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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家风美德

蒋永清

2017年09月26日09:07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陈云夫妇与孩子们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是关系到党风、政风的大事。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陈云家风醇厚,家教严正,堪称楷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温馨融洽,宽松和谐

陈云和于若木的家庭氛围温馨融洽、宽松和谐。于若木,营养学专家,1919年生于山东济南。祖籍山东淄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春,与陈云在延安结婚。那时,陈云因工作过于劳累,经常流鼻血,组织部就到陕北公学物色到于若木给陈云作护理工作。逐渐地,他们产生了感情,最终结成革命夫妻。陈云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婚后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陈云结婚了,马上做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千里姻缘一线牵”是说于若木和陈云相距非常远,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们连在一起,而且,他们的婚姻是由党组织牵线的。 “鼻痛带来美姻缘”,是说陈云流鼻血治疗带来的这么一段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是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找于若木是做看护工作,先生是指陈云,看护员就是于若木了。

陈云家庭意识很浓。当他和于若木的关系确定之后,陈云为慎重起见,把当时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于若木的二哥请来,认真、坦诚地讲述了他们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其意见。为了表示尊敬,还在街上饭馆要了菜,请他吃了一顿饭。

从此以后,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共同经历着人生的风风雨雨。解放后,于若木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任政策研究室处长、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至1973年,下放到中国科学院湖南衡东草市干校劳动。在政治风暴中,陈云对于若木非常关心、呵护。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期间,于若木因写大字报揭露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开除党籍,隔离审查。陈云不避风险,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说情,最后总算保住了于若木的党籍。

1972年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听说于若木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植物园时,便让子女们周末轮流看望,带着吃的,带着钱,看看需要什么帮着买一下。快到1973年春节了,陈云把子女们找来,说春节的时候,要想办法把你们妈妈接回来,让她回家过过春节。陈云还亲自打电话给科学院有关领导,提出这个要求。当孩子们把于若木从植物园接回来的时候,陈云穿得整整齐齐地站在楼梯口等着,于若木一进来,就跟她握手,说欢迎你回家!

陈云临终前嘱咐子女们要做的事,就是照顾好他们的母亲于若木。陈云去世后,于若木深情地撰文说:“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在妻子眼里,陈云是那么纯粹;在子女眼里,父亲又是那么慈祥。陈云很爱孩子们,经常跟他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陈云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唯有长女伟力在科学院物理所就近工作。那时,陈云经常跟伟力说,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回来。他需要有家里人跟他在一起。伟力生孩子的时候,陈云千方百计照顾她,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陈云虽然对子女们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他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自己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他从来不会对孩子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来没有问过他们考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怎么样,应该达到什么水平。陈云经常教导他们要懂得怎么做人,怎样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

陈云的子女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宽松和谐、温馨融洽的家庭氛围中。

束身自重,严守规矩

陈云一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已,束身自重,从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在为自己或家人谋好处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他常告诫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陈云首先对妻子于若木有严格的要求。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市场上暂时销售了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有一年夏天,于若木买了一床称心的高价毛巾被,非常高兴。可是,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我国经济已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即日起所有高价商品都降为平价。为此,于若木有点抱怨陈云:“怎么不提前说一声。”陈云严肃地答道:“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于若木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每次要骑一个半小时,半路上饿了吃块糖,有了力气再骑。她不光骑车到香山,还骑车到十三陵水库。粉碎“四人帮”以后,于若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骑车被撞,脚面骨折,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这才把自行车给二女儿骑。

同样,陈云虽然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教他们如何看报纸、看参考,如何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大事,但从来不把党内文件拿出来说什么。

不搞特殊化,以普通的劳动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陈云家风的一大特色。陈云给家人订下 “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长女陈伟力上小学以前,陈云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她谈话。因为伟力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有点自由散漫的习惯。陈云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次子陈方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学习游泳,有一次买脚蹼,从生活管理员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陈云黄昏散步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找陈方谈话,问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陈方说工作人员那儿来的,陈云又问工作人员的钱是哪儿来的?陈方说是爸爸的工资。陈云问:“我的工资是谁给的?”孩子回答说是人民给的。陈云又问:“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陈方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 这时,陈云告诫他说:“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陈云的孙子陈小希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9岁左右。有一天,天正在下雨,工作人员在门口看见他推了车子,穿了雨衣,准备往外走,就说:“小希,现在下大雨,天气冷,是不是开车送你一下。”小希马上回过头说一句:“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不可以,有规定。”说完,扭头骑上车就走了。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家教,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和教育。后来,工作人员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车,很自觉地遵守陈云家的规矩。

