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难忘的“临大”岁月

　　“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1937年9月3日，日军进驻了北京大学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三校南迁长沙的决议：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筹备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分别负责总务、教务、建筑设备工作。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自述《西潮》中称：“临大”在抗日炮火中诞生，目的是使各校学生不致战时失学，从而维系国家的教育命脉；其归乡诀别家父的留言即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据北大长沙办事处公函规定：本校学生自10月18日至24日间报到，25日起开学注册选课，并于11月1日正式上课；逾一星期未到者，则不再保留入学资格。经“临大”筹备委员会研究，合并后的三校拟设立四个学院，除了工学院为清华独有外，其他三院均由一校推举一人：文学院院长由北大的胡适出任（未到前由冯友兰接任），理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吴有训担任，法商学院院长由南开的陈序经接手。

　　北大教授魏建功的一首感慨赋诗，诠释了师生由京赴湘的磨难坎坷：“居危入乱皆非计，别妇离儿此独行。欢乐来时能有几，艰难去路怖无名。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只日一收京。”

　　为统计来湘报到的生源，各校学生的学号分别使用“P”“T”“N”代表北大、清华、南开。至11月20日，三校教师抵达者计148人，其中北大55人；学生报到者共1450人，其中北大369人，包括文学院139人，理学院110人，法商学院120人。

　　在长沙的湘江东岸，国民政府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商定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为校址。主体是钢筋水泥的四层大楼，其中一楼用于学校办公，二楼、三楼、四楼用做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的教室。囿于校舍不敷分配，原拟设于长沙的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迁往衡山，由北大与清华联合建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

　　“山、海、云”的完美融合

　　在教学方面，尽管三校完成了组合任务，但仍保持着各自系统的独立性。起初，教育界方面曾怀疑“临大”成立后的持续性问题。据陈序经回忆称：“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者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题上的分配，以及其他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况且，三校的学风亦各有特色，例如北大的“宽容如海”，既不同于清华的“智慧如云”，同时区别于南开的“稳定如山”。然而，这种疑虑迅即消逝，不仅“临大”在组织机构方面“三校合一”，而且学术精神方面也实现了“山、海、云”的完美融合。

　　冯友兰回忆这段时光：“我们在南岳的时间虽然不过三个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的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另一位北大学生谈及称：“那时师生热烈的交流气氛，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这比在北平的一个学期收获还大。”

　　由于圣经学校无法容纳学生住宿，故三校租用长沙德涵女校旧址为女生宿舍，原清军驻湘第四十九标营房为男生宿舍。只是，“临大”的学生住宿条件相当简陋且拥挤，秋冬雨季，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真有‘行不得也哥哥’之苦”。据就读学生汤衍瑞回忆：“长沙出产的菲菲伞是很有名的。遇到雨天，同学们为防雨起见，在睡觉以前先在被窝上盖好油布，再在枕头上张开一把菲菲伞，倒也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尽管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视察宿舍时见此“落汤鸡”场景，不免黯然神伤，但眼前的困难种种，终究打不倒师生们的乐观情绪。

　　爱国激情促使“临大”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9月下旬，北大地下党支部率先在“临大”中建立，由吴磊任书记，计有7人。12月13日，“临大”党支部组织在校学生1067人举行誓师大会，痛斥南京大屠杀的暴行；随后，又动员了40余人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并出演阳翰笙的话剧《前夜》，慰劳前线抗日部队。这些志愿活动，无不沿袭了北大在五四运动以及一二·九运动中的光荣传统。

　　“临大”迁往昆明

　　“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衡山湘水，又成离别。”1938年1月19日，国民政府作出了将“临大”迁往昆明的指示。至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结束了历史使命，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教授胡适阐述了这场三校师生的“长征”在教育史上的独特意义：“临大迁昆明，当时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仅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回溯历史往事，衡山湘水岁月中的“北大”与“临大”，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他们热血沸腾、不畏艰苦的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