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清华图书馆

　　在西南联大的8年间，清华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图书馆保持了一种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合作的关系。近些年，随着一批珍贵史料的出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1935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那个周末整整两天，图书馆职员都不能休息，加班加点包装图书，直到1935年11月28日晚，“送走三百五十二箱书籍”。

　　为什么清华大学图书馆早在1935年就“未雨绸缪”，秘密策划装箱南运呢？这不得不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学生们发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种局势下，清华大学的校领导颇具先见之明，开始着手进行南迁准备，而清华图书馆随之也走上了漫漫的南下之途。

　　参与此项工作的清华图书馆同事马文珍曾经写了一首诗《挽歌词：佩弦先生千古》，深情缅怀了当年朱自清主持装箱工作时的情形：

　　图书馆里的灯火辉煌照耀，千万卷藏书都在发抖。

　　它们从钢铁的架子，樟木的架子，往四处走；

　　走进人的怀抱，走上大理石的阶，走下楼。

　　箱子的搬动声，钉锤的响，汽车的喘息，北风在窗外吼。

　　这是文学院的书箱，这是法学院的；理工的，那边有。

　　你背着手走来了，是那么严肃而忧愁。

　　这是善本，这是图谱，多加一层油纸，卫生球够不够？

　　客厅里有点心，有茶水，去抽一枝（支）烟罢，别忙坏喽。

　　走啊，走啊，北平，武汉，重庆，昆明；

　　爬山，漂水，躲过炮火和炸弹，走；

　　走啊，昆明，长沙，上海，天津，

　　又走上大理石的阶，走进楼。

　　朱先生，你回来罢。

　　这首诗主要回顾的是朱自清生前的足迹，部分也涉及到了这批书后来颠沛流离的命运。这些珍贵的书刊和仪器设备一起，共计400余箱，内有清华图书馆珍贵的古籍图书，包括馆藏全部宋元版书，以及明清两代的众多古籍，共计6660种，9692函，共12764册，是当时馆藏古籍的精华。1935年11月，这批南运的图书资料从清华园火车站装上火车，秘密南运。

　　“万卷庋藏付一狙”

　　七七事变数日后，平津交通断绝。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图书馆的职员有一半都在休假中，很难联系上。由于时局未定，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清华图书馆进行了以防万一的准备。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期间，图书馆员将本馆及各系预装的图书仪器50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复谋续运。

　　1937年8月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强占校舍，公物不能带出，多次交涉无效。当时馆中所藏中西文图书、期刊，与杨氏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的图书，不下数十万册，只能忍痛割舍。幸好在1935年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方志，及各系需用书籍400余箱，运存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连同此次运出的图书，共约500箱。

　　本校运出的图书刚开始保存在汉口，后来移至重庆。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关于图书馆职员唐贯方守护图书的动人故事。唐贯方是留美幼童、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的后人。抗战初期，南下省亲的唐贯方接到学校通知，去汉口将清华秘密运出的一批古籍善本和贵重仪器西运至重庆，而北京的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却无暇顾及。“谁知船到宜昌，正赶上被史家称为东方的‘敦刻而（尔）克大撤退’。唐贯方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400箱古籍善本。3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历时十多天，成功地将图书运抵重庆北碚安置。”

　　当年所有图书仪器的箱件分为A、B、C三个房间存放，共计445箱（包括仪器）。除1938年与1939年分两批南运昆明图书仪器之外，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存书籍的297箱图书顿时淹没在火海中。由于抢救不力，焚余之后北碚仅存西文图书307册，中文图书4477册。1942年，图书部主任潘光旦重访北碚时，不禁慨叹：“万卷庋藏付一狙，那堪重访劫灰余？龙漦千岁中原有，安问虾夷不识书？”

　　笳吹弦诵在山城

　　1937年9月初，清华大学在长沙美教会圣经学校设立办事处，清华办事处下设校长办公室（秘书为傅任敢），教务处（教务长为潘光旦），教务处下设注册部、图书部、体育部和秘书处。

　　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后，清华图书部在昆明的才盛巷清华办事处办公，图书部职员的主要工作是收受及清理北平转来的图书期刊。不久，西南联大成立，清华办事处搬至西苍坡办公，清华图书部也在此处办公。

　　抗战期间，吃饭问题都已经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虽然经费短缺，但是清华购到新书的册数，也并不比其他学校少。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图书部所缺少的，仅仅是不设阅览部而已。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斗室两间、职员3人，馆舍狭隘，稍有书来，便觉拥挤不堪。

　　职员人手不足，工作进度很容易受到影响。到处是战火硝烟，每天都要跑警报，最紧张时，一天需要跑五六次警报。1940年10月13日，日机27架轰炸昆明，师院（昆华中学）北院男生宿舍全毁，当时处于西苍坡的清华大学办事处被炸，工友两人被炸死，图书馆职员唐贯方、马文珍幸免于难。马文珍后来赋诗一首，讲出自己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心声：“余火硝烟绕翠湖，后方前线两模糊。一片残阳红似火，坚守空楼整理书。”

　　随着清华图书部在北平时所订的国外图书期刊陆续运到，开辟阅览室的时机成熟。图书馆职员唐贯方的儿子唐绍明回忆道：“进入大普吉研究所的大门，向右拐，贴着墙有一面房子就是图书馆。房间很大，里面摆满书架和书刊，只在进门处留下一小片空间，摆着茶几和几张沙发，供阅读者休息，整个像是开架阅览室。”

　　抗战期间，清华图书部借给西南联大图书馆及各系图书计5661册，期刊984册，借给各研究院图书225册，期刊184册，共计不下7000余册。其余1万余册留存馆内，供人阅览。另外，在昆明订购西文书4000余种，西文期刊300余种，中文书亦随时增补。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清华办事处被炸，清华图书部迁到了昆明郊外的大普吉镇，继续开展工作。至复校前，西文新书登录3867册，中文961册。

　　1937~1946年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虽然并无数据显示，有多少西南联大的师生阅读和使用了清华图书部的书刊，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如此困苦的局面，联大教师朝夕心系教学与科研、潜心钻研、著书立说，同学们安贫乐道，救国不忘读书，乃至产生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是离不开清华图书馆人的辛勤付出的。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