陈云的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甚至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陈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陈云家的孩子。1984年6月,《中国少年报》刊登了陈云和外孙女在一起练毛笔字的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都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陈茜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陈茜的班主任老师后来很感慨地对她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朴实,看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传统。”

陈云常以这样的家教告诫自己的子女:“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要这样做。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勤俭节约,境界高尚

陈云的饮食非常简单,每顿都是粗茶淡饭,而且从不吃请、不收礼。他吃饭非常简单,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每餐必吃光喝净,不剩一粒米一口汤。有一年春节,工作人员到他吃饭的小房间,见仍然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便对他说:“过节了,加个菜吧。”陈云笑着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意思是说,现在的伙食和过去艰苦年代比,就和过节一样。给他做饭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的技术都提高不了。”陈云的要求是:只要够吃就行,不能浪费。陈云从不吃奢侈的美味。他说:“鱼翅海参是山珍海味,太贵了,吃不起呀!以前是地主吃的。”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除夕夜,当时分管接待工作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给陈云拜年。陈云正在吃饭,桌上放着两盘菜(一盘豆腐,一盘炒荷兰豆),吃得津津有味。见此情景,王书记不禁感慨:“这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年夜饭啊!”

陈云生活很简朴,生活用品非常简单,不追求个人享受。他经常提醒家人要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他喝水时能喝多少倒多少,从不随意把水倒掉。哪怕是一滴水、一粒米、一度电,他都不会浪费。他用过的旧皮箱,穿旧的衣服、鞋子,用旧的毛巾、牙刷,用过的旧台历、铅笔头等,都不会随便丢掉,按他的话说就是:“不能让它们轻易退休。”他的盥洗室水池是漏斗式的,下面放个桶,洗头时低着头,用一大瓷缸水从上面浇下去,就算喷头了。

陈云有一把整整用了60年的刮胡刀。1935年,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白区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到了上海以后,他又被派到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他上了一趟苏联的轮船,一摸自己的下巴,胡子好长,想刮一下,没刮胡刀。想下去买,又不敢下去,因为上海很多特务都认识他。最后他把钱交给一个苏联船员,请帮着买了一把刮胡刀。从1935年到1995年最后住院,这把刮胡刀整整陪伴了陈云60年。

到了晚年,陈云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常点药水,为了避免手帕擦拭引起感染,1993年大夫建议他改用消毒棉球擦泪水。陈云认为这太浪费了,要求把他用过的卫生棉球保存起来,消毒以后改作他用。过了几个月,他还是惦记着浪费的事儿,一定要计算一下,他一年用多少棉球?一共花多少钱?工作人员把用过的棉球积攒起来从中统计出:陈云一个月约用棉球250克,价值七八元,全年花费不超过百元。陈云听后,再次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棉球消毒改作他用,这才安下心来。

他日常使用的毛巾,已经破出了四个窟窿,还是不愿轻易扔掉。他常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把我的‘四穿毛巾’换掉。”直到这条毛巾实在是不能再用了,才肯替换下来,但仍嘱咐说:“别扔掉,还可以用它来打扫卫生”。

陈云从没有办过生日祝寿活动。1985年6月13日,是他80寿辰。此前,家人由于知道陈云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陈云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像,为他过了80岁生日。

他惟一一次坐进口超豪华轿车不到三分钟。1985年下半年,报纸上、街道上宣传外国产品的广告很多,以外国轿车广告为多。看到这些广告牌,陈云心里很不舒服。那段时间,党内领导同志坐进口轿车的风气盛行,而且越坐越高级,皇冠、奔驰在北京到处跑,中南海里也很多。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报纸和内参上时有披露。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

1986年1月的一天,他让秘书开一辆德国产的奔驰车过来看看。秘书开来当时最高级的奔驰500、日本皇冠和上海轿车过来。陈云看到两部洋车时,神情变得十分严肃。他直奔皇冠车,坐上去之后把车的内体都看看,感觉感觉那些座位,各处都摸一摸。然后他说:“这车好是好,我不能坐。为什么要进口这些车呢?就是摆阔气。下车!”这次惟一一次坐进口轿车,三分钟不到。他说:“国家外汇是有限的,花这么多外汇买这些高级进口轿车,就是少数人享受。老汉不坐外国车,花那么多外汇买一辆车坐着心里也不踏实,老汉就坐红旗车。”

