝清县三道河子，“九一八”事变爆发那年，周淑玲只有11岁。幼小的她亲眼看见日寇残害村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就在那时，周淑玲的心里种下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之后，周家祖孙三代都参加了抗联，家里成了抗联队伍的地下联络点，在抗击日伪军的战斗中，先后牺牲了7位亲人。李勇说，母亲每次说起“九一八”事变后家乡遭受的苦难，眼神中满是痛苦。

李勇的父亲叫李铭顺。在李勇心中，父亲是战争年代能冲锋陷阵、和平年代能默默耕耘的大英雄。“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铭顺在东北军吉林军区二十六旅六七五团五营二连当兵。他所在的团驻防在牡丹江南的铁岭河一带。李铭顺在回忆录中记述：“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东北军广大士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日寇决一死战。东北军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一听说日寇占领了自己的家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有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流着泪找到营长、团长，诉说保家卫国的决心，要求开往前线消灭日寇。”

当时日寇很快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主要城市，又到了哈尔滨。东北军的战士们恨得咬牙切齿。李铭顺认清了国民党不抵抗的现实，逢人就讲自己的革命观点，很快，军营中形成了一股坚决主张抗日的力量。不久，李铭顺以出早操为名，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出了村子。这支自发抗日的队伍战斗在万达山区，驰骋在三江平原上，同日伪军进行激烈的战斗。

最难忘的两件事

与父亲直接杀上战场相比，母亲抗日是从做地下情报员开始的。李勇告诉记者，母亲15岁时开始为抗联传送情报。

在周淑玲的记忆中，有两件事是她这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秋天，三叔扛着一个大麻袋回家，并把它放在房顶藏了起来。三叔前脚刚走，日本兵后脚就到了。他们没找到三叔，却抓住了四叔并百般折磨他，要四叔说出三叔的下落。当时周淑玲意识到这事肯定和那个麻袋有关。她爬上房顶，打开麻袋一看，里面全是炸药、手榴弹和抗联的红袖标。身体单薄的周淑玲不知哪来的力气，连拖带拽把麻袋拖到屋后藏了起来。没找到三叔、也没找到麻袋的日本兵走到门口扇了周淑玲两个耳光，算是泄了愤。虽然挨了打，但听说麻袋里的物资被运到了抗联三十二团，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周淑玲心里高兴极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有一年冬天的傍晚，周淑玲在自家附近发现了十几辆日本卡车。警惕性很高的她躲在山头仔细观察，发现车上装的是被服和弹药等物资。当时抗联的斗争条件异常艰苦，这些物资若能送到抗联战士手中，那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周淑玲赶紧将情况报告给抗联领导。第二天，埋伏许久的抗联战士在伏击战中击毙20多个日本兵，缴获了不少物资。

后来因为汉奸告密，日伪军把周淑玲家的房子烧了，周淑玲为了躲避抓捕来到抗联第三军。这期间，周淑玲先后得到父亲、三叔、五叔战死的消息。尽管亲人的牺牲让她悲痛欲绝，但周淑玲一直认为，中国绝对不能被日寇占领，为了反抗侵略，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

1938年，在抗联第三军，周淑玲与志同道合的团长李铭顺结为夫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先后失去了两个孩子。

经历一次次生死考验，周淑玲始终坚持着。1939年11月，他们撤到苏联。日本投降后，夫妇俩终于回到了祖国。

和老战友的通信见证了历史

李勇说，战争年代，母亲与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现在，仍在世的老朋友不多了，一封封早年的信是他们在硝烟中奋勇前进、在和平年代无私奉献的见证。这些信，周淑玲一直珍藏着，每当回忆往事时，她总会把信拿出来，认真地读一读。

李勇在老红军白如海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对父亲的介绍：

“李铭顺在苏联对日作战中，他跳伞到牡丹江桦林日军后方，侦察到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向苏军报告，苏联红军派轰炸机将该地日军设施全部摧毁。”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勇对父母越发崇拜。跳伞侦察的事，父亲从未向儿女说起过。当时侦察条件之危险，设备之简陋，可想而知。没有导航、没有定位的侦察，如果正好跳到敌军的视线范围内，就是死路一条。“父亲选择跳伞侦察之前，一定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李勇动情地说。

李勇向记者展示了一封白如海于1993年写给母亲的信。信中说：“我们老了，回忆过去，要珍爱过去。对下一代人，不要忘记老一辈人的心血创业。”

通过母亲与战友们的通信，李勇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吃过那么多苦的父母能够做到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他希望，今天的中国人在珍惜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英雄们。

延伸

爸爸妈妈的老物件

周淑玲家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一栋老房子里。与楼的外观一样，家里的装修一看就有年头了。地板已经黯淡无光，家具也相当陈旧。

在客厅里，周淑玲的小儿子李勇给记者看了一些年代久远的物品。

一张地图。一位爱国作家在日本档案部门找到这张地图后，复印下来送给了李勇。地图上写有“昭和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关东军参谋部调制”的字样。

李勇说，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注解，是日本侵略东北的证据。这张地图之所以到了李勇的手中，是因为地图上出现了父亲李铭顺的名字。记者看到，地图右侧，“李铭顺匪入满”等字样清晰可见。拿着这份地图，李勇有些激动。他说，父亲在世时经常教育子女要爱国，在他去世多年后，这张地图告诉了自己，什么是爱国。

几本旧书。新中国成立后，李铭顺和周淑玲过着平凡的生活。李铭顺出过一本回忆录，对自己的战斗生涯做以总结。而周淑玲从未发表过任何文字资料。在她看来，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勇发现父母的一些老战友出版过回忆录，或是留下了关于抗联的史料。此后，李勇多方寻找，努力收集这些图书资料。对于每本书的内容，李勇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找到提及父母的页数，可见他读了多少遍。在这些书中，父母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让李勇觉得自己对他们更了解了。

一些老照片。照片中，穿着军装、胸前挂满勋章、满脸皱纹的母亲，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李勇有些伤感地说，过去每次有人来家里，母亲总是希望穿上军装，如今，一直住院治疗的母亲整日穿着病号服。“我想，她这一生最喜欢的衣服就是军装了。”

与前几年的低调相比，近年来，李勇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多。

李勇说：“接受采访，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不大，但我更希望后人别忘了他们。有一天，他们都不在了，可这段历史还在，他们的故事还在。年轻人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他们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