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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清华图书馆

何玉

2017年11月02日15:29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抗战烽火中的清华图书馆

  在西南联大的8年间,清华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图书馆保持了一种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合作的关系。近些年,随着一批珍贵史料的出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1935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那个周末整整两天,图书馆职员都不能休息,加班加点包装图书,直到1935年11月28日晚,“送走三百五十二箱书籍”。

  为什么清华大学图书馆早在1935年就“未雨绸缪”,秘密策划装箱南运呢?这不得不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学生们发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种局势下,清华大学的校领导颇具先见之明,开始着手进行南迁准备,而清华图书馆随之也走上了漫漫的南下之途。

  参与此项工作的清华图书馆同事马文珍曾经写了一首诗《挽歌词:佩弦先生千古》,深情缅怀了当年朱自清主持装箱工作时的情形:

  图书馆里的灯火辉煌照耀,千万卷藏书都在发抖。

  它们从钢铁的架子,樟木的架子,往四处走;

  走进人的怀抱,走上大理石的阶,走下楼。

  箱子的搬动声,钉锤的响,汽车的喘息,北风在窗外吼。

  这是文学院的书箱,这是法学院的;理工的,那边有。

  你背着手走来了,是那么严肃而忧愁。

  这是善本,这是图谱,多加一层油纸,卫生球够不够?

  客厅里有点心,有茶水,去抽一枝(支)烟罢,别忙坏喽。

  走啊,走啊,北平,武汉,重庆,昆明;

  爬山,漂水,躲过炮火和炸弹,走;

  走啊,昆明,长沙,上海,天津,

  又走上大理石的阶,走进楼。

  朱先生,你回来罢。

  这首诗主要回顾的是朱自清生前的足迹,部分也涉及到了这批书后来颠沛流离的命运。这些珍贵的书刊和仪器设备一起,共计400余箱,内有清华图书馆珍贵的古籍图书,包括馆藏全部宋元版书,以及明清两代的众多古籍,共计6660种,9692函,共12764册,是当时馆藏古籍的精华。1935年11月,这批南运的图书资料从清华园火车站装上火车,秘密南运。

  “万卷庋藏付一狙”

  七七事变数日后,平津交通断绝。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图书馆的职员有一半都在休假中,很难联系上。由于时局未定,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清华图书馆进行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期间,图书馆员将本馆及各系预装的图书仪器50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复谋续运。

  1937年8月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强占校舍,公物不能带出,多次交涉无效。当时馆中所藏中西文图书、期刊,与杨氏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的图书,不下数十万册,只能忍痛割舍。幸好在1935年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方志,及各系需用书籍400余箱,运存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连同此次运出的图书,共约500箱。

  本校运出的图书刚开始保存在汉口,后来移至重庆。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关于图书馆职员唐贯方守护图书的动人故事。唐贯方是留美幼童、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的后人。抗战初期,南下省亲的唐贯方接到学校通知,去汉口将清华秘密运出的一批古籍善本和贵重仪器西运至重庆,而北京的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却无暇顾及。“谁知船到宜昌,正赶上被史家称为东方的‘敦刻而(尔)克大撤退’。唐贯方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400箱古籍善本。3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历时十多天,成功地将图书运抵重庆北碚安置。”

  当年所有图书仪器的箱件分为A、B、C三个房间存放,共计445箱(包括仪器)。除1938年与1939年分两批南运昆明图书仪器之外,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存书籍的297箱图书顿时淹没在火海中。由于抢救不力,焚余之后北碚仅存西文图书307册,中文图书4477册。1942年,图书部主任潘光旦重访北碚时,不禁慨叹:“万卷庋藏付一狙,那堪重访劫灰余?龙漦千岁中原有,安问虾夷不识书?”

  笳吹弦诵在山城

  1937年9月初,清华大学在长沙美教会圣经学校设立办事处,清华办事处下设校长办公室(秘书为傅任敢),教务处(教务长为潘光旦),教务处下设注册部、图书部、体育部和秘书处。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后,清华图书部在昆明的才盛巷清华办事处办公,图书部职员的主要工作是收受及清理北平转来的图书期刊。不久,西南联大成立,清华办事处搬至西苍坡办公,清华图书部也在此处办公。

  抗战期间,吃饭问题都已经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虽然经费短缺,但是清华购到新书的册数,也并不比其他学校少。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图书部所缺少的,仅仅是不设阅览部而已。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斗室两间、职员3人,馆舍狭隘,稍有书来,便觉拥挤不堪。

  职员人手不足,工作进度很容易受到影响。到处是战火硝烟,每天都要跑警报,最紧张时,一天需要跑五六次警报。1940年10月13日,日机27架轰炸昆明,师院(昆华中学)北院男生宿舍全毁,当时处于西苍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被炸,工友两人被炸死,图书馆职员唐贯方、马文珍幸免于难。马文珍后来赋诗一首,讲出自己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心声:“余火硝烟绕翠湖,后方前线两模糊。一片残阳红似火,坚守空楼整理书。”

  随着清华图书部在北平时所订的国外图书期刊陆续运到,开辟阅览室的时机成熟。图书馆职员唐贯方的儿子唐绍明回忆道:“进入大普吉研究所的大门,向右拐,贴着墙有一面房子就是图书馆。房间很大,里面摆满书架和书刊,只在进门处留下一小片空间,摆着茶几和几张沙发,供阅读者休息,整个像是开架阅览室。”

  抗战期间,清华图书部借给西南联大图书馆及各系图书计5661册,期刊984册,借给各研究院图书225册,期刊184册,共计不下7000余册。其余1万余册留存馆内,供人阅览。另外,在昆明订购西文书4000余种,西文期刊300余种,中文书亦随时增补。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清华办事处被炸,清华图书部迁到了昆明郊外的大普吉镇,继续开展工作。至复校前,西文新书登录3867册,中文961册。

  1937~1946年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虽然并无数据显示,有多少西南联大的师生阅读和使用了清华图书部的书刊,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如此困苦的局面,联大教师朝夕心系教学与科研、潜心钻研、著书立说,同学们安贫乐道,救国不忘读书,乃至产生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是离不开清华图书馆人的辛勤付出的。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员)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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