陈云节俭朴素的事例举不胜举,因为这是他一贯的工作、生活作风。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源于他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常说:“一件商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时,看似很容易。可谁想过,它经过了多少道工序?它用了多少资源和能源?它又让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处处节约一点,这也是支援了国家建设……浪费和贪污一样都是犯罪。”

他还常对家人说:“以前人们好讲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其实我们的‘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只是我国的人口比别的国家多就是了。我国的资源就这么多,大家都要节省一点用,我们都要当‘孝子’。我们这些现代人要‘孝顺’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的后代,我们不能吃光、用光,让子孙们‘逃亡’。”

酷爱学习,孜孜以求

老一辈革命家有良好家风的并不少,但像陈云这样组织家属集体学习哲学的实在不多见。没有打扑克之风而有读书学习之风,是陈云家风中最大的特色。

陈云酷爱学习的家风在他和于若木结婚时就已显露出来。1938年春,他们在延安中组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了热闹而简单的婚礼。接连三个晚上,在明亮的麻油灯下,陈云给于若木讲党史,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形成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成为中组部干部传诵的佳话。

他们的定情之物,就是于若木在给陈云做看护工作时常在窑洞门口读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他俩在这本见证了他们爱情的书上各自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它珍藏起来。

陈云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对学习却看得很重。他虽然只上过小学,但却酷爱学习,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特别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他在部内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重点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前后坚持了5年。

陈云自己热爱学习,也要求和帮助家人学习,而且在他带动下,全家老少都对学习感兴趣。“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下放到江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定期参加工厂劳动外,主要是读书。他的几个孩子都去看过他,他跟他们谈的最多的是读书,让他们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还教他们学习方法。

有一次,他带着小女儿学《毛选》,一边读,一边讲。讲着讲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秧歌。他说:“你看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学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把学习搞扎实,如果进得太快,就不能真正地学懂。”

陈云帮孩子分析说,你开始读马克思著作读不进去的时候,我们换成了《毛泽东选集》,就是因为毛泽东著作写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比较容易懂,而且你多少有一点知识。他说,毛泽东在教学方法上始终贯穿着辩证法。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对过去的事情,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结论,但是对未来的事情怎么分析怎么看,就要用哲学思想来指导。他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泽东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我们这些老干部感谢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尊重毛主席,根子也在这儿。

“文革”中,陈云给次女陈伟华写了两封信。在这两封信中,他都谈到了学哲学的问题。第一封信是陈云收到伟华的信后的回信。1970年12月8日,伟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写了回信。陈云在信中要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同时提出要她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为了使她能理解马列著作,还要求伟华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陈云在信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

第二封信是陈云于1973年8月从北京的家中寄给在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华的。他在信上告诉女儿,已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她的母亲和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并希望伟华也参加。首先学的著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星期天用上午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陈云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她,先通看一遍,然后再看哪几页。对哪几页,必须细读。凡遇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当时陈云已近古稀之年,学习兴趣丝毫不减当年,而且竟然要在家里组织学习小组。可见,学习哲学确实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陈云热心组织家庭学习小组,他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形成一种学习风气,更长远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培养出自学的能力,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能力。

他传授的学习经验之一就是要多听反面意见,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时,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听不到很着急,有时自己批驳自己。他说只有经常用反对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有真知灼见的眼光。

他同样很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尤其是学习哲学,常以出题考试、答对有奖、允许查书请教的方式来督促他们。他说:“学好哲学对工作、生活都是很有用的。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要考虑进去,这样才会少犯错误。” 工作人员很尊重陈云提出的意见,他们组织起来,制订学习计划,交流学习心得,营造了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氛围。

有一年,陈云在上海休养。来了一位新的工作人员,见面后,陈云笑着对他说:“欢迎你,首先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家里工作人员很多,你很年轻,要管理好工作人员,做他们的表率。要带领大家多学习,特别要学好哲学,讲辩证法。这不仅对工作和生活有益,而且可以终身受用。”简单的几句话,很快就消除了工作人员的紧张情绪。事后,工作人员买了一些哲学书籍和笔记本,制定了学习计划,采取自学为主与集中讨论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边学习边做笔记,边读书边进行讨论。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习,大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陈云在练毛笔字时多次写这样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有一次,他仔细端详完这幅字后,余兴未了,用手挠着头,若有所思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是我在延安的时候,研究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和电报之后得来的体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字诀,陈云说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他去世后,这十五字诀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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